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劉哲 北京市檢察院公訴部首批入額檢察官
來源 | 劉哲說法
實踐中，我們會說一個案子，起訴了幾起事實，不起訴幾起事實，有些時候甚至是罪名。因為刑事訴訟法在提到不起訴有的也用的是案件，而這些部分的事實和罪名是也案件啊。有人感覺我們的不起訴針對的好像是事兒的。
如果這個結論是對的，那為什麼這種情況並沒有出具不起訴決定書呢？
這是因為不起訴決定書都是對人的，它是對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全部事實的評價。而不是對一個事實、一個罪名的評價。
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起訴應該針對的是人，而不是事。
事實上，針對一個共同犯罪的案件倒是可以起訴一部分，對另一部分不起訴。也就是一個案件其實可以基於人而分開來評價，即使這個案件就這麼一起事實。但是由於證據的原因，有些共犯的指控證據不足，那也可以分開來評價。
這種分開來評價是正式的，會分別製作起訴書和不起訴書，然後會產生不同的處理結果。
而且不起訴是一人一份，每個被不起訴人的不起訴書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們知道即使被告人眾多，有些人判無罪，有些判有罪，也不會把無罪的拆開寫不同的判決，還一人一份。
01
那問題來了，為什麼法院是一堆兒一起判，檢察機關的起訴和不起訴要分開，尤其是不起訴書要根據人頭分別撰寫呢？
起訴與不起訴分開這個比較好理解，因為要確定審判範圍，對於那些沒有起訴的就沒有必要向法院匯報了。因為法院並不是上級機關，法院是審判機關，它指就指控的人和事實進行審判。
對於沒有指控的人，它並不關心，它也不應該過多的關心。這是由控審分離的原則決定的，法院要保持中立就不能主動出擊，它不能同時扮演審判者和追訴的角色。因此，它不能提出追訴的意見。如果它提出的追訴意見，那還叫辯護人怎麼辯護呢？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
但是不起訴書為什麼要分別撰寫，即使它與起訴書分開，是不是也應該出了大起訴書把所有被不起訴都放進去，然後每人送達一個副本不就行了，那樣不是更省事麼？
似乎這樣好像沒有剛性的不妥，沒有任何法律禁止撰寫這種大起訴書。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回到不起訴書的功能上來。不起訴書與判決書的相同點，它都帶有終局性，代表了訴訟程序的結束。但與判決書不同的是，它沒有經歷類似於審判那樣的整體審查過程。檢察官閱卷雖然是整體閱，但提訊是個別進行的，也沒有舉證質證、法庭辯論這種整體的審理環節。而且不起訴也不存在定罪量刑，也不需要與同案犯的比較。因此，沒有特別的需要相互了解對方的處理情況及細節。而且不起訴書對於被不起訴人解除訴訟程序的證明性文書，只要有自己的內容就足夠了，也不需要額外其他人的信息。
而且不起訴的結果雖然公開宣布，但仍然是一種個人隱私，把不同被起訴人的信息混合在一起，容易導致隱私的不當傳播，並不利於被不起訴人復歸社會。
因此，不起訴書一人一份其實是司法人性化的考慮。
但判決為什麼能夠無罪的人都寫到一起呢？
這是因為判決經過集體的審判，審判的過程是一體化，即使是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但是在舉證質證、法庭辯論、最後陳述等環節都是一起的，也就是所有參與人在這些認知上是集體進行的，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也有必要整體的予以一個回應，不管是有罪無罪，還是哪些人判無罪，都應該落到一起。這也有一個整體的比較。
同時上訴的時候也是全案審理，即使是只有部分上訴人，但是所有的原審被告人都要參與審判，這是強制性的，並不是不上訴就可以不去。
但是被不起訴人是沒有強制參與審判的義務，除非作為證人被強制到庭，但顯然與原審被告人的義務有所不同。
因此被不起訴人既沒有必要與被告人放在場合去處理，也沒有必要與其他的被不起訴人的放在一個場合去處理。因此，單獨文書、單獨處理作為一個更加適當的司法處理方式就被保留了下來。
02
