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莊子江湖
2023年1月2日晚上十一點，驚聞智量師數小時前仙逝（1928年6月－2023年1月2日18：47），哀慟不已。
智量師（1928年6月－2023年1月2日）翻譯《奧涅金》的苦難歷程，我聽他親口講過多次，每次都沒講全，每次都有令人震驚的新細節。每次我都建議他一定要完整寫出來，但他心有餘悸不敢寫，又說寫了也不可能發表。我說別管現在能否發表，先寫出來，留下見證。我每次見他，都追問寫了沒有。後來智量師終於打消顧慮寫了出來，我高興極了，比我自己寫出滿意之作還高興。但我沒想到，智量師送我的《奧涅金》譯本新版扉頁，居然寫了一句題詞：「這篇後記是遠山叫我寫的。」
智量師，不是我叫你寫的，是歷史要求你寫的。只有記錄悲劇，才有可能避免悲劇。
你這篇後記的價值，不亞於你翻譯的《奧涅金》。
張遠山
2023年1月2日智量師仙逝日
2001年11月14日
我和妻子陳林群看望智量師
《奧涅金》譯本後記
王智量
1
《葉甫蓋尼·奧涅金》譯稿的校訂和修改工作結束了。這本譯作馬上就要以新的面貌和讀者見面了。在這個時候，我想我應該在這裡給讀者朋友們說一些有關這本書的翻譯過程的話。
說來話長。
我是一個俄國文學愛好者，也有幸成為了一個俄國文學研究、翻譯和教學的專業人員。從1950年起我開始閱讀普希金的這部《葉甫蓋尼·奧涅金》，到後來研究它，給學生們講它，又翻譯它，至今已經五十多年了，這也正是新中國建國以後的五十多年。在我和這本書的不解的緣分中，曾經有許多師長和朋友幫助過我。現在，每當我回憶往事時，腦海中總不由得會浮現出他們的面容和身影。因為，沒有他們的教導、鼓勵、幫助和支持，我就不可能做出這件直到今天還能繼續為讀者服務的工作來。
這裡我首先想到的，是何其芳先生。
那是在1956年，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剛在中南海懷仁堂聽過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重要報告。文藝界與學術界人人意氣風發，躍躍欲試。這時中國作家協會醞釀創辦兩個刊物，一個搞散文，一個搞詩歌。散文刊物的創辦任務是交給何其芳先生的。他當時是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我是他手下的一個青年研究人員。他把辦這份刊物的具體工作交給所里三個都去懷仁堂聽過報告的年輕人來做，我是其中的一個，他還叫我負責。後來因為形勢陡生變化，這個刊物不讓搞了，何其芳先生和我們幾個人都白忙活了一陣。然而恰是在這個不曾問世的刊物從籌辦到終止的過程中，出乎意料地萌生了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譯本的開端。
王智量先生人生中第一本俄語原文
《葉甫蓋尼·奧涅金》
那時，我經常要拿著組到的稿件到北大燕東園何其芳先生家裡去向他匯報，聽取他的意見。一天，在談論一份稿件時，因為其中寫到普希金，其芳先生隨意地說起他最喜歡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說他在讀大學時曾不止一次讀過這部書的英譯本，他說有些詩行他還記得，好像他還立即背出了幾行。這時，因為我也非常愛讀這本書，我便按捺不住地順口用俄語背誦起其中的詩句來。其芳先生聽了很是高興，而且顯得很興奮，他對我居然能夠背誦這部書的全文表示驚異和讚賞。有幾行詩他要我再重背一次(記得是第七章第36節末尾的幾行：「莫斯科……對一顆俄國人的心說來，多少東西在這聲呼喚里交融，多少東西迴響在這聲呼喚之中！」)他對詩句原文中鏗鏘和諧的音韻讚嘆不已，連聲說：「真美！真美！聽起來比英文本美得多！」
這時，其芳先生忽然滿懷誠摯的熱情對我說：
「你把它，把《奧涅金》，從俄文翻出來嘛！」
當時我還只有二十多歲，雖已走上俄國文學專業道路，但是還沒有寫出一篇像樣的論文，也不曾譯出過任何一部大的作品來。《葉甫蓋尼·奧涅金》是俄國文學的皇冠，我怎麼敢初出茅廬就去觸碰它？我沒有把其芳先生的話認真地聽，以為他是在隨便說說，我把我的這種想法和心情如實地告訴了其芳先生。沒想到他卻又對我說：
「我是認真說的，你翻嘛！你能翻！」
我被他的認真勁兒感染了，抬眼凝望著他。這時其芳先生又說：
