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馬勇
本文經授權摘編自《疊變：鴉片、槍炮與文明進程中的中國》
作為參與三國干涉還遼的國家之一，德國在甲午戰後一直謀求在華的最大利益，而且是第一個獲得「酬勞」的國家。當遼東半島的歸還根本沒有頭緒的時候，德國駐華公使紳珂就於1895年9月奉命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表示到目前為止，德國還沒有像其他列強那樣在中國擁有租界，因此希望中國政府同意德國在天津、漢口兩地開闢專管租界，以擴展德國在當地的商業。
「中國是一個知恩圖報的民族，從來沒有忘記在危難中幫助過自己的人」。
為了感激德國在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時的幫助，總理衙門迅即同意了德國人的要求。1895年10月3日，中德兩國政府簽訂了《漢口租界合同》，同意德國在漢口無償獲得六百畝永久租界；10月30日，雙方又簽訂《天津租界合同》，同意德國在天津地面獲得一千餘畝永久租界，不過這些土地不再是中國政府無償提供，而要由德國政府出價收購。合同之中還約定，凡中國人在劃定的租界內享有土地所有權而不願出賣者，由中國政府負責以強迫手段執行。
漢口、天津租界的設立，使德國在中國沿海和長江沿岸獲得了立足點，德國成為繼英、法、美之後第四個在中國辟有專管租界的國家。但是，德國並不滿足，其目標是在中國沿海獲得一個海軍基地。
1896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派海軍大將蒂爾皮茨擔任德國駐華艦隊司令。蒂爾皮茨在中國沿海一帶仔細勘察後，認定膠州灣最適宜建立德國海軍基地。在他看來，膠州灣有良好的停泊場所，易於設防，且所費不多，附近有煤田，氣候也適宜歐洲人。
1896年12月14日，德國駐華公使海靖向總理衙門正式提出租借膠州灣五十年的要求。只是其理由毫無新意，這當然給清政府婉拒提供了藉口，總理衙門的理由同先前一樣，表示擔心其他國家援例。
德國政府沒能通過和平手段實現租借膠州灣的願望。不過，總理衙門也沒有徹底關閉討論這一問題的大門，而是提出如果德國能夠向中國保證其他列強如法國不會提出類似的要求，那麼中國方面或許可以開始與德國討論這一問題。
對於清政府的一再婉言拒絕，德國政府也制定了應對策略，他們決定依賴在華傳教士和軍事教官製造事端，這樣德國方面就可以利用報復的機會，乘機強占，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再同清政府討價還價，迫使清政府接受。
至於德國，鑑於它在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等問題上一直幫助中國，中國人知恩圖報，於是對德國比較友好。正因為如此，才使德國的對華貿易在甲午戰後急劇增長，也正因為德國對華貿易的急劇增長，使德國需要加強在遠東的軍事存在，以保障德國商人的利益。
對於德國政府的這個要求，清政府並沒有從一開始就關閉談判的大門，完全予以拒絕，因為通過租借的方式使列強在中國獲得某些居留地，大概是那時清政府的既定政策。
清政府之所以在這個時候婉拒德國租借膠州灣的要求，主要還是擔心德國的行動會引起連鎖反應，各國極有可能繼德國之後紛紛要求在中國沿海修築軍港，儲煤屯船。果真如此，中國不僅將喪失一系列的海權，不利於中國海軍的發展，而且勢必破壞列強在遠東的均勢，威脅中國的穩定。
所以清政府應對德國租借膠州灣要求的預案應該是，充分理解德國需要一個港口儲煤屯船的強烈願望，總理衙門會在一個合適的機會為德國尋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不過總理衙門也希望德國政府不要過於著急，也應該理解清政府的難處。
清政府的立場，德國人並非一點不知道，恰恰相反，德國人對中國人的心態了如指掌。中國行政體制中的官僚主義決定著通過外交談判手段無法解決問題，只有藉助軍事上的壓力才能迫使中國做出某些讓步。所以，當租借膠州灣根本無法談成的時候，德國人只能耐心地等待時機。
皇天不負有心人，兩個德國傳教士的死終於為德國迎來了百年不遇的機會，德國人豈肯輕言放棄，繼續容忍中國官僚毫無效率的冗長談判？所以，德國人毫不猶豫地軍事強占膠州灣，造成既成事實，迫使清政府向德國做出讓步。
德國利用巨野教案的機會出兵強占膠州灣，是清政府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而且當這一系列事件相繼發生的時候，正值大清王朝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慈禧太后的六十三歲生日，三年前即1894年的六十大壽不幸被甲午一戰給攪黃了。經過戰後三年的調整，維新已初見成效，大清王朝的元氣也得到了恢復，這一切自然應該歸功於慈禧太后領導有方。所以在這並無大事發生的日子裡，朝中大臣自然不願用這些並無大礙的外交紛爭掃了太后的興。
