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程波 （湘潭大學法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建強教授編著《譚延闓年譜長編》，2021年12月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仔細讀來，深有感悟。
世人皆知譚延闓。譚延闓（1880-1930），字祖安、組庵（祖庵），號無畏、畏三、非庵、慈衛等，湖南茶陵人，生於浙江杭州。其父譚鍾麟在晚清同、光年間歷任陝西、浙江巡撫，陝甘總督，工部尚書，閩浙、兩廣總督等職。但這是「正史」筆下的譚延闓，如同填充格子，了無趣味。好在我國史學源遠流長，品類繁多。從傳記而言，「正史」之外，私家撰述更加流行，不但可以補「正史」之不足，從它運用史料的價值而言，也比「正史」更為原始、直接。比如這部《譚延闓年譜長編》，「涉及時間和史實更細，史料徵引空間也更大。具有資料性和學術性互佐的鮮明特色。」[1]全書以《譚延闓日記》為核心史料，輯錄範圍較編著者之前的《譚延闓文集·論稿》（湘潭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更加廣泛。與譚延闓並稱「湖湘三公子」[2]之一的陳三立曾說：「風氣不同，文體亦異，舊從其舊，新從其新。」本書確能做到這一點，讀者除能翻閱有關資料外，還可以看見譚延闓的同時代。
一、
中國正史和雜史的分途自宋始。宋代以來的歷史，是必須連同家乘、野史、小說、筆記之流去閱讀的。隨著社會的變遷，史學方法也有演變。就「長編」體裁而言，自撰年譜（自傳自述）、筆記、日記、回憶錄以及某個特定時代存留下來的檔案、報刊、口述或訪談、往來的詩文書信、電報等體裁的文字材料，只要有史料價值，新舊不拘，兼收並蓄，內容雖雜，形式亦散，但卻讓歷史人物的形象豐富起來了。
先說《譚延闓日記》。譚氏日記存世凡66本（手札），可謂鴻篇巨製，特別是自1913年後從未間斷，時間跨度堪稱半部民國史。然而，在做歷史的人看來，日記雖然屬於第一手材料，但卻是不大好的材料。因為記日記的人，往往喜歡在日記里會刻意隱瞞或者顛倒黑白，但日記畢竟會表達出來作者當時的某種意圖，至少這種意圖，應該是真實的。具體對於某一件大事，日記里說還是不說，說多少，怎樣說，也肯定代表了當時作者對這件事的看法。而且，在往往不經意間，也會流露出他的真實想法或者意圖。例如《譚延闓年譜長編》第756頁，輯錄了如下一段：
(1922年)6月15日……「忽見報及得京電，乃以內務總長浼我。」謂：「心殊憤然，天下不如意事嘗八九，此類是也。」呂滿來商復黎電事，「即以數語畀之去。」先生謂：「必有人以我為想，亦必有人以我為滑者，我行我素而已。」電謂：「北京黎黃陂先生鑒：國會未能行使職權，合法政府未能統一北廷，任命又不敢承認。」（《日記》）
是日，孫中山任命先生為全湘討賊軍總司令。（《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6月16日……李抱冰來，「談久之」。「過醉六，以作擬電示之，意不謂然，乃別起一草，但說事實不言法理。遂至宏群家，見呂、岳、李特生，斜酌電文久之。」晚，「得各處函電，心殊煩悶，欲作書復粵中，竟不成文，可嘆。」 （《日記》）
查譚延闓正式發出「謝拒出任北京政府職務復黎元洪電》（1922年6月22日）」之電文，譚氏措詞非常考究，他說：
黃陂先生鈞鑒：……年來護法舊侶豈無灰心時事，斷然棄其主張者，延闓蓋嘗非之。今聞命而幡然。內既負心，外亦負友，又延闓所不敢出也。公待延闓厚而視之過高，不知其愚頑不足使令。願遂聽其所執，毋更垂顧，以損威嚴。延闓伏念承公許與十一年矣，五年之役不能赴公之難，嘗引以為羞，今又不肯從公，誠知罪戾，而恃公雅度，故敢盡其私。至於法理政談，海內賢達各有書疏，公所熟聞，非所詳矣，因便陳詞，敬請鈞安，伏維霽鑒。譚延闓謹啟。[3]
這段文字，正是譚延闓「但說事實不言法理」的真實寫照。但電文中未明之真意，諸如「國會未能行使職權，合法政府未能統一北廷，任命又不敢承認」卻在日記中流露出來了。這或許正是譚延闓「我行我素」，「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的地方。
