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報，近期，北京警方在偵破一起違法犯罪案件中，將演員李某某（男，35歲）查獲，該人對多次嫖娼的違法事實供認不諱，其已被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央視新聞微博證實，李某某即李某峰。
公安部門公布了不少明星嫖娼事件，在法學界引起很多的討論，有些法學專家認為公安部門的做法不妥，於法無據；涉嫌行政違法，侵犯了明星的隱私權；不符合保護人權的理念，有違法治精神。
這種認識對錯各半，就一般民眾而言，應當嚴格保護其隱私權，即使有嫖娼的行政違法行為，也不應公諸於眾，這是上述認識正確的一面。但對公眾人物而言，其隱私就不能一概保護，公布其某些隱私事件並非一概構成侵犯其隱私權。原因在於，和一般民眾不同，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已經衰減，權利的範圍已經收窄，從而導致某種隱私行為不再落入其隱私權的保障範圍。
以李某峰嫖娼事件為例，首先，李某峰出演過很多影視劇，參與過眾多的娛樂或者商業活動，是出鏡率很高的公眾人物。由此導致與他個人身份相關的很多信息已經不再屬於隱私，其隱私權對應的內容已經衰減，不再受到保障。
其次，李某峰先後獲得過第七屆中國電視好演員獎綠組年度男演員、第七屆中國電視好演員獎、中國電視好演員優秀演員（綠組男演員）、2020抖音星動之夜年度溫暖之星、騰訊娛樂白皮書口碑價值藝人、2020 智族GQ年度人物—年度向上力量、第22屆華鼎獎10年觀眾最喜愛的影視明星獎、2012年中國校園文藝榜中榜年度最受青少年喜愛的男演員、第2屆加油好男兒全國8強、「中國婦女兒童慈善獎」榮譽稱號等獎項。
李某峰參與了眾多公益性活動，包括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主辦，騰訊網協辦的「星光愛心行動」，為北京某打工子弟學校送去文體用具等愛心禮物，還給學生上起了體育課；福建大會堂舉行的福建省「感動福建十大人物」評選頒獎盛典等。
李某峰還擔任了眾多公益性質的形象大使或者代言人，比如第三屆北京高校聯合電影節公益形象大使、中國地區「地球一小時」推廣大使、「春蕾計劃」代言人、志願項目推廣大使、全球海洋大使、檢察機關「法治進校園」形象大使、"市長助學公益基金形象大使"、四川省反電信網絡詐騙宣傳形象大使、國安宣傳大使等。
上述獎項、公益性活動或者形象大使、代言人均帶有道德正向評價因素，傳播正能量，給社會公眾傳遞李某峰個人為人正派、品德高尚等正面信息。相應的，李某峰個人品德相關的部分信息也不再屬於其個人隱私，隱私權相應的內容也已經衰減，不再受到保障。
為什麼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會衰減呢？因為成為公眾人物是其自動選擇的結果，而獲取獎項、參加公益活動和擔任形象大使、代言人是公眾人物刻意塑造自己正面形象的方式。李某峰成為公眾人物，確立並不斷強化自己的正面形象後，可以通過流量變現、擔任商業代言人、接拍商業廣告，參加商業活動，獲取大量收益。據新聞報導，李某峰年收入在千萬以上。公眾人物隱私權衰減的根本原因是其主動行使權利的結果，即犧牲自己的部分隱私權來獲取巨額收益，是一種市場交易的結果，並非法律平白無故的剝奪公眾人物的隱私權。
公眾人物隱私權衰減還有社會層面的原因。因為公眾人物一貫的正面人設形象，社會大眾對其已經產生了穩定的形象期待，而這種期待恰恰也是公眾人物犧牲隱私、形象獲益的重要因素。李某峰嫖娼事件直接導致其形象發生倒轉，對社會大眾的情感造成很大衝擊，甚至可以說傷害。如果這種時候仍然保護李某峰的完整隱私權，顯然是不符合公序良俗原則的。
關於公眾人物隱私權衰減導致其權利保障受限問題，國外國內都有案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64年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中,第一次確立了公眾人物隱私權保護受限原則，即政府公職人員因處理公務遭受可能使個人名譽受損的批評和指責,不能以誹謗罪起訴和要求金錢賠償,除非能證明這種指責具有"真正的惡意"。在「柯蒂斯出版公司訴巴茨案」中，將"真正的惡意"原則的適用範圍從公職人員擴大到公眾人物。我國對公眾人物隱私權保護受限始於2002年球星范某毅訴《東方體育日報》案，上海市靜安區法院在該案中認為，即使原告認為爭議的報導點名道姓稱其涉嫌賭球有損名譽，但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和理解。從而駁回了范某毅的訴訟請求。2012年韓某訴方某子名譽侵權案，法院亦適應相同的原則駁回了韓某的訴訟請求。
我們慣常認為，隱私權是一種消極性、防禦性權利，但這不排除隱私權的財產屬性，權利人可以對隱私權進行商業化利用。尤其是現代社會，信息傳播的便捷化導致隱私權的消極性開始弱化，積極性一面慢慢凸顯。公眾人物像行使其他權利一樣，通過主動行使隱私權，獲取商業價值。主動行使權利獲取收益後，權利會發生衰減是一個法律常識，這條規律對隱私權也是適用的。隱私權正像其他權利一樣商品化，消極性權利和積極性權利出現了趨同情況。
我國憲法規定了保障人權，民法典規定了保護隱私權，但都沒有規定隱私權衰減原則，但是，正如上文所言，權利行使後會折價衰減，而且，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隱私權的保護不能離開這兩個原則。從隱私權本身的保護宗旨出發，結合上述兩個原則，不難得出公眾人物隱私權衰減的結論。公安機關公布李某峰嫖娼行為，並沒有侵犯其隱私權。而且，李某峰多次嫖娼受到行政處罰，其並沒有提出行政複議或行政訴訟要求撤銷公安部門的處罰，這也說明其以前接受的處罰行為均已生效，沒有被撤銷，不存在公安部門過早公布處罰結果的情況。
個別學者還認為，有些國家嫖娼是合法的，因此嫖娼行為對個人品德的負面影響很小，公安機關公布公眾人物嫖娼有點大題小做了。這種觀點背後的邏輯是不成立的，其他國家嫖娼是否合法和我國對嫖娼的態度沒有必然的關係，在咱們國家，嫖娼是違法的，這是法律的明文規定。而且，嫖娼是不道德的，這是我國社會大眾的共識。討論我國嫖娼是否違法，是否不道德，都應該以我國的法律和公眾共識為基礎，拿外國嫖娼合法化來說事，是把標準混淆了，失去了討論的共同基礎，其結論也當然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