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設立第一個生產基地之後，相繼投資於杭州、崑山等大陸東南沿海城市，隨後逐漸擴張到天津、煙臺、秦皇島等北部沿海城市和南寧等南部邊境省份城市，2009年之後富士康加速向中西部地區擴張，2010年進入鄭州。
通過調研可知，目前（截至完稿日期的2021年底，編者注）僅富士康鄭州科技園，生產高峰時期的員工人數就達30餘萬，而這正是富士康在河南實現投資的關鍵因素。
本文以鄭州富士康為案例，融合勞工地理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視角，基於2017—2021年的追蹤調研，研究鄭州富士康地方嵌入（指外來投資與本地企業和政府等非企業機構發生的緊密聯繫，編者注）與區域發展的戰略耦合模式。
說要說明的是，在河南省工信委、鄭州航空港管委會等政府機構和富士康公司的支持下，自2017年，我們實地走訪鄭州富士康公司，2020年8月對鄭州富士康開展全方位深入調研，2021年5月進行了補充調研。同時，我們還開展了問卷調查。剔除無效問卷後，共獲取有效問卷2376份；其中涉及鄭州富士康員工的問卷共1875份，深度訪談86人。
01耦合模式
嵌入升級 富士康仍握主動權
2010年富士康正式進駐鄭州，從最初從事加工、組裝或者貼牌代工等活動的全球生產網絡勞動密集型節點已逐步升級成為全球領先企業的代工商和生產平台，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從勞動密集型逐步向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轉變。
在全球網絡動力與本土地域動力相互聯動的作用下，地方區位優勢和企業空間粘性雖然發生了顯著變化，但是跨國公司地方嵌入與區域發展的戰略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耦合為主，跨國公司仍擁有較大的「權力」。
依附式耦合通常是指地方為了吸引跨國企業，充分提供其具有的優勢條件，一般表現為充當低端的生產加工製造基地，在全球價值鏈中屬於依附型價值鏈。
河南省作為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勞動力資源豐富。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之後，由於河南省內各城市在競爭力、吸納剩餘勞動力等方面都存在問題，部分剩餘勞動力選擇去珠三角或長三角地區工作。
2008年之後，由於深圳富士康「跳樓」事件持續發酵和深圳政府更青睞於華為、比亞迪等本土創新企業，富士康和深圳關係逐步「脫鉤」，公司開始施行「內遷」戰略。在此情景下，2007年鄭州市成立「富士康科技集團鄭州投資項目協調推進領導小組」，最終實現富士康在鄭州成功投資。
政府除了給富士康提供土地、稅收等利益讓渡之外，對其最急需的勞動力推行了「自上而下」的招工模式。
河南省政府將招工任務分配給了河南省各地級市政府，任務逐級下放，平均每個鄉鎮都需要招募30~50名工人去富士康工作，甚至還將招工的完成情況作為考核政府工作的重要參照標準。「富士康事情已經不是簡單的招商，而是政治責任，從上到下，全部都是一把手抓」(鄭州航空港官員B，2017年10月)。
除了按照行政層級劃分招工任務，政府還將招聘任務化解給一些市場職業中介機構，給新招收到富士康工作的工人每人每月200元的補貼。除此，河南省教育廳要求省內各地的職業學校動員組織二、三年級的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以保證富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後有充足的高素質員工隊伍」(鄭州航空港官員B，2017年10月)。
儘管上述政策為富士康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利益支持，但政府與富士康談判過程中，擁有主動權的富士康對項目投資絕不輕易轉圜。
最初河南省試圖將富士康涉及的所有領域都納入合作範疇，然而在實際談判過程中，富士康則努力把合作範疇縮小，意圖在於當區域資源枯竭或者發現新的可供遷移的地區之後，可以快速撤離。
此情況與改革開放以後珠三角地區的崛起類似，發展早期都是以依附式的耦合方式為主，依靠為跨國代工企業提供優勢資源而發展。隨著全球網絡動力與本土地域動力聯動發展，地方區位優勢和企業空間粘性發生了明顯變化。
在全球網絡動力變化影響下，富士康作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最初在鄭州投資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利用地方優勢條件實現生產成本最低化。然而隨著投資時間漸長，富士康對勞動力技術水平、供應鏈完備程度和生產環境穩定性都存在一定要求。為了最大程度獲取區域中的資源，富士康選擇在河南省部分城市追加投資，逐漸形成了「一核」(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多點」(濟源市、鶴壁市、周口市、商丘市、南陽市等)聯動網絡，實現了企業地方嵌入戰略衍伸及區域生產網絡建構(表1)。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富士康關聯企業雖然能夠快速帶動後發地區的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大量消耗了所在地方的勞動力、土地等資源，並且未顯著促進本土產業升級或者技術創新。當地方人力資本成本過高或者政府政策不可持續時，企業便會選擇撤離，重新找尋更加合適的地方投資。
