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下了一場大雪，白鹿原留下的斑駁痕跡還沒有完全消失。
何城的衛生室開在廢棄的鄉村小學，正門朝北，也是村里人中常說的陰面。平時陽光無法直接照到門前，兼又有房屋遮擋，即使已經過了半個多月，門口地面上還是留著各樣被踩踏且凝固的冰面，進出的人們小心翼翼，尋找不易滑倒的地方探腳，兩位穿著紅色大花的棉襖大嬸，互相攙扶著向里邁步。
何城沒有時間去打掃門前的積雪，過去的一個月，這個年僅27歲的年輕人，迎頭撞見了自己作為村醫執照上崗後最「亂七八糟且心有餘悸」的一段日子。
1
在何城的記憶里，這一切開始的毫無預兆——
「感覺頭天還要去鎮子衛生院支援做核酸檢測，結果第二天就說在家等通知，第三天就直接說以後再也不做核酸了。讓我們回自己所屬村落待命，後來就允許根據情況自行問診了，這個問診特指發熱。」
12月7號之後，西安主城區的新冠感染者數量激增，在中旬就已經顯著擴散並持續走高。然而不同的是，何城清晰記得自己不足20平米的診室里迎來的第一個發熱病人來自12月19日。
「村裡有個嬸子一大早就敲門，天還黑著，正冷的時候，差不多六七點鐘，她說自己渾身疼，好像有點發燒，睡不著，折騰了一夜，所以等不到天明就來了，想讓我給打一針。」
何城說，他其實已經很久沒有診療發熱病患的經驗了，過去近三年的時間裡，不管是在衛生院的實習，還是在同為村醫的叔叔跟前學習，「政策上，都是不允許我們這些診所私自接受發熱患者的，都得往定點的醫療機構送。」
過去3年，何城的主要工作從看病變成了核酸採集、封村站崗，早上不到5點就趕到鎮子做準備，中午12點再回駐村，何城的衛生室在疫情期間大多都在關門狀態。忙於防疫而被迫停診以及無法接診發熱病人的情況讓何城的問診收入常常徘徊在千元上下。
何城說，對於許多村鎮一級的醫生來說，在這之前對於真正新冠確診者的接觸都少之又少，而這也意味著，面對突如其來湧入村鎮衛生室的這群發熱鄰里，何城的診治經驗都幾乎為「0」。
當然，這些在鄉村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人，也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新冠感染者。
過去幾年，為了讓更多人意識到新冠的危險及傳染性，許多村里老人們接觸到的宣傳措辭都令他們心生恐懼，也因此，面對具體的診療，何城更多是告訴他們的問題是感冒發熱，或者是氣管炎之類。
他對老人們很少討論新冠，一方面，衛生室只有他一個人，沒時間指導老人使用抗原自測；另一方面，他擔心告訴老人們反而會把他們嚇壞，「好多人覺得陽了很可怕。」
而對於老人來說，最常見的表示身體不適描述自我症狀的用詞也不過就是，「我可能受涼了，所以有點發燒，你給打個肌肉針肯定就好了，檢查啥，不用查，費那錢幹啥。」
和村民打交道久了後，何城也有了自己的一些鄉村生活智慧，比如，順著村里叔嬸們說話，聲音要大，語氣要顯得堅定有力，多以安撫開導為主。
鄉村的八卦和閒言碎語有時候比病毒感染本身還要傳播的快，誰家有人剛從西安回來就進了衛生室，誰家又發燒頭疼一直咳嗽，一開始的日子裡，人們之間有種詭異的默契，拉開的距離暗示著對於彼此的懷疑。直至徹底爆發，「全都一樣了，也就沒誰嫌棄誰了。」
大家打招呼的方式也完全變了，從「你吃了沒？」到「你陽了沒？」——前後不過三五天。
2
但對於何城來說，短短三五天裡遠遠無法完成妥善的反應和準備。「那時候我還聽有專家說農村感染潮得在春節後，哪能想這麼快啊，全鋪開了。」
12月16日，有關部門發布《關於印發加強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務工作方案的通知》，其中提到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要按服務人口的15-20%人份動態儲備抗原檢測試劑盒。
但何城沒有採購，不僅是因為沒有採購渠道，連他自己都沒有做抗原。「感覺沒啥必要，之前核酸檢測免費大家都不想做，還得催，抗原需要自己買就更沒人了，而且農村老人多，也不會操作，演示都麻煩得很，現在就是治病，對症下藥就行了。」
大多時候，何城都選擇給村民按照感冒發熱的經驗進行診治。
然而，當時在何城的衛生室里，連基本的退燒藥也難以保障。過去3年，退燒藥、止咳藥、抗生素和抗病毒藥長期被列為嚴格管控的「四類藥品」，何城沒機會也沒任何概念預期提前做儲備。
後來，再採購又已完全來不及，「城裡都買不到，更別說我們這些村里小診所了，我這一盒布洛芬都沒有，藥商那邊進價就得28一盒，我想了想還是算了，村里人便宜的藥買慣了，你多收他一塊錢他都要問你個一二三，解釋起來太費勁了。」
至於網上最近大火且引起熱議的輝瑞特效藥Paxlovid和阿茲夫定，何城表示在自己的印象里那只是一個模糊的名字，因為但凡超過100的單價藥想在村衛生室賣給受眾，「那幾乎就屬於天方夜譚，哪有人要啊？」