太后的壽辰為農曆十月十日（1897年11月4日），而巨野教案發生在太后壽辰的三天前，即十月七日（11月1日）。在這個漫長而奢侈的慶典中，為了討太后歡心，每天都有人在老佛爺頤養天年的頤和園唱戲，光緒帝每五日則須到園請安，並在園駐蹕數日，共為歡樂。內外大臣也利用太后壽辰賄賂請託，日甚一日，絕不肯以國事為念。朝廷的一切政務幾乎完全停止，總理衙門的大臣們為了參加慶典，竟然停止了與外國公使的來往，致使本可以儘早化解的矛盾日積月累，誤會越來越大。
朝廷不僅與外國公使的聯繫出現了障礙，即便是與國內各地的聯絡，似乎也出現了問題。兩個德國傳教士在巨野被殺害，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重大的外交事件。德皇威廉二世獲知這一消息的官方報告是11月6日，而中國方面，山東巡撫李秉衡向總理衙門報告此事的時間竟然比德國政府的官方報告還要晚三天。
11月9日清晨，總理衙門大臣獲悉巨野教案的電報，翁同龢聞訊擬電旨請發。恭親王奕訢似乎為了不讓正在享受生日快樂的慈禧太后掃興，示意翁同龢「待明日」。
翌日（11月10日），清政府以德國兩名傳教士在巨野被殺一事發布上諭，命山東巡撫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員馳往案發地點，根究起釁情形，務將兇手拿獲懲辦。而這個時候，德國政府已經決定利用這一事件，出兵強占膠州灣。
德國軍隊不宣而戰出兵強占膠州灣，毫無疑問是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然而事發當日，由於中國尚處在高度集權的統治狀態，政治高層以極機密的手段處理外交事務，因此在中國社會內部，除少數介入此事的高層政治人物外，一般民眾乃至中高層官員對德國軍隊強占膠州灣的細節並不知情，也就無從表達自己的看法。
據久居京師且熟悉官場情形的原刑部主事劉光第的觀察，膠州灣事件發生後，清政府高層唯恐大小臣得知，特嚴飭小軍機等，如有泄露，唯其是問，故其他大臣及言官們，雖欲有所論列而不知其詳。甚至貴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在此次事件中也抱怨總理衙門故作神秘，做事往往秘而不宣，許多正當消息的獲取甚至只能依賴私人關係或各種各樣的謠傳。
這一點正好與中國此次事件的對手德國、俄國等相反，他們的行政體制雖然也是君主專制，但其內閣及各部行政效率、工作態度與清政府的做法有著天壤之別。
尤有甚者，由於德俄兩國相對說來還有比較活躍的民間社會，有相對比較自由和發達的傳媒，因此德俄兩國雖不能說是舉國一致，但此事件的每一重大進展大體上還是比較多地接受了民間社會的質疑。
我們看到，膠州灣事件雖然給中國帶來那麼大的傷害，但在清政府與德俄等國進行交涉的重要關頭，中國的媒體似乎並不知情，那些本來無事不敢彈劾、無人不敢彈劾的言官們也默不作聲，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進展，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這既是秘密外交帶給中國的災難，也是中國人為什麼不憤怒的根本原因。無從知情，何以憤怒？所以，整個中國在度過三年的平靜維新時代之後，一體共享慈禧太后的聖誕喜慶，在渾渾噩噩中迎來了新的一年。
1898年1月4日，德國駐華公使海靖在與總理衙門大臣翁同龢、張蔭桓前後會晤多達九次尚無結果的情況下，前往總理衙門拜見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及榮祿等，明確提出租借膠州灣九十九年的要求。海靖宣稱，此時膠州灣各口岸均為德國軍隊占領，此時真的歸還中國，中國方面也沒有足夠的海軍駐守。德國政府考慮到與清政府的友好邦交，不肯多占。好在系租地，將來仍還中國，此時不過暫時租用。
海靖還威脅清政府說：「本大臣現奉本國嚴諭，第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膠墨之兵，且應盡兵力所至任意侵占；第二，願租之後，可以不要中國賠償，否則，盡德兵力，索賠數百萬；第三，此事未定，中國不能借用洋債，各銀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
德國政府的狂妄態勢嚇著了清政府，恭親王奕訢等人根本無法表達強硬的外交姿態，他們除了在租期等枝節問題上與海靖討價還價外，竟然表示基本「可允」。
經過長達三個月的艱難談判，清政府接受了德國租借膠州灣的要求。
3月6日，李鴻章、翁同龢與德國駐華公使海靖分別代表中德兩國政府簽訂《膠州灣租借條約》，同意將膠州灣及灣內各島租借給德國九十九年，租期未完，租借之地，中國不得治理，均歸德國管轄。將膠州灣沿岸潮平一百里內劃為中立區，德國官兵有權自由通行，而清政府在中立區派駐兵營等則須先與德國會商辦理。德國有權在山東境內建造鐵路，並有權開採鐵路沿線三十里內的礦產資源。中國在山東境內任何工程所需外國人員、資本及技術，都應先與德國商辦。
根據這個條約，不僅膠州灣成為德國的殖民地，而且整個山東實際上都淪為德國的勢力範圍……
本文節選自 馬勇《疊變》
感謝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