實際上，經過十餘年的發展，在全球網絡動力變化影響下富士康產業系統實現在原有關聯機制上的空間拓展，在河南省形成了以鄭州富士康為核心的相對完整的智慧型手機供應鏈網絡，初步呈現出互惠式耦合的特徵。但是，並沒有達到地方政府、本土企業與富士康之間相對均衡的完全互惠式狀態。
那麼，富士康和鄭州以及河南合作關係、耦合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呢？以下我們從勞動力視角進行多維度分析。
02企業屬性
季節性需求導致靈活式用工
「訂單經濟」是勞動密集型代工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最主要的模式，發包企業會根據其產品的周期性，每年定時發布最新產品信息，直接導致了大多數ODMs/OEMs公司的經營活動存在明顯周期性。蘋果公司一般在每年九月發布iPhone新款產品，作為蘋果公司最主要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的生產旺季也為每年的9—12月。
根據訪談可知:「鄭州富士康公司生產高峰時期主要在每年9月到12月，員工總量可能超過30多萬人，目前遇到了在生產旺季招工難的問題」(鄭州富士康人力資源部主管A，2018年8月)。
富士康為了滿足生產高峰期的用工需求，採用更加靈活的僱傭方式。如小時工、月工、季度工等，制訂了返費模式、小時工模式等一系列福利政策(表2)。「原來在北京當程式設計師，但是因為疫情回不去，為了返費，所以來富士康」(企業非正式工C，2020年8月)。
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泰勒制」管理模式主要通過科學化的、標準化的管理方法達到最高的工作效率，但員工流失率通常很高。「據估算，富士康一個月平均流動率6%~8%，富士康在河南省投資5年，整個進出富士康的人100多萬，但任何一個企業不需要人員流動太快」(鄭州富士康人力資源部主管A，2018年8月)。
富士康入駐前幾年，由於政府自上而下的大力扶持和航空港入駐企業較少，直接促使了富士康可以通過依靠低附加值勞動換取市場競爭優勢。近些年，隨著創維、中興、OPPO等一大批領先的智能終端製造企業的入駐，雖然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員工的「分流」現象，但不可否認的是富士康員工仍占據絕對比重。
富士康為了解決生產旺季的用工需要，不得不制定更為靈活的僱傭方式和提供更為優厚的福利待遇。在此情況下更加需要政府採取靈活有效的行政策略。
在調研中發現，雖然短期內招募數十萬計的工人已經成為政府的嚴重「負擔」，借用行政力量招募工人已引起政府和社會的強烈關注，但政府仍盡最大可能在生產旺季和特殊時期為企業提供支持。「我原來在富士康工作，由於疫情影響，我不能回到廠里工作，最後還是政府和公司聯合包車返廠」(企業正式工D，2021年5月)。
總之，富士康典型的屬性特徵直接影響了其員工僱傭方式，使得企業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來保證生產的順利進行。而在此過程中，區域仍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為主。
03人口紅利
勞動力回流 企業嵌入條件增強
鄭州相對於東部沿海城市，能夠提供豐富且成本較低的勞動力；而相對於中西部城市，其擁有更加完善的勞動力供應網絡，這為富士康在河南投資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根據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調查可知，河南農村從業人員一直維持在4800萬人左右，絕對數量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人口紅利優勢明顯。尤其是近些年，隨著河南省農村轉移勞動力由沿海地區(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地區)向中西部(鄭州及其他省會城市)轉移回流的趨勢加強，區域人口紅利增強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在河南實現投資提供了更多機會。
2010年富士康在鄭州投資建廠，2011—2012年生產線開始招收員工，而2011—2012年也是河南省農業人口省內轉移人數高於省外輸出人數的拐點(圖3)。
據統計資料可知，2020年河南省轉移就業總量為3087萬人，其中省內轉移就業總量達1850萬人，比重為59.94%;省外轉移1236萬人，比重為40.06%。這說明勞動力內部供應規模已高於外部流動規模。基於問卷的勞動力來源地實證分析可知，目前富士康在河南省的勞動力供應格局呈現典型的「核心-外圍」結構(圖4)。