「我是認真說的。你能翻，全中國有幾個能把它從頭到尾背出來的人？你怕是第一個。你能翻！」
停了一停，他又對我說：
「膽子放大，態度老實些，多花些工夫進去，你能翻得好，不要怕！」
接著他又說，翻譯文學作品不僅應該把原作字句的意思翻出來，還應該儘可能地傳達一些原作的形式，讓不懂外文的中國讀者也能從中體會到一些原作的藝術特點。翻譯詩歌尤其應該這樣，因為離開了藝術形式上的那些獨特性，詩歌就不成其為詩歌了。其芳先生這番語重心長的教導和鼓勵給我的啟發很大，從此我便開始了翻譯《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漫長的歷程。
從這天起，我潛心思考、認真對待這件事。我首先做的是，從書中四百多個十四行詩節中選出十節，用它們當試驗，來確定我翻譯這部書的方法和原則。（現在所採用的保持原詩詩節押韻規律和詩行節奏的做法，就是那時通過這種試驗確定下來的。）我用了大約兩個多月的時間，悄悄地把這十節詩經過反覆修改翻譯出來。我沒有對任何人說我在做這件事，也沒給任何人看我的試譯稿。然後我鼓起很大的勇氣，把這十節譯詩抄清，送去給其芳先生，請他過目。
又過了大約兩個月。一天，北大中關村宿舍區的門房叫我去接電話。是其芳先生打來的。我一拿起聽筒，只聽他高興地對我說：「和尚！你譯的《奧涅金》發表咯！」
「和尚」是我年輕時的綽號，也是師友們對我的親切稱呼（我那時留著平頭）。我正在對他的話莫名其妙時，他又說了：
「你看見今天的報紙沒有？我的文章？」
我還在莫名其妙。他繼續說：
「你快去看看！」說完他就把電話掛了。
我馬上跑進北大校園，跑到哲學樓的三樓（當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設在北大裡邊，在新建的哲學樓占一層樓面），去資料室找到當天的報紙，大概是光明日報，看見了全文發表的他那篇《論紅樓夢》的長篇名文。讀到中間，竟發現他把我翻譯的那十節《奧涅金》當中的一節作為引文放入了他的文章里。那是第八章的第46節(「對於我，奧涅金，這豪華富麗，這令人厭惡的生活的光輝……」)，他用普希金在這節詩中出色表達的達吉雅娜的濃郁情感，來闡釋曹雪芹對林黛玉的情感描繪，使文章神采倍增，真是神來之筆。他還在文章中說，這節詩是「詩中之詩」，是最美的詩。而我讀到這裡，首先領會到的，是其芳先生利用這樣的機會和方式，對我的莫大鼓勵和關懷。
從這天起，我開始滿懷信心地，按照其芳先生的指示，「大膽地，老實地，下工夫地」翻譯《葉甫蓋尼·奧涅金》。
王智量翻譯的《奧涅金》手稿簡影
幾個月以後，當我翻到第二章的中間，大約譯出六十幾節詩的時候，大難臨頭了。那是1958年的初春，我被定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白專道路」是我的罪名之一，我在研究任務以外自己悄悄進行的《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翻譯工作，是我的一個具體的罪證。
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迷惘之中。面對妻離子散、身敗名裂的處境，我茫然不知所措，原先痴心追求的一切都顧不得了，《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翻譯工作更是不得不忍痛丟在一旁，不敢再去碰它。我被劃為三類右派分子，工作、工資……都沒有了，每月領取三十元的生活費，去勞動改造。
這一年（1958年）的5月里就在我要被送往河北省東部太行山區農村的頭一天，中午，天氣炎熱，中關村科學院社會樓（這時文學所已經搬到科學院裡）第三層里安靜極了，好像除了我這個等待放逐的壞人以外，一個好人也沒有。我坐在原歸我使用的研究室辦公桌前桌上和抽屜里已經一無所有，我面前的牆壁上貼著一張記不得是哪位革命「左派」同志寫的，勒令我老老實實去勞動改造、爭取重新做人的大字報。這張桌子和這張大字報在告訴我，我從此將永遠不能再和我心愛的俄國文學研究和翻譯工作有任何關係，我心中苦不堪言，萬念俱灰。
我獨自坐在那裡，坐得實在無聊。我到廁所去小便。我站在那個白瓷便池前，正在面壁發呆，忽聽得身後有人走進廁所來。原來這層樓里還有別的人。他也是來小便的。兩個小便池並排貼著一面牆，這人和我也並排站立。我（因為自覺自己是壞人）頭也不敢轉轉，眼睛更不敢斜視去偷覷人家，只盼著他趕快結束走掉，我好把身體上難受的緊繃的弦放鬆。
