1947年4月28日中午，一個40多歲的日本中年男人，在東京赤坂路的一家魚丸店耍起了酒瘋，他醉醺醺地了來要魚丸錢的老闆一巴掌後，就與老闆扭打在了一起，一邊打還一邊叫囂：
「老子當年在中國參戰，一天殺掉了一百多個中國人。吃碗魚丸還敢要錢，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各個版本的翻譯大同小異，關鍵信息就是——他曾在中國一天殺了100多個中國人！
他的醉話立即引起了眾人的注意。他無疑是一名侵華老兵，而且曾犯下不可饒恕的罪孽。
此時，正是日本戰敗投降後的第二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暗潮洶湧，對日本戰犯的追蹤、審判和取證，比想像中的艱難得多。
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正巧經過的國際憲兵隊聽到吵鬧聲後，直覺告訴他們此時並不尋常，果然通過翻譯後，憲兵隊果斷沖入小店，把這個醉漢按倒並用繩子捆了起來，直接送到國際法庭調查科。
調查科科長理察·沃森，經驗豐富且手段了得，當即對醉漢進行突擊審問，結果令他大吃一驚——此人真是他追捕已久的「百人斬」殺人兇手之一，田中軍吉。
【一】
突破口——田中軍吉現身
醉漢酒勁未過，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依然在大吹特吹自己殺人的「豐功偉績」，自述中提到了中國南京。
理察·沃森曾經仔細研究過《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12月的一篇名為《百人斬超級錄》的新聞報導。
根據文中信息，他率領國際憲兵隊追查了兩個殺人狂魔曾經服役的部隊「富山大隊」，還有日本投降後的戰俘名單，根據收集到的兩人入伍時的家庭住址，再找到兩人的家鄉，可惜一無所獲。
向井敏明老家，日本山口縣玖珂郡神代村，村長說：「好多年沒見過他，也許早已死在外面了。「
野田毅在鹿兒島的老家房屋早已坍塌成一片廢墟，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就在調查陷入僵局時，這個自稱「一天殺了100多個中國人」的日本侵華老兵卻自己送上了門。
不過，他並不是「百人斬」中提到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中的任何一個，而是田中軍吉。
於是，就有了理察·沃森和田中軍吉的這段對話：
理察故意說：「當年『百人斬』比賽只有兩個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可沒聽說過你啊。」
田中軍吉暴怒道：「野田毅見到老子就像老鼠見了貓！我才是真正的『百人斬』！」
理察說：「野田毅早就死在了菲律賓，你當然想怎麼說怎麼說了！」
田中軍吉說：「他沒死！我半年前還見過他！他在鹿兒島！」
這可真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百人斬」慘案的主謀終於有下落了，盟軍總部陷入僵局的調查工作終於有了突破口，而且還比預計中的多牽扯出一個罪大惡極的兇手。
【二】
意外的罪證——《百人斬超級錄》
歷史需要銘記，罪惡需要懲罰，這就是發明文字的意義。
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許多當年侵華日軍的官方罪證，都要歸功於高文斌等人。
高文彬全程參與了「1946-1948東京審判」，他說：
"我這一生做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一件是二戰後參加東京審判，另一件是參與編纂《英美法大詞典》。"
1946年5月15日，有著英美法學基礎的高文斌等一行五人飛往東京。
高文斌作為特聘的翻譯，他的主要工作是將中國政府提供的大量的書面證據進行英文轉換，而後才能在法庭上展示。
高文斌等五人通宵達旦地工作了4個月，完成了翻譯任務之後，並沒有回國，而是繼續整理審判結果，並在日本收集日本侵華的各種證據。