單獨文書的事處理完了，還有一個更加的複雜的問題，那就是減少罪名和減少事實的時候，如何體現？
目前除了審查報告，並沒有一個法律文書予以體現。
比如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100起事實，最後起訴了50起事實，對另外50起事實並不會專門出具一個不起訴決定書。因為剛才我們分析過，不起訴是對人的，不是事。
但實際上的情況是這50起事實也是沒有起訴啊，這在哪裡地方需要給一個說法麼，詳細說明一下這50起為什麼沒有起訴。事實上，現在沒有地方寫這個內容。
這又涉及到兩個問題，公安機關是否要賦予對50起沒有起訴事實的監督權或者說，制約權、另一個是這些案件事實的被害人的權益如何保護，他們如何主張自己的需求？
從目前看因為不起訴是對人的，因此只有對整個人作出不起訴決定之後，公安機關才能享有複議覆核權。
而不是只要起訴與移送起訴的內容有任何差別都可以提出複議覆核。
也就是從制度設計上是公安機關對檢察機關的制約主要著眼於大處，不是事事制約、處處制約。
這一方面基於檢察機關作為司法機關和法律監督機關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檢察機關作為指控方，在審前具有主導地位，沒有事事制約，也是對主導權的尊重。同時在運行方式，檢察機關的司法屬性更強，因此有一個制度信任和賦權的問題。
同時也有一個司法效率的問題，如果不停對每一起事實的訴與不訴進行掰扯，那也就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打擊犯罪，這也不利於訴訟效率的提高。
而且不要忘了，還有辯護一方存在，辯護一方往往對起訴的每一起事實都有意見，也不能在起訴的時候去徵得辯護方的同意。尤其是追訴起訴、增加事實，這是公安機關和被害人希望看到的，但是可能是辯護方反對的，但也不可能因為辯護方的反對就不增加指控的內容了。當然提取意見，該聽取還是要聽取。
而且檢察機關和偵查機關還有一個檢警一體化的問題，同為大控方，還有需要發揮合力的問題。這種審前的整合性模式與庭審控辯審三角構造完全不同的概念。
檢察機關的誕生主要就是制衡偵查機關的濫權和法官恣意。如果讓偵查機關對檢察機關的制衡，能夠的反制衡，那檢察機關的制衡能力就會削弱。檢察機關不是需要制衡，而是更多需要來自審判機關的制衡，比如無罪判決，減少罪名或事實，對指控意見進行制衡。這樣才能叫以審判為中心。
這種順序是正向的制衡，如果方向的制衡，就成了以偵查為中心。
以往夠罪即捕、反捕必訴，偵查機關說什麼是什麼，不僅是配合，也體現了偵查機關對檢察機關的制衡，甚至是審判機關的制衡，但這種制衡的結果以偵查為中心，案件質量的降低，將以審判為中心的標準降到以偵查為中心的標準上來。
這也是為什麼不能主張過多講反向制衡的原因，不是說檢察機關就一定對，只是檢察機關離庭審這個中心更近一點，感受到壓力更多一點，對提高了的證據標準感受更深一點，因此更有可能是正確。
為什麼一定要以審判為中心，因為它是終局的裁判者，他居於中立，他有審判公開透明的程序保障，所以也是更有可能正確。
而立法者正是基於這種程序性的制度理性，才對制約的程度在方向性上做了不同程度的調節，其目的是司法公正。
但是基於證據原因沒有提起公訴的部分事實和罪名，有必要正式告知偵查機關繼續偵查，並說明偵查方向，從而使案件繼續推進，而不至於擱置。變成黑不提白不提了。
同時對於被害人這方面，我們國家確實沒有實行公訴壟斷主義，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害人可以提出自訴。這個信息也有必要讓那些沒有納入指控事實的被害人正式知悉，並告知其自訴的權利，從而保障其在法律的框架下保障自己的權利。這些都是制度的細節，但是如果沒有細節，制度就沒法形式。很多被害人只能幹等著，聽說這個案子判了，但跟自己沒關係，那能不著急麼？這時你有能怪人著急麼？
魔鬼藏在細節里，天使也藏在細節里。我們除了了解制度大的方向感，大趨勢，也就是宏觀法學，也要了解這些具體而微的細節，使制度能落到地上的小細節，這是微觀法學。而司法的進步正是細節鋪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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