忽然我明確無誤地感覺到，他不是別人，正是何其芳先生。
我心中的苦味突然陡增，我多想跟他說一句話啊，至少是對他說一聲再見，因為我明天就要下鄉去了。可是我不敢。他是所長，是所里反右派鬥爭的領導小組組長。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好人們和我之間的界線是劃得分明的，連樓里的勤雜工對我都不予理睬，更何況是他。我動也不敢動，兩隻手僵持在一個位置上，心中只盼他趕快走掉，而同時又真希望他不要走掉。我身體的每一個部分都處於十分緊張難受的狀態。
他先結束，轉身離開。我仍然僵立在那裡，一動不動。
我聽見身後他的皮帶扣發出的聲音。但是一段時間過去了，還沒有向外走去的腳步聲。
我有些奇怪了，沒有再繼續僵立，我轉過身去。我發現其芳先生正立在我的身後。這時，我和他面對著面。我不敢對他說話，也不知該說什麼。而先開口說話的是他。我萬萬料想不到，在這種時間，在這個地方，其芳先生低聲地、匆促地、也是認真而嚴肅地，用他濃重的四川口音，對我說了這樣一句話：
「《奧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
說完這樣一句短短的匆忙的言不盡意的話以後，他立刻昂起頭做出似乎並不曾理睬我的樣子，轉身走出廁所去。在他臨出廁所門的那一刻間，我見他先是探頭向外，看看走廊里有人沒有，然後才大步地走開。
我在聽到所長室的門砰的一聲關上以後，身體才恢復動作。我好像忽然感覺到，我的萬念俱灰的黑暗處境裡有了一線光亮。我還不是一個等於已經死掉的、一無用處的人，還有人對我抱著希望，要我繼續做好我應該做好的工作。當時我覺得，其芳先生的這一句話是世界上最親切感人的話，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黨的聲音，人民的聲音，社會主義的聲音。他的這句話提醒我想到，我並不是像那些在大會上口吐白沫聲嘶力竭痛斥我的人們所說的那樣，從此「蓋棺論定」。（那時，有人還給我畫過一幅漫畫，畫上我躺在棺材裡，手裡好像還拿著一本《奧涅金》，棺材蓋子上寫著「白專道路」幾個字。）不！我翻譯《葉甫蓋尼·奧涅金》並沒有錯！其芳先生不是已經對我說了嘛：「《奧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他的這句話在當時對我起了多麼重大的作用！這是一個讓我重新直立起來、勇敢做人的精神的支柱。我過後越來越深地理解到，在當時，對我說出這樣的一句話，在其芳先生又是多麼地大膽，承擔著怎樣的風險啊。他不正是反右領導小組的組長嗎？我不正是一個必須與之劃清界限的階級敵人嗎？我覺得，其芳先生對我國文藝事業的忠誠，他為人處世的一顆善良之心，他對當時反右運動中的一些觀念和做法（也就是當時的政策）在內心深處的判斷和評價，在他對我悄悄說出的這一句話中，全都坦率無遺地表現出來了。這些年裡，我在國內國外，讀到過不少專門研究何其芳先生的文章，但很少有人探入他心靈和思想深處的這一個矛盾的方面。我覺得，不如此深探，便不能研究出一個真實的何其芳來。
心頭的激動催出我眼中洶湧的熱淚。我從那個廁所里奔回研究室，俯在那張空無所有的寫字桌上痛哭了一場。哭過以後，我回到宿舍，打開已經封存的書箱，取出蘇聯科學院出版的俄文《普希金全集》第五卷（有《奧涅金》的那一卷）和我已經譯出的稿子，把它們塞進我下鄉要帶的行李中……
我現在一閉上眼睛，還能清晰地回憶起，在太行山麓那個名叫小米峪的山村外，在藍天白雲下，我一邊雙腳交替地踩著剛剛撒下旱稻稻種的田壟（為了把土踩實），一邊藉助這一動作的節奏，默念著《奧涅金》中四音步輕重格的詩行，再一句一句地把原詩在心中翻譯成中文，也要它和著我腳下的節奏，均勻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來……那時我每天都這樣做，不管幹什麼農活，一邊干，一邊在心裡默默翻譯《葉甫蓋尼·奧涅金》，反正也沒人跟我這個五類分子聊天說話。到夜晚我就把白天想好的譯文寫在從牆上撕下來的糊牆報紙上，有時是寫在衛生紙或香菸盒上。
後來當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譯本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書時，我在初版的「譯後記」中誠心誠意地寫下這樣一段：
