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某宇事件，從當事人被曝失蹤到確認縊亡，整個過程里呈現出紛繁複雜的輿論生態。2月2日，警方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已梳理掌握網上杜撰虛假事實、製作虛假場景、炮製虛假錄音、拼接監控視頻、假冒事件當事人等五大類共計120餘種虛假信息。
為何這類事件往往會伴隨大量的質疑、聯想乃至謠言？比起真相，有時候我們似乎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報導青少年自殺等悲劇性事件時，媒體如何把握信息披露與道德倫理的邊界？本期全媒派對話多位傳媒學者，試圖尋找答案。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在胡某宇事件的發酵過程中，很多犯罪動機或誇張故事曾被提出，有的甚至發展成陰謀論。很多類似事件中也常常伴隨著大量猜測和聯想，原因有哪些？
辜曉進（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第一，有些人對於相關機構所發信息的信任度下降。
第二，在缺乏信任的前提下，人們會腦補一些情節，對陰謀論之類推測產生興趣，事後證明這類推測大都不靠譜，其中有不少所謂事實是假新聞。現在很多假新聞會偽造合法性，從消息源、敘事方式等各方面看上去都似乎是一個合規的內容，讓人更容易相信。
第三，該事件主體是一個年輕學生，而且涉及死亡、自殺等因素，本身就牽動人心，特別是年輕人和家長會產生共情，進而引起廣泛關注。
第四，越是輿情焦點，越容易引起更多媒體的介入，進而容易把事情傳播開來。加上現在複雜而多元的網絡傳播，會讓人有很多想像空間。有些人可能原來沒有想那麼多，但是一看某某文章/視頻，腦補一下，然後形成各種各樣的判斷，這些判斷又反饋回輿論場，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和討論的大量猜測與聯想。這種現象暫時沒辦法完全避免。
2.網絡上一些質疑、猜測信息的出現，是否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辜曉進：現在網絡上更多是一些推斷和質疑，而如果推斷和質疑的目標朝著陰謀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個主觀故意方的存在，才有可能變成所謂的陰謀論。陰謀論一般都包含人為的主觀故意因素，所以它和猜測、推斷、質疑其實是不完全一樣的。
網絡是一個反應極其靈敏的系統，它有一個自我淨化的過程，哪怕是假新聞，有些也可能不攻自破。總體上，我覺得質疑、推斷層面的信息，是有一定積極因素的。
第一，它對信息的發布方，特別是對公共信息的發布會形成一種良性壓力，使得有關方面更快速、更完善地履行自己的責任。
第二，它能讓信息發布者更直接地面對民眾，了解民眾的真實想法和訴求。
第三，更重要的是促進事情抵達真相。這裡講真相，不是說事件里一定有陰謀，而是指有些應該公開的信息要及時公開。
所以，哪怕有些質疑顯得有點咄咄逼人，甚至是大家腦補了很多東西，但是客觀上還是有一定好處的。網友們對於胡某宇事件的關注和討論熱情，我總體上持贊成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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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然（蘇州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我認為只要是出於善意的動機，一些合乎情理的質疑、猜測即使短時間內缺少足夠事實的支持，也應當在可控範圍中允許其出現和存在。
因為網民在事實材料的掌握上其實是先天不足的，如果對網民提出像新聞記者、執法人員一樣的高要求，可能導致其無力承受事實核驗的預期耗損，從而迫使他們放棄行使自身正當的知情權、表達權，打擊其了解和參與公共事務的信心。
反過來說，在善意動機驅使之下做出的合乎情理的質疑和猜測，即便後來被證明與事實真相存在一定出入，只要它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就應該被允許。當然，如果這些質疑、猜測信息超出了一定的邊界，比如可能立即造成社會恐慌，引發社會動盪，則應當進行必要的限制。
