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麓士子是近代中國最具個性的人傑團體，影響和左右了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格局和方向。湖湘學派的張栻，是嶽麓精神的揭幕者。
張栻（1133年—1180年）字敬夫，又字樂齋，號南軒，學者稱南軒先生，諡曰宣，後世又稱張宣公。今四川綿竹市人，南宋初期學者、教育家。
張栻於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主管嶽麓書院教事，從學者達數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學派規模，成為一代學宗。其學自成一派，與朱熹、呂祖謙齊名，時稱「東南三賢」。後與李寬、韓愈、李士真、周敦頤、朱熹、黃干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
張栻出生在官宦世家，父張浚為南宋宰相。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張栻前往衡山拜胡宏為師，後隨父居潭州城南之妙高峰，築城南書院，以教來學者。乾道二年（1166年），作《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並主講嶽麓書院。至此，張栻來往於湘江兩岸的城南、嶽麓兩書院講學授徒，傳道授業。黃宗羲評價說：「湖南一派，在當時為最盛。」（《宋元學案·南軒學案》）
1167年，朱熹與張栻「會友講學」，並展開學術辯論。張栻、朱熹的「潭州嘉會」共兩個月的時間，史稱「朱張會講」。張栻和朱熹學問互融互攝，後來作《敬齋銘》，提出敬是存心的關鍵、孔子學說的淵源。作《艮齋銘》提出先察識後存養，即先在自己的思想中尋找和發現善的苗頭，然後對此良心發見處加以培養擴充，體認性之大本，乃是對胡安國、胡宏的繼承。
1170年，張栻為孝宗講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幸、屏讒諛之類，並反覆推明抗金復仇之義。後復往來於長沙嶽麓、城南兩書院主持教事，教授學者。《南軒論語解》和《南軒孟子說》標誌著張栻思想的最後確立和趨於成熟。
張栻的《嶽麓書院記》，奠定了嶽麓的辦學方針和指導思想，張栻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為其辦學指導思想。他提出應注重學生的操行培養，辦學的根本目的是「傳道濟民」，主張以「成就人才，以傳道濟民」為方針。再加以「弦歌誦讀」，使學生學習達到高級階段；然後再研修深造，進入《大學》所指的格物致知階段。他說：「學者潛心孔孟，必求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明義利之辨」。從而確立了湖湘學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擔當精神，這是那些孜孜於科舉和升官發財的學子所無法比擬的。
這和後來的王陽明不願意為中科舉而學習如出一轍，如果王陽明出生在湖湘，十二歲立志做聖賢則不足為奇，因為湖湘學派的教學方針幾乎一開始就是以培養聖人之志作為對象的，從無科舉做官之說。
由此，我們漸漸明白，為何湖湘人意志堅定且愛霸蠻的緣故了，後來的王夫之、魏源、曾國藩，乃至於毛澤東具有吞吐天下之志向，都源於嶽麓湖湘精神。
在教學具體方法方面，張栻提出：「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他又說《中庸》論誠之道，其目的有五：學、問、思、辨、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漸進，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
在學與思的關係上，張主張「學思並進」。他說：「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這種「學思並進」的思想顯然與陸九淵的「只思不學」是絕然相反的。
張還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他說：「所謂觀書，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張栻在教育上還強調「明人倫」。他在《靜江府學記》、《袁州學記》、《桂陽軍學記》諸篇中反覆闡述，他認為辦學的根本目的在於「明人倫」。使人們懂得如何做人。他說：「其所以學者，何也明人倫也」。他倡導培養經世濟民之才，強調人格教育和道德踐履，對嶽麓書院務實學風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為此後辦學樹立了楷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知與行的關係方面，張栻主張「知行並發」。他認為知行屬於同一個認識過程，二者相即不離，行必須以知為指導，而知有損行而深化，知可促進行，行亦可促進知。張栻的這種知行觀顯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後行」論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實用得多，同時也成為明清之際王夫之進一步提出「行先知後」的唯物主義知行觀的理論先導。其知行觀反映在教學上是主張學為了實用，他最反對「循名亡實之病」，批評那種「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的學風。
在哲學思想這塊，張栻提出天、性、心三者，名異實同，皆同體於理。他又討論心性問題，使之同居理的地位。他說：「理之自然謂之天，命於人為性，主於性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則異而體則同。」即是說，天、性、心三者均為天理的直接體現，都具有天理的形而上品質。但他突出了心的地位，走出程朱在性情中論心的局限，使心具有本體性質。他說道：「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心是萬物主宰，是萬理統攝。這便由同體於理，發展到心直接為本體。
張栻還從二程格物致知說出發，提出窮理在於居敬，居敬在於存心。他把認識論歸止於心本體，從程頤「主一無適」以持敬開始，歸結到程顥在心上誠敬存養的理論，提出：「心也者，萬事之宗也。」認為一切從心上做，便可以「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這就是以本心為基礎，從心上體驗天理，排除了格物窮理的必要性。
他運用「性也，天理」的觀點，發揮張載的變化氣質的思想，構成其人性修養論。他認為，人的本然之性是純粹至善的，只是氣稟和習染的原因，才產生賊害仁義的異端。因此，他主張「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如何複本性之善？張栻仍從其萬事之宗的心上體認。陽明心學之教書育人，幾乎難能逾越湖湘心學的所有範疇。
張栻的觀點體現了心學的特徵，是湖湘心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知行關係上他認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論語解·序》）。學術上雖承二程，但有別於程朱而又異於陸學。
在張栻的影響下，湖湘弟子把重視「經濟之學」作為「踐履」的重要標準。他在嶽麓書院培養了一大批弟子，成為湖湘學派的中堅力量。
李肖聃《湘學略》說：「南軒進學於嶽麓，傳道於二江（靜江和江陵），湘蜀門徒之盛，一時無兩」。朱熹稱張栻「學之所就，足以名於一世」，並述他受其深刻影響說：「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即張栻）得衡山胡氏學，則往而從問焉。欽夫告予以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黃宗羲：「見識高，踐履又實。」(《宋元學案·南軒學案》）見識和實踐兼具，開啟的是真正知行合一的湖湘人傑群體。
6、結語
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文化，但有些文化推廣好了應用好了，可以代表一個時代。正如當初的鄒魯山東文化，中原河南文化，長安陝西文化，代表了一個歷史階段。但時代總是在變化和前進的，未來的文化必將是以心性主宰萬事萬物萬法的時代，才能脫離物質利益時代所帶來的浮躁空虛之世道。挖掘經世致用特徵的湖湘文化中的心性資源，進而形成有益於當時的湖湘心學，或許是當今商業時代的必須，是解決當今浮躁空虛、精神迷茫的良藥，我在此拋磚引玉，期待與有識之士沉潛之，深造之，自得之，力行之。（敬凌）
敬凌簡介
獨立學者，心學家，作家。湖湘人在嶺南。號安仁子，墨隱子，敬誠山人，撰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