各地級市勞動力供給規模可以分為3個等級：第一等級為鄭州、開封和洛陽，勞動力供給數量在100人以上;第二等級為周口、南陽、商丘等，勞動力數量在50~100人之間；第三等級為三門峽、濮陽、濟源等，勞動力數量在30人以下。
富士康雖為世界一流的代工企業，但實際上富士康在全球生產網絡中仍處於生產鏈的底端，很少參與上游企業的研發設計和品牌運營，在生產過程中需要更多的是生產流水線上的普通員工，所以公司重點關注員工數量，而對技能水平要求不高。
然而隨著區域人口紅利增強和勞動力供應格局的完善，富士康的勞動力供應有了更加穩定的保障，為富士康在河南實現地方嵌入提供了必要條件。
04政府因素
自上而下 多層級招工
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政府對資本、土地、勞動力等資源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權，因此在考察中國企業的行為時，要綜合考慮地方政府的作用。
針對富士康的勞動力問題，政府將富士康招工作為重要的政治任務。「河南省政府在全省進行富士康的專項招聘工作，將富士康招工作為重要任務下達給各級政府」(鄭州航空港官員B，2017年10月)。
首先，政府按照行政層級劃分招工任務，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依託街道(鄉鎮)、社區(村)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基層平台，深入所在街道(鄉鎮)和社區(村)，介紹富士康招聘培訓員工的情況。為了提高農民工到富士康工作的積極性，省政府還將給新進入富士康工作的工人每人每月200元的補貼。該費用由河南省財政廳支出，由河南省人事勞動部門下發。
其次，政府將招聘任務化解給一些職業中介機構，各級勞動力職業服務中心設立專門招聘窗口，並鼓勵各類職業中介機構為富士康提供員工招聘服務。同時，富士康與學校建立合作，組織16歲以上在校生利用暑期到富士康科技集團勤工儉學(表3)。
除此，富士康通過政府引導與其他企業建立「輪轉」用工模式。「我是義煤集團派過來的，三門峽有很多煤炭公司倒閉，因此公司就和富士康簽訂合同，一般是半年期，派一批人來富士康工作，然後半年後返回原來的公司。我感覺工資有點低，但會在富士康繼續工作，時間到了就返回原來的公司，過段時間還會再回來」(企業非正式工E，2020年8月)。
富士康入駐河南，在政府和企業的優惠政策吸引下，以往到省外工作的勞動力選擇留在省內工作。如鄭州富士康建廠初期深圳總部派遣部分河南籍員工到鄭州富士康支援，最終選擇留在鄭州富士康工作。「老家是河南的，由深圳調過來鄭州工作，已經工作10年了，由社會招聘入職，現在是幹部管理層級別」(企業正式工F，2020年8月)。
總之，經過十餘年的發展，「政府-企業-社會-學校」共同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富士康招工體系，但政府招工規模仍遠超過社會和企業。
在當前工人集體談判力量缺失的情況下，借用行政力量大規模招聘員工雖然已成為企業和政府不可言說的「終極」矛盾，但為了避免企業由於不能持續充分利用勞動力優勢條件而產生遷移意向，政府仍在積極主導，進一步說明了政府和企業的「權力不對等」，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為主。
05總結
全球生產網絡非常重視跨國公司地方嵌入與區域發展的戰略耦合模式及影響機制，然而以往研究對勞動密集型跨國企業並未進行深入分析。本文基於富士康在河南的投資案例，從勞動力視角揭示跨國公司地方嵌入並實現與區域發展的戰略耦合模式及機制，以期豐富和深化經濟地理學對勞動力的認知，也進一步拓展國內勞工地理學的研究範疇。研究結論如下:
富士康在鄭州的投資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從勞動密集型逐步向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轉變。但富士康企業地方嵌入與區域發展的戰略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耦合為主，區域內相關組織在戰略耦合中處於被動地位，富士康仍擁有較大的「權力」。
勞動力視角下跨國公司地方嵌入與區域發展的戰略耦合模式主要受制於公司屬性特徵與員工僱傭方式、區域人口紅利與勞動力供應格局、政府中介政策與勞動力行為選擇等因素。
地方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對勞動力供給結構產生巨大衝擊，從而積極促進跨國公司地方嵌入與區域發展的戰略耦合，因此維持勞動力市場彈性和激勵跨國公司擴大投資並促進生產網絡區域化應作為國家和地方政府制定戰略和政策的兩個基本維度。
©️本文選編自《勞動力視角下跨國公司地方嵌入與區域發展戰略耦合機制——以富士康鄭州投資為例》，原文首發於《地理研究》2021年12月第40卷第12期。
本文編輯：陳亞輝
原文作者：陳肖飛 韓騰騰 趙梓渝 苗長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