……然而，在這件工作上，我首先應該衷心、誠摯地感謝的是我的老師和領導，尊敬的長者，何其芳同志，是他在二十六年前鼓勵我譯這部作品的。他還曾在他的著名論文《論紅樓夢》中引用了一節我的譯文。記得二十年前，當我從農村回來，從一片片香菸盒、包裝紙和衛生紙上把譯稿最初湊成一個整體時，我還能抄一部寄去呈在他的面前；而現在，這本書又經過上十次的重譯、重抄，終於排印出來的時候，已不可能請他親自過目了……安息吧，敬愛的其芳同志！請允許我以這份極不完滿的成績，奉獻在您的靈前，希望您能知道，您為培育後來人所用的心血，並沒有白費。我，以及所有經過您教育培養的後來人一定會遵照您的教導，學著您的榜樣，永遠忠實地為祖國人民工作。
這應該是後話。我的回憶還只到1958年。
在1958和1959這兩年的大躍進、大辦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的高舉「三面紅旗」的日子裡，我一邊服從監督、老實勞動、認真改造，一邊仍在悄悄譯我的《奧涅金》。記得那一天，我從平山縣（當時叫建平縣）西邊一處小山坡上把一塊據說是含有鐵礦的石頭（大約有一百來斤重）背往縣委所在地洪子店的煉鋼場地的途中，我一直在心裡反覆推敲，尋找一節詩的韻腳，於是也忘記了脊背上的重負。
1959年底，有了給右派分子摘帽子的第一個政策，我回到北京。這時我曾經見到過其芳先生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但我沒有機會和他說話，也沒主動找他，一來避嫌，二來我的《奧涅金》翻譯工作還沒有做完，不能向他交代。討論摘帽問題時，有人揭發我改造的決心不夠，例證之一便是我在農村仍然「念念不忘」《奧涅金》的翻譯。再加上其他原因，這次我的帽子沒有能摘掉。我被再次發配大西北，繼續改造。我還是帶上我的那本《普希金全集》第五卷和我的沒完成的譯稿。我被分配在甘肅人民出版社的一個編輯室里做勤雜工。每天夜晚打掃完辦公室以後，我就利用那裡的燈光和紙張，繼續翻譯我的《奧涅金》。還是悄悄地譯，不敢讓那位對右派分子非常嚴厲的編輯部主任知道。
1960年春天，在那個大飢餓的年代裡，我被派到甘肅定西重災區去支援春耕。在吃著野菜樹皮去拉犁種地的時候，我沒有忘記其芳先生的囑咐，繼續堅持我的《奧涅金》翻譯工作。有些當時的情況和體會我把它作為創作素材寫在了我寫的長篇小說《飢餓的山村》裡。1960年底，當我失去了幹部身份、健康、甚至戶口等等，只剩下頭上一頂右派帽子來到上海時，我隨身的行李是幾袋書和一隻盛滿各種各樣碎紙片（都是一節節《奧涅金》的譯稿）的手提包。
我到上海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躺在病床上把已經全部譯出的《奧涅金》整理抄清。記得我用的是一種像土製衛生紙似的非常粗糙的紙，當時我只買得起這樣的紙。我抄了兩份，一份寄給其芳先生，一份作為投稿寄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
就我當時的右派身份，我的譯稿當然是不會出版的。其芳先生收到譯稿後，讓他的辦公室主任王平凡先生給我回一封回信，說他很忙，以後會看的，也會給我寫信，等等。而後來，又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接著便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這場「革命」剛結束不久，其芳先生便離我們而去了。到1982年，我才能在那篇譯後記里，寫下上面引出的那段懷念他的話。
2
1961年，我在上海一個弄堂的居民小組中被表決通過，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隊伍中。帶有幽默意味的是，主持會議的派出所民警，在談到我應該摘帽的理由時舉例說，我在農村勞動和在上海生病失業期間，還「念念不忘」（他也用了這四個字）翻譯《奧涅金》，說明我對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忠誠。
這年冬天，出乎意料地有人來看望我。居然是我的恩師，從1950年便指導我閱讀《奧涅金》的北大俄國文學教授余振（李毓珍）先生。原來他在也被劃右派以後調到上海，做《辭海》編輯工作。這時他也已經摘掉右派帽子。他說，他早知道我到上海，知道我又失業又生病，但是直等到兩人頭上的帽子都摘掉了，他才敢來看望我。