當時的取證工作並不容易，有一種說法廣泛流傳，有日本歷史學者考證，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到盟軍進駐東京前來受降的中間，曾有兩個星期的空檔期，正是趁著這個時間差，日本陸軍省徹底銷毀了有關「二戰」的機密文件。
當時，時任中國檢察官秘書的高文斌，背負著全國人民的委以的重任，另闢蹊徑，一有空就到國際監察處的檔案室查閱日本官方檔案、媒體報導等各種他所能找到的資料。
終於，1947年的某一天，高文斌在1937年12月的《東京日日新聞》上發現了不同尋常的一篇報導——《百人斬超記錄》。
報頭：《東京日日新聞》
刊發時間：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1937年12月13日，正是南京淪陷當日，也是日軍開始製造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的起始時間。
新聞標題：百人斬超紀錄，向井 106－105 野田，兩少尉延長戰
照片內容：這張照片被安排在正版報紙的中間醒目處，兩個侵華日軍士兵身穿昭五日式軍裝，並肩而立，手持軍刀，面帶猙獰笑容，標準的炫耀姿勢。
報導內容：12月10日中午，在紫金山攻略戰中，向井敏明、野田毅兩少尉的對戰成績為106對105，難分伯仲，他們手握刀刃殘缺不全的日本刀見面了，相約在延長賽中繼續對決，看誰先斬殺到150人。——語氣極其輕鬆，漠視生命，完全違背新聞報告的原則。
報導署名：1937年12月12日淺海、鈴木兩個特派員從南京紫金山麓發回的報導。
拍攝地點：中國常州
即使見過了太多的日本侵華罪證，高文彬仍然為眼前的這一篇報導所震驚，當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像被牲口一樣被屠殺時，心如刀絞。
但是，更令人心痛的是，當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舉證程序已經結束，高文斌沒有辦法把這一份重要的證據呈送上去。
而且，由於各種歷史原因，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軍銜職級太低了（百人斬發生時他們僅為少尉），根本沒有資格上遠東軍事法庭接受審判。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很多罪大惡極的侵華日軍也因此逃脫了應有的懲罰。這不能不說是國人永遠的痛。
高文彬並沒有放棄，他把報紙複印了三份，一份留在檢察處辦公室，另兩份送到了梅汝璈（時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的手中。
梅汝璈震怒之下，又將報紙複印件寄回國內，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立即行文國民政府駐日代表團，讓他們聯繫在日本的盟軍總部，申請下令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並申請將其二人引渡回中國受審。
實際上，《東京日日新聞》的「百人斬」報導還有更多細節和後續。
11月29日，《東京日日新聞》報訊稱，日軍從無錫出發後，其中一個很快劈死了56人，另一個砍掉了25人，向井敏明吹噓自己的「關孫六」軍刀，野田毅則稱自己的寶刀是祖上傳下來的。
向井敏明對隨軍記者吹噓道：
照這樣的話，用不著殺到南京，大概到了丹陽，我就會劈掉一百多個人了！你們看我這把刀，劈了五十多個，刀口才有一點點缺痕。
這就是當時殘酷的一個現實，日本人是真的把「百人斬」這樣的殺人競賽，視為武士道精神的代表。
12月13日《東京日日新聞》再度播報了後續消息：
「向井敏明殺了106人，野田毅殺了105人，但是誰先殺到100人，卻是一個謎題。兩位勇士一起哈哈大笑。」
《東京日日新聞》將兩個毫無人性的「屠夫」，比作「阿修羅」（佛教傳說中善戰的修羅王），並稱之為「勇壯絕倫」，「殊非語言所能形容」。
也正如世人所知，兩個畜生殺滿百人的賭注，只不過是一瓶廉價的白蘭地！
日本戰敗後，曾想出重金想買走留在中國的百人斬的「關孫六」軍刀，不過被嚴厲地拒絕了。
【三】
百人之殤——他們殺的是平民
這裡，有一個容易被人忽視，卻極其重要的細節問題。
