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政治家因其家庭教育和後天成長見聞限制，在政治光譜上多有不同，或左或右，或共和或君主，這並不奇怪。

施洛德本人的政治立場在外界看來肯定是偏東方為主，在他執政時期曾經多次訪華，洽談事宜。

只是出乎意料的是在1999年他第一次成為德國總理，訪問中國時，卻受到冷遇，甚至沒有與之職位匹配的國家領導人前去機場迎接他的到來。

倉促之行

1999年五月中旬，剛剛贏得總理選舉的施洛德不辭辛苦，千里迢迢搭乘專機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按理來說，德國總理來到中國，官方出於禮節，應該在機場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除此之外，還應在媒體上向大眾告知這一消息。

想當年，非洲小霸王——利比亞的卡扎菲來華時，當時的政協領導人還前往機場歡迎，以彰顯禮儀之邦的傳統。

何況是歐洲大陸上經濟實力最強的德國，更應該重視對待。

可令中外媒體都沒有想到的是，施洛德的客機落地後，機場的歡迎儀式遠不是為了德國這一級別的國家而設置的。

另外，出席歡迎儀式的領導人在職位上也要遠遠低於總理這一職務，只單單派遣了一些負責安全保衛的同志進行簡單的接待。

客機降落後，施洛德快步走出機艙，忘記了時差帶來的疲憊，率先向安保人員伸出雙手準備握手。

他絲毫沒有怪罪接待的不周之處，反而表示中國政府能夠同意他此次東方之行，就已經非常滿意，別的細枝末節他本人也並未放在心上。

事後曾向身邊的幕僚坦言：「中國政府能讓我落地，已經很感激了，哪裡敢責備他們。」

更讓中外媒體始料未及的是施洛德這次來華時間只有短短的28小時。

在施洛德落地後，就直奔北京迎賓館，和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進行短暫的會談之後就匆匆離境，坐客機返回了歐洲。

事出有因

中國絕不是自吹自擂，僅在口頭上說自己是禮儀之邦。

論語中就教導人們，有朋之遠方來，不亦說乎？這種尊重他人的待客之道已經延綿兩千多年，深入到華夏之孫的血肉肌膚，民間也常有「上門都是客，不打笑臉人」的說法。

在古代的唐朝時期，波斯王子就曾因為亡國的緣故遠遁長安，唐朝皇帝雖未允諾幫助其復國要求，卻仍然在朝堂委以重任。

這種風氣在新中國也得到繼承，即對西哈努克親王也是禮敬有加。

至於如此對待萬里來訪的德國總理施洛德完全是事出有因，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自然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這件事就是以北約為首的轟炸中國在南聯盟的使館。

1999年5月7日晚上，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上空，照例響起了空襲警報。

因為長時間的轟炸，大使館停電再正常不過了，所幸大使館內配備的有發電機，當時大使館內的工作人員大多都在半地下室的俱樂部里休息。

深夜23點15分，使館人員完成日常工作後，為了節省發電所需的柴油，不得已關閉了發電機，霎時間俱樂部陷入一片黑暗。

有人提議，說今天恰好是周末，大家多玩一會兒。

當時中國駐南聯盟大使潘占林，低頭看了一下表，接著說：「一個多月，大家因為轟炸都睡不好覺，白天工作也是非常緊張，今天就早點睡去，免得身體出了毛病。」

眾人一聽，只好散去，各回各室。

大約半小時之後，5顆炸彈相繼擊中大使館。

其中，第四顆炸彈不偏不倚地落入俱樂部，先前的三顆炸彈已經將俱樂部的上空炸出了一個大大的口子。

一瞬間，大廳被炸得面目全非。

大部分人聽到炸彈爆炸的巨大響聲，就急忙逃了出來。

只是邵雲環、許杏虎、朱穎三人被炸彈爆炸後的彈片擊中，不幸遇難。

其中邵雲環是新華社記者，許杏虎和朱穎則供職於《光明日報》，並且兩人還是新婚夫妻，領取結婚證才不過一年。

在轟炸的前一天，許杏虎還在隨行日記中寫道：八國集團今天的會議及通過的七點計劃說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的立場有所鬆動。但我並不樂觀，因為這同時意味著北約在為進一步侵略尋找藉口。

許杏虎的猜測還是低估了北約的手段，他當時或許還不知道自己正在經受一場無妄之災。

5月12日上午，邵雲環、許杏虎和朱穎三人的骨灰、6名重傷人員以及部分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返回北京。

兩天後，犧牲的三名記者被授予革命烈士的稱號。

而罪魁禍首就是美國政府和西方國家，其中德國也位列其中，而且當時的德國政府就是以施洛德為首的社民黨和綠黨聯合政府。

不過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這件事，施洛德並不知曉，完全是美國自作主張採取的行動。

德國加入轟炸南聯盟的原因

德國本是二戰戰敗國，在法律和道義層面並不能向外進行軍事行動。

只是美國在冷戰時期為了制衡蘇聯，在西歐建立了北約軍事組織，德國才有機會在北約的旗號下發展軍事力量，壯大軍工產業，企圖恢復與其經濟勢力應匹配的政治地位。

這是每一個大國都想幹的事情，不僅是在歐洲，在亞洲也有日本這個例子做參考。

最近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體系就有所鬆動，印度、德國、日本都想積極謀求更高的政治地位，意圖在全世界增大自身的話語權，成為地區的話事人，只是德國早就開始行動。