面對感染潮，何城的藥房裡只剩下此前常備的「大罐子配藥。」
預估到藥品不夠的現狀後，何城只能選擇用輸液或打針來替代。「人最多的時候，我這一天至少20多個掛吊瓶的，床上地上圍著坐的都是人，我叔叔那更誇張，他負責的村子接近2000口人，每天天不亮就開門，直到半夜三更才能歇下，打退燒針有時要排隊一兩個小時，掛水的也在50多人左右，根本顧不過來，全天不帶停。」
何城手中的檢查設備主要是體溫表，血壓表和聽診器，至於具體該怎樣問診，則全憑經驗，何城也深知抗生素的使用需要做藥敏，但是簡陋的衛生院實在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有時候也會聽到外界評價說他們都是「 抗生素 + 激素 」輸液兩件套，方案不科學，但何城對此難以評價，他說「管他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況且這是病毒性感染，我也沒見到什麼特別規範成熟的治療方案，指望我們村醫自行研究，這不是開玩笑嗎？」
面對疫情過峰，何城在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考驗。「首先，能自己抵達村衛生院的八成以上都是老人，且很多都是輕症，症狀主要是發熱、咳嗽、咽痛等，嚴重的肯定打 120 送到上面的醫院了，所以對症下藥也沒啥錯，而且照目前形勢看，這麼治也不會有啥大問題。 」
3
村裡的人大多信賴掛吊瓶的效果，因此大都主動要求打針或輸液，「他們難受了好久，想要的不是開幾盒藥，勸也勸不動。」
大量的輸液需求現實，也導致何城的吊瓶、生理鹽水、葡萄糖都陷入短缺，後來由於缺貨的緣故，這些藥品的價格也產生上漲。「連基礎液體都從三十多一箱漲到七八十。就這也得採購，但物流又卡住了，買不到就找關係弄，或者跟其它附近村醫互相交換，看對方儲備量稍微多點的話就想辦法勻一點。」
來衛生室看病的人，發燒只要到 38.5℃ 以上的，何城大多會給他們掛吊瓶，一般是炎琥寧或者是維生素 C。低燒的就給開點自己配的白色綠色片片藥，「因為實在沒其他的。」
針對部分老年人，何城也選擇抗生素加上葡萄糖治療，「一般三五天也就差不多了。」而其用藥的抗生素也主要為頭孢類抗菌藥，「當然，也有一些有抗病毒效果的中成藥，像雙黃連什麼的。」
何城時常覺得自己在摸著石頭過河。他也看到新聞上說醫院爆滿、重症患者排不上隊的信息，一方面很緊張，怕自己真正遇到棘手的情況，另一方面又覺得，多虧自己負責的村子人口少，不至於完全沒有精力應對未知。
何城身邊雖然少有老人去世的情況，但私下村醫們的交流中，何城也發現這個冬天，去世的老人比起往年多了不少，他憑感覺認為，這或多或少和新冠之間有聯繫。
至於何城自己，這個冬天距離病患死亡最近的一次發生在12月24日，「正是忙的時候，村上有個嬸子打電話說她爸爸不太好，老人說不了話，幾天不好好吃飯，也沒法下床，想讓我去她家幫著看一下，我說給這波人掛完水就去，1點多，人少了我趕緊往她家跑，去的路上打電話想再問問啥情況，結果她就說不用來了，老人已經走了。」
老人去世後，埋在村頭的公墓。辦過白事後，村里又陸續出現了很多發熱症狀的人。
在關中農村，造成病毒傳播的渠道往往是集中進行的婚禮或葬禮，人群聚集為病毒的快速傳播提供了「絕佳」的契機。翻開網際網路上的短視頻，農村的大席上，往往是村民們圍坐一起吃吃喝喝的畫面，而畫外音卻是此起彼伏的咳嗽與噴嚏聲。
12月中下旬的感染潮高峰，何城每天都要接診至少30餘位病人，到現在，每天的人數減至10人以下，但何城也坦然承認，不敢說第一波感染潮已經完全度過。
由於自己的家距離負責的村衛生室還有一段距離，為了方便工作，何城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這裡，過去的一個月，何城的門都在6點左右就會被敲醒，小小的衛生室里擠滿了前來掛水或問診的老人，早上的時間段里總是滿滿當當，至於那些打電話的，行動不便的老人，也只能等待著何城忙完再在空閒時上門診治。
而一旦要到上門診治的階段，何城也就都做好了告訴患者家裡人提前做好心理，或者趕緊送往大醫院的準備。「就是那個沒撐到我去的大爺，他下葬沒幾天，他老伴也臥床不起了，我去用聽診器聽了一下，基本能確定是肺部感染。嗡嗡嗡的，讓往西安送去拍片治療，但老人太犟了，死活不去，家裡人也是，可能也沒有心勁了吧，讓我給開消炎藥，打針吊水，減緩老人的痛苦就行，但我這裡，更多的措施也做不到了，剩下的只能看命。」
對於許多村裡的老人來說，「確實都只能靠命，命硬的，熬過去，命薄的，就走了。」這個冬天，死亡成為了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元旦前後的日子，村子裡三天兩頭都是鞭炮聲。
「不是為了慶祝新年，我叔給我說，他們村里，兩天走了四位老人。」
■ 文中人物為化名
作者 | 湯加 | 貞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