日本媒體的大力渲染吹噓，也曾引起日本人的疑問：通常戰鬥進行到白刃斬、拼刺刀的情況很少，何況在南京大屠殺前後，日軍所到之處幾乎是壓倒式的，為作為炮兵小隊長的向井敏明，哪來的機會和中國士兵拼刺刀？還用刺刀殺了那麼多中國人？
因為，他們殺的絕大部分是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啊！
戰後，野田毅對鹿兒島縣立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六年級的學生演講：
「實際說來，在衝鋒突擊的白刃戰中，只不過砍殺了四五人而已。我們是在占領了敵軍戰壕時，對著裡面呼叫：『你，來！來！』那些支那兵……就一個跟著一個出來，走到我的面前，我把他們排列好了，然後一刀一個地砍下去……差不多都是這樣乾的」，我們的行為並沒有那麼「勇武」，「卻以『刀劈百人』而出了名。」
和野田毅、向井敏明在同一個部隊的望月五三郎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那兩人「無緣無故去屠殺毫無抵抗能力的農民」。
但是，日本媒體在進行大肆報導的時候，卻刻意忽略這個事實。
以偏概全、避重就輕，同樣也是違背新聞原則的，日本人的無恥也可見一斑，拿罪惡當勇武，也註定武士道的沒落。
既然談到武士道精神，就多說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麥克阿瑟將軍曾經毫不客氣地問日本裕仁天皇：
「日本是一個崇尚武士精神的國家，既然戰爭失敗了，你為何不以切腹自盡的方式來謝罪呢？」
裕仁天皇似乎早就料到會有人這麼問自己，因此面部改色地回答：「無能為力。」
他把戰爭的責任全部推到了他的大臣們身上，他解釋道：「其實朕一直不贊成打仗，但大臣們堅持，朕也無能為力啊！」
意識是，他是受大臣們脅迫的，而且如果他自殺身亡的話，將不利於日本的穩定。
可見，這是赤裸裸地推卸責任以及詭辯了。
實際上，日本戰敗後真正敢於並選擇「玉碎」的日本軍人並不多，而且大部分還是低級士兵，都是被戰爭洗腦了。
【四】
中國南京——正義審判終未缺席
根據田中軍吉的供詞，以及他所提供的野田毅的相貌特徵，國際法庭調查科科長理察重新讓專業畫師畫了像，隨後再次率隊去了鹿兒島。
依然很困難，回到家鄉的侵華日軍絕大多數選了隱瞞了自己的這一段過往，對於相關的事情緘口不言，
終於，經過數日的尋找和比對後，找到了一個符合各項條件的一個雜貨地攤的攤主——一個中年男人。
在被帶往東京的途中，這個中年男人一路都在大喊「冤枉」，可是田中軍吉一看到他就立馬指認道：「就是他！他就是野田毅！」
野田毅眼見無法抵賴，逃脫無望，立馬又供出了向井敏明：向井敏明正藏在山口縣的深山裡販賣山貨。
隨即，國際憲兵隊又來到山口縣的深山裡，一個樵夫看了向井敏明的畫像後說，我知道他在哪裡。
憲兵隊跟著樵夫來到了一座草屋前，抓住了正欲翻窗逃跑的向井敏明。
其實，從戰後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的「低調」行事來看，他們對於自己犯下的作孽也是心懷恐懼的，即使已經過了十年，我們中國人還是那句話：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至此，在國際憲兵隊的幫助，兩個「百人斬」惡魔，終於在十年後落網，而且還帶出了一個田中軍吉。
前兩人是針對無辜的平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殺人比賽，而後一個就是一個毫無人性的屠夫，他是南京大屠殺期間，單人屠殺中國人最多的，足有三百多人，且無法準確計數。
1947年5月19日，押送田中軍吉的「建國號」專機從東京飛抵上海，飛機降落後，他隨即便被送往了江灣戰犯管理處關押。
1947年11月6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也終於成功被引渡到中國，關押在南京小營戰犯拘留所。
1947年11月6日起，南京軍事法庭開始了對野田毅及向井敏明的審訊。
1947年12月12日，南京戰犯軍事法庭對戰犯田中軍吉進行了公審。
