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新啟動，「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工程的開展，二里頭遺址經過六十年的不間斷考古發掘，二里頭遺址的歷史身份與地位被不斷提升，二里頭考古遺址所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儼然已經成為夏文化的代名詞，時至今日，似乎二里頭遺址已經實證為夏朝中晚期都城遺存已成為學界的普遍共識。在學界，談夏文化必談二里頭文化，談夏王朝必談二里頭遺址，已蔚然成風；中國百年的考古發現，對研究夏王朝的貢獻，離開了二里頭遺址以及二里頭文化，亦然再無建樹。
為了提升二里頭遺址以及二里頭文化的地位與價值，解決中華文明形成的根本問題，近年來考古學界圍繞二里頭遺址，先後創立了多種認知新模式：「關於中國文明形成過程，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有過多種認知模式。僅20世紀後半葉以來，就有「中原中心說」（如夏鼐、安志敏等，盛行於1950～1970年代）、「滿天星斗說」（蘇秉琦，1970年代以來）、「中國相互作用圈說」（張光直，1980年代以來）、以中原為中心的「重瓣花朵說」或「多元一體說」（嚴文明，1980年代以來）、「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說」（趙輝，2000年以來）、「新中原中心說」（張學海，2002年）等等」（許宏）。
歷史真相只有一個，暫且不論這些認知新模式是否能反映中華文明起源的客觀規律，僅僅這些五花八門新認知新模式之間的對立與矛盾，這些神仙打架式的新理論，就讓中國的歷史與考古學者暈頭轉向、如墜雲霧、不知所云；更不要說以這些新理論為依據，促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與夏文化研究工程的深入開展，並最終根本解決中華文明起源的歷史問題。在此情況下，固有思維與固有觀念，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已經成為阻礙中華文明探源與夏文化研究工作正常開展的緊箍咒與魔咒。這些考古地層器物類型區域學說，對中華文明探源與夏文化研究毫無益處，只是一種畫餅充飢式的個人臆想，其區別僅是誰比阿Q畫的更圓。
雖然二里頭遺址經過六十多年的考古，傾中國考古的舉國之力，發現了一些體現當時權力與財富象徵的牙璋、綠松石龍形玉器、綠松石銅牌飾、青銅爵、銅鈴等高等級器物，彰顯了二里頭遺址一定的考古學地位與歷史價值。但是，因此二里頭遺址被眾多考古學家吹捧為 「夏朝中晚期都城遺存已成為學界的普遍共識」，不免給人一種三人成虎的牽強與趨炎附會。事實上，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現，不僅不能實證其「夏朝中晚期都城遺存」，甚至不能證實其與夏文化的必然聯繫。而且從出土器物來看，二里頭遺址更趨近於夏王朝時期的一個附屬方國；從歷史記載來看，二里頭遺址所屬氏族部落更趨同於商湯勢力集團下的一個跟班小弟，才使得二里頭遺址能夠保證延續考古學上二里頭一、二、三、四期的穩定過度與發展。
二里頭遺址雖然是徐旭生在踏查夏王朝的考古調查中所發現，但徐旭生本人根據二里頭的陶器類型年代特徵，將其定義為商代文化遺址。但因二里頭遺址存續年代為公元前1750-1550年，橫跨夏商王朝時期，因此，二里頭遺址是屬於夏王朝還是商王朝？長期以來都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話題，至今尚無定論。1978年在一次考古學術會議上，鄒衡以其在考古領域的影響力，力排眾議將二里頭遺址考古學上的一、二、三、四期全部定義在夏王朝時期，二里頭遺址也因此成為中國夏文化研究的標誌考古遺址，左右著中國學術界夏文化研究的方向。即使鄒衡早已作古，二里頭遺址又經歷了四十多年的考古研究，二里頭遺址的夏商屬性仍是未解之謎。以致一位考古學人在感嘆對考古職業選擇時感嘆：「喜歡田野、喜歡考古學的人，不可能不對遺址背後的歷史動心。先不管通過考古學得到的答案客觀不客觀，要通過考古學追尋遺址的歷史，本身就是極為漫長的過程。二里頭的工作已經進行了六十年，才只發掘了這么小一部分，當年參加夏商論戰的前輩已逐漸凋零，但夏到底是什麼，我們得到答案了嗎？人生又有幾個六十年，可以等待一個問題的答案。不僅鄒先生那代人等不到，很可能許宏老師這代人也等不到，我們這代人、你們這代人，能不能等到？如果傾盡一生時間，也等不到一個答案，能不能接受這份遺憾？」
在此歷史背景下，即使考古界把夏文化研究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研究上，特別是經過六十多年持續的二里頭考古，尚無任何考古發現實物證據可以實證二里頭遺址與夏王朝夏文化的唯一對應關聯。所謂「二里頭遺址為夏朝中晚期都城遺存已成為學界的普遍共識」，不過是考古界在中華文明探源與夏文化研究領域毫無建樹下一塊的遮羞布。「學界的普遍共識」與中國古代成語「三人成虎」的故事，如出一轍。