施洛德領導的社民黨和綠黨聯合政府擊敗科爾的三黨聯盟，贏得大選。

上台之後，施洛德就一改前任政府的外交政策，代替的是有鮮明自身特色的，時人稱之為「用保持外交政策的連續性」來撫慰鄰國和歐洲。

即爭取德國重新成為世界大國，在科索沃戰爭、北約新戰略、反對恐怖主義等問題的處理上，皆積極參與其中。

尤其是在轟炸南聯盟這一問題上，施洛德政府摒棄二戰後的德國一直奉行的「自我約束」政策，參加空襲行動。

開創了德國在二戰以後，首次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對一個獨立主權國家採取軍事行動的先例。

戰爭爆發後，德國一方面樂於派兵參戰，另一面又投身力量於各方斡旋，爭取通過政治外交途徑解決爭端。

既想當惡人，又想當善人，妥妥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

這種二重政策，是在多方面的考慮之下做出的決定，首先是維護和美國的同盟關係，避免在西歐陷入孤立，這是德國歷屆政府都不願看到的。

其次為了履行社民黨和綠黨自身對人權理念的標榜，想要成為常任理事國就必須在全世界豎起人權這杆大旗，贏得全世界人民的認同。

所以不敢和美國走得太近，當然來自反對黨的壓力也是其中一個因素，這裡不去細談。

來華真實目的

雖然施洛德領導下的德國政府在轟炸大使館上並不是直接參與者，但是既然德國同屬北約成員，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以說他在這一問題上難辭其咎。

自然而然，中國政府必須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現自己反對侵略、反對單方面對某一主權國家採取軍事行動的態度。

不去機場安排大規模接待人員就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何況施洛德來華訪問除了在外交做出道歉的姿態以外，還有一層經濟上的考量。

施洛德的前任科爾是戰後德國任期最長的總理，在他的治理下，德國完成了統一德國的大業，被德國人稱為「統一總理」。

在歐洲，科爾長期致力於建立「德法軸心」，推動歐洲聯合，贏得了「歐洲統一大廈設計師」的美譽。

過度重視政治和外交領域，使得科爾政府在執政後期，德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苛症。

工人失業，中小公司破產和國家債務方面都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國際競爭力不斷下降。

政府開支處於歐洲國家前列，聯邦政府的社會福利，稅制改革計劃，總是面向低收入階層，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極右政治團體不斷湧現，和現在歐洲頗有些相似之處。

總之，在當時德國人眼中，科爾年紀已過古稀，改革勁頭早已消失殆盡，人民紛紛將選票投給了社民黨領袖施洛德。

施洛德本人心裡跟個明鏡似的，自己的總理寶座是如何得到的，所以全面推翻科爾的經濟政策，轉而主打經濟牌，把建立經濟增長與社會保障相結合的新模式作為主要目標。

於是施洛德將目光瞄向了東方的中國。

五月的第一次為期一天的訪問，施洛德總理在訪問中態度積極，首先代表德國和北約對中國使館被炸事件向中國表示「無條件道歉」。

此外，在科索沃危機應該交由聯合國達成共識。

時隔不到半年，施洛德在11月1日再次來到中國，強調德國政府毫無保留地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雙方還簽訂了寧、滬石化等多項目合作。

由於改革開放初具成效，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在經濟學家成為共識，施洛德當然不可能放棄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主動和中國合作。

一方面是為了向外消化過剩的工業產能，解決國內就業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籠絡德國資本家，找好下一個投資地點。

1999年，德國和中國的雙邊貿易額較前一年增長14%，2001年，兩國的貿易額突破300億美元。

2002年，中德的貿易額約占中國同歐盟15國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超過英、法兩國對華貿易的總和。

截至2002年，德國已經在中國參與了2700多個投資項目，德國成為中國在歐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因為在任期間，施洛德改善了德國經濟，在2002年9月22日舉行的聯邦選舉中，社民黨再次贏得勝利，也為施洛德贏得了又一個四年的任期。

2004年12月8日，施洛德這次來到中國東北，並在長春舉行了東北三省與德國經貿合作座談會。

東北之行是德國在汽車領域為了同日本豐田競爭的重要一環。

雖然德國車的機械性能和關鍵配件環節在全世界難有敵手，然而在電子配件方面卻處於下風。於是主動同中國一汽集團合作，pq35平台就是合作的碩果。

除了汽車，德國西門子集團和深圳的華為科技公司就為開發、生產和銷售TD-SCDMA技術簽署了諒解備忘錄，這才幫助華為成為在通訊領域的龍頭公司。

另外，上海建造的世界上第一條商業用途的磁懸浮列車也有德國西門子公司和蒂森-克虜伯公司參與的影子。

在施洛德任期里，中德關係上了一個新台階，這和施洛德個人的政治理念分不開。其人信奉現實主義，比較務實，不太注重意識形態方面的競爭。

他想要以發展壯大德國經濟為前提，擺脫二戰帶給德國的政治束縛，每一個經濟實力強盛的國家都不甘心於成為政治上的「矮子」。

讓德國重回腓特烈大帝時期的榮光，成為歐洲霸主乃至於世界霸主，這或許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參考資料：

《德國的發展走向及其對華關係》 劉作啟

《施洛德東北之行與中德經貿合作》 蕭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