12月18日，南京軍事法庭在中山東路307號勵志社大禮堂（今天的江蘇省會議中心黃埔廳）對野田毅及向井敏明進行公審，同日，法庭還對田中軍吉進行宣判：
「查被告田中軍吉，在谷壽夫攻陷南京城實施屠殺時，曾攜『助廣』軍刀參與，…且在混亂斬殺中，我被俘軍民於該被告所攜『助廣』軍刀下者逾三百人，且有日本軍官山中峰太郎所編《皇軍》一書，刊登該被告之軍刀照片標載『曾殺三百人之隊長（指田中軍吉）愛刀助廣』等字樣可稽，並有該被告親自揮刀斬殺平民之照片獲案，可資印證.…依法判處死刑。」
在此期間，田中軍吉聲稱：「當時我穿的是襯衫，顯然是在夏天，可攻占南京在冬天，不能夠證明我在南京殺了300餘人。」
向井敏明還狡辯稱自己不曾到過南京，「《東京日日新聞》系虛偽登載，記者淺海專為我頌揚武力，以博日本女界之羨慕，希望能早日獲得佳偶，因此毫不足信。」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各種狡辯，胡言亂語，企圖拖延時間。
但是歷史豈容狡辯！
憤怒的律師，將大量的物證呈現於世人面前，其中有很多都是來自日方的資料，是這三個殺人惡魔自己在各種場合的證言。
1948年1月26日，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收到由蔣某人批覆的對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下達死刑的快郵代電，上面寫道：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石庭長擬國防部案呈……被告向井敏明、野田嚴（即野田毅）、田中軍吉於戰爭期間共同連續屠殺，現據審訊明確，原判依法各處死刑，核無不合，應予照准。」
1948年1月27日，南京的各大路口都張貼了大幅布告，宣告此三人將於第二天公開除以死刑。
1948年1月28日，南京萬人空巷，從市區通往雨花台刑場的路上，站滿了中國軍民。如果不是有警察維持秩序，只怕這三個人根本不能活著到達刑場。
正午12時，田中軍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綁赴南京雨花台中華門郊外執行槍決，田中軍吉這個殺人惡魔竟然嚇得嚎啕大哭當場尿了褲子。
殺人惡魔也是怕死的，據說他們被判死刑後，在等待執行死刑的一個多月里，受盡了精神折磨。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他們被執行槍決的不遠處，正是當年許多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埋骨之處。
三顆子彈，三聲槍響，結束了三人罪惡的一生。
遺憾的是，還是太便宜他們了。戰後，他們還多活了十年。
【五】
鬧劇一場——南京吳啊萍事件示警
為什麼要重提往事？我們中華民族並不是活在過去的民族。
銘記歷史，勿忘國恥，也並不是為了綿延仇恨，而是為了提醒自身。
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戰犯佛牌的「吳啊萍事件」，雖然已經塵埃落定，但依然給我們敲響了一次警鐘：思想教育任重而道遠。
我們要做的，永遠是頭腦清楚、是非明確、有大局觀的中國人。
吳啊萍為了自己的信仰，為了自己能不做「噩夢」，居然能犯天下之大不韙，將包括野田毅、田中軍吉、向井敏明等四人供奉在玄奘寺內三四年之久。
她並不是不知道這幾個人是侵華戰犯、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但是她卻極度自私地做了，置民族感情於不顧。
說到底，還是我們自己的悲哀，吳啊萍雖然有高等學歷，但卻沒有相應的德行和是非，修行再多的佛法，也是枉然。
最後的最後，不得不感嘆，歷史也是種種的巧合，這一切的源頭，竟然是東京街頭的一碗魚丸面。
據歷史記載，早在秦始皇時代，就已經有魚丸的身影，而當時的日本還是一片不毛之地呢。所以，冥冥之中，自有註定，天道輪迴，自有公道。
謹以此文，告慰在1937~1938年南京大屠殺中殞命的三十多萬的同胞！你們不會枉然送命，歷史由我們這些後代一代代銘記、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