3.的確也有救援隊員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個別網民「腦洞大開」曾影響搜救方向。其中一些信息可能也會被媒體採用，這會造成誤導嗎？
辜曉進：信息社會的以訛傳訛，對輿論會帶來一些誤導，主要表現在會對認知產生干擾，影響人們對於真相的理解。
至於對媒體的操作，倒是影響不大。因為媒體的操作有其準則，需要遵循一定的框架，只要是足夠專業的從業者，不會受到太多影響。
我倒想提出另外一點，這麼多紛亂的信息，稍微有點責任心的媒體，應該積極介入，並通過自己的調查去證實或證偽，至少促使真相出現，或發揮正確的引導作用。
馮帆（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這也說明當前在新媒體環境下，媒體不再是各種信息的壟斷者，也不再是公眾唯一的信源。
而面對新聞時效的要求，媒體有時也不得不從各種渠道獲取信息，例如從一些自媒體和網民的話語中搜集信息，這的確是一把雙刃劍。
4.相較於常規信息，流言或謠言信息的傳播往往更有市場，其吸引力從何而來？比起真相，為什麼有時候大家更容易相信陰謀論？
辜曉進：這個其實很容易理解，因為從新聞價值的角度來說，反常的事情，它的新聞價值往往是比較高的。我常跟學生們說，事出反常必有妖，但公眾喜歡。他們的看點一個是反常，一個是故事性。陰謀論是構成反常故事的最便捷（成本最低）的方式之一。
以電視劇、電影為例，很多好看的故事裡面，一般會有對立面、有過錯方、有陰謀方等，形成一種更具吸引力的敘事架構。
我記得在20年前，美國有位專家和我說，那時候西方報紙就已經不太好辦了，因為媒體很多，市場飽和了。如果要新辦一個報紙，那就只能考慮走低端，走低俗路線，追求感官刺激，那它的發行量才可能超越既有報紙。
這在當時是符合邏輯的，套在現在的信息社會，這種信息也是容易傳播的。世界上很多研究統計都顯示，低俗或虛假信息的傳播比我們正規渠道發布的正確信息的傳播更快、更廣。
回到輿論中的陰謀論，其特點往往是特別出格、想像力過於豐富、帶有反叛色彩等，更容易帶來流量。而話說回來，獵奇、反常、聳人聽聞這幾種因素，在傳統媒體時代也是媒體所追求的東西，現在面對廣大網民，就更是這樣，只不過現在有很多反常或聳人聽聞是無中生有的。而正規媒體因為有把關人的存在，報導的一般都是真事。問題在於，我們日常的社會生活里，不可能出現那麼多反常的真事。那為啥有些人會信以為真？因為部分網民不會從證偽或闢謠的角度來想，而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至少可以娛樂一下，所以大家願意轉發。
中國古話就有「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的說法，再加上網絡的推動，大家的信任與轉發，最終會形成一種人為的轟動效應。
5.為什麼像胡某宇自殺這樣有重大爭議的事件，在官方公布真相之後仍然眾說紛紜？
胡泳（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在真相有案可查的情況下堅持錯誤事實，意味著存在一種「造假的共識」。
這樣的行為在歷史研究中並不罕見。法國歷史學家為此使用了「虛假的真相」這個概念，即在某種歷史策略框架內「偽造真相」。這源於「偽造者與其受眾之間的默契」，它將「對偽造的認可」作為傳播過程中「某種信念的推動力」。換言之，「虛假的真相」不僅來自偽造者與公眾之間的默契，也意味著存在接受謊言的條件，即公眾需要某種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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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然：一方面，面對不確定性，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潛在危險，人們試圖進行解釋，從而消除內心的不安。
另一方面，人處於各種社會關係中，會通過各種交往行為維繫、增進自己和群體的關係，其中就包括了傳遞各種信息。基於這一目的，信息的真假有時不再重要。此外，人會致力於提升自尊的認知活動，然而，自我提升對於認知、判斷的偏差影響是顯著的，這一偏差影響甚至會延伸到人們所屬或認同的群體。為了更好地區分「我們」和「他們」，可能公然、有意地為私利散布謠言，也可能無意識地選擇和傳播利己謠言。