余振先生見到我全部譯出的《奧涅金》，非常高興。但是他說：「現在要出版你的譯本是不可能的。不要忘了我們頭上曾經有過的那頂帽子啊。再說，我們頭上現在還是有一頂帽子的，叫做『摘帽右派』。」
在我們兩人都黯然無語，過了片刻以後，他又說：
「也好，再多改幾遍，好好磨磨，鐵棒磨成繡花針嘛。」
余振先生喜歡用「磨」這個字來表示認真下工夫的意思。和其芳先生當年的指示意思是一樣的。這一磨就磨了二十多年，而且現在我還在繼續「磨」下去。
余振先生要我首先把原作再仔細閱讀。為了鼓勵和鞭策我，他給我看了他在抗日戰爭時期親手抄寫的全本《奧涅金》原文，並且說：「我當時雖然這樣用功，仍是不敢譯它，還是你大膽，做得好！再磨它幾年，做得會更好的！」他見我一家五口生活困難，連買稿紙的錢也沒有，竟然把他心愛的藏書——《四部備要》的第二編送去福州路賣掉，把幾百塊錢拿給我，叫我安心養病和工作。
從這時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幾年間，我每個星期都要到余振先生家裡去一兩次，在他的指導下研讀普希金作品和有關的參考書，不停地對我的《奧涅金》譯稿進行修改。後來又有一個摘帽右派參加進來，他是杜嘉蓁，北大俄語系1957年的畢業生，在他一年級時我給他上過俄語講讀課，他也是一個普希金的熱愛者，我們師生三輩愛好一致，命運相同，我們相聚時惟一的話題便是普希金和《奧涅金》。那時我們曾經說，如果能給我們一間屋子，掛上個「普希金研究翻譯室」的牌子，我們願意進去坐一輩子，不給工資也行。那時，他們兩人（主要是余振先生）幫我修改《奧涅金》，對俄詩韻律與節奏如何在漢譯中表現的問題和我做過許多探討。《奧涅金》的譯稿在這幾年裡大約至少重譯、重抄過上十遍。反正我還在失業，有的是時間。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風暴雨般來到，我們三個人各自在單位和里弄接受批鬥和被監管，不敢再聚會了。我獨自一人繼續幹下去。當時我每天主要的時間是被叫去批鬥、掃弄堂、燒磚頭、挖防空洞，我仍然早起晚睡地繼續修改這份譯稿，並在幾年中把俄文《普希金全集》裡《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有關別稿也全部譯出了。這些材料對於研究普希金和《葉甫蓋尼·奧涅金》有重要意義。我又把別林斯基論《奧涅金》的兩篇名文和普希金的繼承人萊蒙托夫用「奧涅金詩節」的格律寫出的長詩《唐波夫財政局長夫人》也翻譯出來，想為我國讀者、學生和教師儘可能多提供一些有關《奧涅金》的參考材料。這些譯文現在全都發表了，起到了我所期望的作用。
1970年夏天以後，「文革」的大浪潮已經過去，我們這三個被稱作「牛鬼」的人又悄悄聚會了。第一次，我記得，是在上海復興路嘉善路口一家小麵館里。余振先生見我面的第一句話不是噓寒問暖，而是：「你把《奧涅金》磨好沒有？」從這以後，直到「文革」結束，我又在余振先生幫助下把譯稿修改了幾次。我的《奧涅金》翻譯中其實包含了許多餘振先生的心血。二十年之後，余振先生逝世的前幾天，他躺在上海華東醫院病床上對我說：「我昨天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把普希金全都翻出來了，印了一百萬本！」他老人家就是帶著這樣一個美好的夢想離開人世的。
3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們的國家又需要文化了。大約在1980年前後，有關方面研究出版「世界文學名著叢書」。在考慮《葉甫蓋尼·奧涅金》採用哪個譯本時，我國研究俄國文學和普希金的前輩專家，一向關心後來人的戈寶權先生為我力爭，我的這個譯本才得到其他同志的「那就拿來看一看」的允諾。據說當時有人想到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因而有所猶豫（這不怪人家，只是反映當時的時代和歷史的特點），戈寶權先生堅持說：「既然有這個譯本，就應該考慮進去，人家花了那麼大力氣！」他的這番熱心話救了我的《奧涅金》譯稿一條命。