牙璋是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一件重要器物，也是定義二里頭遺址在歷史上重要性的一件標誌性器物。中原地區發現的牙璋中，形制最為複雜、製作工藝水平最高的是二里頭文化第四期牙璋，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560—前1530年。這件二里頭四期牙璋被學術界認為可能屬夏王朝覆滅後商湯所作「夏社」時期的遺存，大概是夏王朝之後，夏人在舊都使用的一種儀仗用具。二里頭遺址因此也被學界認為是夏王朝中晚期都城遺址。歷史真的是這樣嗎？
牙璋是夏時期玉器中最為典型、最為獨特的一種器類，是夏代、夏王朝、夏部族使用的一種特殊玉器，由夏人發明，時代特徵十分鮮明，是探索夏史史跡最為重要的信物之一。中原地區的商王朝不製作牙璋，而是將牙璋改制為其他器物使用，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由牙璋改制的玉鏟形器。中原地區牙璋可明確的埋藏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850—前476年之間。需要說明的是，在二里頭文化之後的遺蹟單位中出土的牙璋，都是二里頭文化時期製作並且繼續使用的，或是改制為其他器物後繼續使用，屬於遺玉的再利用。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在北起長城、南至北部灣包括珠江三角洲與今越南北部、西抵隴中、東達黃海岸邊這一廣袤的區域內，先後有40多個地點發現了300多件牙璋。其中，四川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發現的數量最多，達到200多件。
牙璋被認為是夏人使用的一種儀仗用具。對此觀點，我們可以在中國歷史文獻典籍中找到相關依據或蹤影。《左傳》中記載「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大禹在淮河塗山鑿山導淮，開鑿荊塗二山之峽治水成功後，大禹承繼了堯舜的天下帝位，而開啟了夏王朝的歷史。《竹書紀年》記載，在大禹五年「五年，巡狩，會諸侯於塗山」。今天，在塗山南麓淮河之濱的禹會村，考古發掘了禹會村國家考古遺址，證實了中國文獻典籍記載的歷史真實性——禹會諸侯於塗山。因此，探尋夏王朝，追尋夏文化，淮河塗山與禹會村考古遺址是研究夏文化的可靠歷史文化依據，為我們研究夏王朝與夏文化確立了可靠地理標誌，是夏文化研究不可迴避的考古遺址。
在四千多年前，在交通與信息溝通不通暢的情況下，萬國諸侯以何標誌信物來表明參加大禹「塗山之會」的合法資格身份？表達其心誠悅服臣服於天子大禹的誠意？——執玉或帛！來自北方的諸侯攜帶製作精美的玉製品——牙璋，來自南方的諸侯攜帶精美的絲製品——帛。這便是「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的完整歷史信息。「禹會諸侯於塗山」，表明的大禹建立夏王朝的地理位置；「執玉帛者萬國」，表明了夏王朝的廣泛影響力，以及臣服於夏王朝的萬國諸侯文化發展狀況。不是誰想來參加「塗山之會」都可以來，需要有執玉或帛的方國氏族部落經濟能力與發達程度。因此，玉製品牙璋，作為夏人使用的一種儀仗用具，代表的是夏王朝所屬方國的身份標誌；玉製品牙璋與絲製品帛，是夏王朝的臣服方國氏族部落進見夏王朝天子的身份標誌。
雖然二里頭文化第四期出土的牙璋，是形制最為複雜、製作工藝水平最高的，但是，牙璋本身的身份屬性表明，二里頭遺址不過是夏王朝所屬的方國部落。在牙璋出土遍及全國各地的情況下，二里頭考古遺址，又有何資歷可以號稱為「夏朝中晚期都城遺存已成為學界的普遍共識」？難不成夏朝晚期都城，如出土的牙璋一樣，遍及全國各地？只有牙璋的地方諸侯氏族身份標誌，才會出現牙璋遍及全國各地的考古現象！因為二里頭遺址六公里外有商王朝的早期都城偃師商城，商湯勢力是與眾多氏族部落聯合武力攻擊夏桀而滅亡了夏王朝。而二里頭遺址考古文化一、二、三、四期的穩定延續發展到商時期，表明二里頭遺址在夏商之際，並沒有受到任何軍事攻擊，呈現社會穩定發展狀況。二里頭遺址與偃師商城遺址相距如此接近的情況下，表明二里頭部落只不過是追隨商湯勢力的部落之一，使得二里頭遺址在夏商之變中，能夠保持穩定發展而不受朝代變遷的影響。
綜上所述，二里頭遺址六十多年的考古發現，不僅不能實證「夏朝中晚期都城遺存已成為學界的普遍共識」，歷史事實恰恰相反，二里頭遺址的出土文物與六公里外的偃師商城考古發現，實證了二里頭遺址的夏王朝屬國方國屬性。當今考古界以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為基礎，從事的對夏文化的研究工作，是一種盲人摸象，三人成虎的錯誤方向！（作者：趙輝）
參考資料：朱乃誠《牙璋：探索夏史的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