6.數字媒體時代，很多信息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現在公眾面前的，未必全面的信息是否可以被接受？
辜曉進：即使在傳統媒體時代，當一個事件突然發生後，也是無法直接抵達真相的，需要通過一系列的報導逐漸抵近真相。所以信息呈現是要分階段的，過去常會有系列報導。在網際網路時代，時效大大增強了，信息發布以分秒計算，就更加會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比方說美國「911」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就在紐約。一開始，這麼大的事件發生了，媒體要全力以赴報導，但是短時間內又得不到真相，比如死傷多少人，這是差不多一年後才完全確認的，但所有媒體的報導每天都不間斷，有不少現在看來是不準確的內容，但難以避免。
所以即使在傳統媒體時代，它也需要一個過程，我們要允許媒體無法在短期內得到真相。
在數字時代，時效性加強了，不是以天來計算，而是以分秒來計算，這其實還壓縮了報導周期，在追求更快的路上，很難畢其功於一役，那麼就可能會呈現碎片化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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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這類事件報導常常牽涉到當事人及家屬的隱私，以胡某宇事件為例，您覺得隱私權讓渡的邊界在哪裡？
馮帆：以胡某宇事件的報導為例，隱私權讓渡的邊界應該進一步明確，保證公眾知情權和當事人隱私權之間的平衡。在充分保證和尊重當事人隱私權的前提下，實現對知情權的兼顧。同時媒體和公眾也需提升新聞參與邊界的意識，防止出現媒介審判等情況。
辜曉進：在涉及胡某宇這種青少年自殺事件時，需要強調下，他既不是公眾人物，也不是政府官員，我們應當尊重他和他家人的隱私權利。
所以很多無關細節不必要窮追猛打、搶著把它披露出來，媒體記者需要有一種對於尊重個人隱私權的自律。
當然，這方面我們需要啟蒙的地方太多了，積極正面探討，是提高我們媒介素養的一種方式。接受到什麼程度是其次，我們只有不斷進行輸出，時間長了一定會有好的效果。
8.對於青少年自殺等悲劇性事件的報導，如何去把握內容披露的尺度？有哪些不可觸碰的禁區？
辜曉進：關於自殺事件的報導，涉及新聞倫理，全世界已經有很多規範了。我確實也會擔心胡某宇事件形成比較負面的輿論效應，因為如果最後把焦點全部轉移到他的自殺方式及成因等方面，我擔心會帶來另一種反效應。
對於自殺，人類已經有數百年的研究歷史了，大量事實證明，自殺事件如果被廣泛傳播，可能帶來更多的自殺！
這裡想說一下「維特效應」。歌德有一篇小說，叫《少年維特之煩惱》，講了一個年輕人因失戀而自殺的故事，結果小說引起轟動的同時，在當時的歐洲掀起了模仿維特自殺的風潮，以致有段時間很多國家把它列為禁書。以前美國有社會學者也統計過，每一次轟動性的自殺新聞報導後的兩個月內，自殺的人數會大大增多。
多年前，世界衛生組織面向媒體工作者發布過報導自殺事件的參考指南。所以其實是有規範的，但可能有些媒體人或自媒體人不清楚，沒有充分意識到重要性。我們也希望媒體能做一些引導，告知這種自殺事件的信息傳播是具有非常鮮明的新聞倫理特徵的，需要遵循基本的操作規範。
預防自殺：供媒體工作者參考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8814/WHO-MSD-MER-17.5-chi.pdf
指南來源：
英文版原著: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預防自殺協會
中文版翻譯: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
Preventing suicide: 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s, update 2017.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WHO/MSD/MER/17.5). Licence: CC BY-NC-SA 3.0 IGO.
©Beijing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