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蔣路先生，把他們終於從「文革」劫後的殘餘文稿中找出的、我當年投寄給他們的《奧涅金》譯稿帶到上海，在余振先生家裡交給我，請我修改後再給他們。他當時的一句話說得很對，他說：「請你重校和修改。這是你二十年前譯的，就是當初出版了，現在也應該重校了。」現在，又一個二十年以後，我再重新校改這部譯稿，其實也是按照他的這個意見在做的。
這時中央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正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我正從《英漢大辭典》編輯部的臨時工轉為華東師範大學的教師。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對已經多次修改的譯稿再做加工，先把全書中的一章（第七章）仔細校改過，抄出五份，分別請老師朋友們和青年學生們提出意見，然後再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全書。當時給過我幫助的有翻譯家方平先生，前輩詩人辛笛先生，故世的詩人姚奔先生，余振先生，杜嘉蓁先生，故世的翻譯家力岡先生和幾位愛好詩歌的大學生。有兩位大學生還曾熱心地把全部譯稿朗讀錄音，以便從聽覺上去發現譯文的優缺點。
譯稿送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之後，又得到當時該社外國文學編輯部主任盧永福先生許多幫助。他親自來當責任編輯，對稿子做了許多加工。盧永福先生是我國老一輩的俄國文學研究家、翻譯家和出版家，他懷著滿腔對俄國文學的熱情和對我的厚愛，幫助我讓這個多災多難的譯本出版問世了。從1950年我在余振先生，還有曹靖華先生，劉澤榮先生的指導下開始閱讀《葉甫蓋尼·奧涅金》算起，到這時已經整整三十年。
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
《普希金選集第五卷：葉甫蓋尼·奧涅金》
從1982年到現在又過了二十年。這是我們國家新生的二十年，真正繁榮昌盛的二十年。這個譯本在這二十年間，曾在人文社的《普希金選集》，《普希金小說戲劇選》和《普希金文集》中以不同版本出現過，曾多次在電台播放，錄製過錄音帶，並曾按照余振先生的意願，由他參與執筆，改成每行十個字的整齊版本，以另一形式收入浙江文藝出版社的《普希金全集》中。二十年來，國內大多數文學選本和教材中，都採用這個譯本，國內外有關普希金的論著中都提到或引用這個譯本，國內外有關俄國文學和普希金的展覽會上、紀念館和圖書館中，都陳列這個譯本。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偉大進展，這個譯本已經流傳到世界各地，台灣省也買去了版權，印出當地的版本。
1999年，在普希金誕辰二百周年的紀念會上，俄羅斯駐華大使在他的發言中因為這個譯本和我的《上尉的女兒》譯本，以及我在普希金教學研究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把我的名字和其他幾位先生的名字列在一起，表示感謝，俄羅斯政府文化部還向我頒發了普希金紀念章和感謝狀。俄羅斯曾幾次邀請我去參加有關普希金和《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學術討論會，雖然因為經費問題未能成行，但我也很高興。
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第二編輯室的主任劉開華先生和我商定，由我對這部譯稿重新校改，再出新版，讓它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時俱進地進一步提高，讓它能夠配得上我們偉大祖國今天欣欣向榮的形勢和改革開放的成就，並且滿足我國廣大讀者日益提高和增長的需要。我就是在做這件工作的同時，對於過去的五十年，心中湧現出不可抑止的回憶。
我把這些回憶寫下來，作為這部重新校訂修改的書稿的譯後記放在這裡。敬請讀者朋友們指教。
智量
2002年2月
寫於上海華東師大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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