畢竟，寫日記不是在做案，非得花大心思掩蓋痕跡。所以，只要研究者有心找，還是能找到真東西。若能讀雜書，網羅資料，采銅如山，吹沙見金，始知筆記日記之作，固非蠡測管窺者之視作支流小道。因此，披覽《譚延闓年譜長編》，介述引申《譚延闓日記》之餘，間以管見略有商訂，饒意致，富史料，甚有可傳之價值。
例如，過去史家在論及為民主憲法犧牲的宋教仁時，就已指出宋教仁南行歸湘省親至宋遇刺之前，國內已有各種危象，「蓋均利用宋鄉居不能完全有效控制局勢」。[4]然而，對於宋教仁積極回原籍展開競選運動的記載卻語焉不詳。在《譚延闓年譜長編》中，編著者用譚氏日記為線索，記載了宋氏在長沙之大略，有歡迎之詞，私意之美，函問之切，輓聯之惜，爰摘錄之，以供史家之資取。
（1913年）1月4日 ……下午，宋教仁到，先生記述到「日哺，聞礙聲。宋遁初至也。上燈，至國民黨支部，今日本道腴[5]輩以洪春岩事宴客，遂改為歡迎遁初。凡五席，余與遁初、盛廉生、劉劭襄、錢芍人、周道盈、彭與吾同座。宋風采，言論皆有政客風，非尋常人也」。（《日記》）
1月5日 宋教仁來。（《日記》）
1月6日 歡迎宋教仁。「宋遁初來，今日全體歡迎也， 入座會議廳，凡四十餘人。酒半起演說，宋答詞條暢深切，可佩之至。」（《日記》）
1月5日 宋教仁來。（《日記》）
1月8日 國民黨支部會歡迎宋教仁。先生記述道：「午飯後至教育會歡迎宋遁初，國民學全體會也。自仇鰲以下，到者六百餘人。余致歡迎後[6]，宋演說，多客氣語，不如黃也。劉彥、歐陽振聲相繼演說甚久。」「及散，攝影門外，同宋至國民黨，仇、周、吳、劉、歐陽之流皆集。」晚十時，客盡去，復與遁初論近勢至一時五十分。（《日記》）
1月9日 ……晚，宴請宋遁初、劉式南、歐陽俊民等人。「窗外風雨聲，聽之洒然。」（《日記》）
1月18日 宋遁初在教育會請客。先生記述道：「凡七、八十人。遁初酒半演說，皆政談。余與鄒麻、鄭人康、姚生、范、王槐宣、劉劭先，仇益三相繼演說。」（《日記》）
1月26日 「飯後，至宋遁初處，談甚久。」（《日記》）
1月27日 「早飯後，至宋遁初處談。遇劭襄、張斗樞，言與日本人以前械購訟事。」午飯後，「黃銊來，以軍刀贈之。」晚八時，「同仇、余至國民黨，公餞宋遁初，凡三十人。客散，與仇、周達夫同宋談。」（《日記》）
1月28日宋遁初來辭行……。（《日記》）
3月22日，得悉宋教仁遇刺。「今日得電，宋遁初被刺，尚不知生死如何。仇益三來，彭與吾、鄭人康、柳聘衣、王荷亭、何陶來、楊性詢來，吳劭先來，陳偉丞來，寧調元來，劉大喜來，陳佩弼來，決遣偉成往滬。作函問遁初、克強。」……（《日記》）
3月24日早「飯後，得克強電，知遁初絕命，不僅為一省一黨惜，甚為悶悶。（《日記》）
4月1日撰挽宋教仁聯，謂：「本雲『江左賴吾夷。平生自許屠龍技；何人賊來叔，後死終期蓋虎牙』。繼而改為『江左望吾夷。涕淚當時成往事；何人賊來叔，蒼茫天意竟難知』。（《日記》）
4月2日參加國民黨支部宋教仁追悼會。……。（《日記》）
上述記載，多次提及「宋教仁來」，譚氏與宋氏「談甚久」。當然，他們兩人到底談了些什麼，現在已經無從知道。但是，從宋教仁在長沙期間所有的演講和文字，[7]後世秉筆之人，或可推測譚延闓已經知道了宋教仁的戰略——「平生自許屠龍技，後死終期蓋虎牙」，以議會制民主主義包圍袁世凱，抑制其行使獨裁權力。以此亦可以解釋，譚延闓對國家事務的關懷與參與為何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從宋教仁死前的遺言：「南北統一乃是我的夙願，諸友切勿因小故相爭而誤國」，[8]或可以意會譚延闓開始明白了宋教仁的決心——「涕淚當時成往事，蒼茫天意竟難知」。進而在「宋案」後的「二次革命」中，仍可從「長編」對譚氏日記的輯錄，發現譚氏有一種頗持穩健，見其志節的處事態度。正是這種態度，作為這部《長編》讀者的我，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譚氏或許是真正讀懂並繼承宋教仁遺志的人，也無不可。
（1913年）6月11日 與鶴岡永太郎筆談。與程潛談贛督開缺事。（《日記》）
6月12日 「得李（烈鈞）柏（文蔚）電，一言撒手，一主辭職。診雲『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暨（豎）子真不足與謀也。」（《日記》）
6月25日 「開政務會議，議合署辦公事，不得要領而散。」（《日記》）
6月26日 見日本領事。（《日記》）
7月6日 參加李藎丞追悼會，撰聯挽之曰：「慷慨故人心，不堪一別殊生死；艱難今日事，料得九原同嘆嗟。」（《日記》）
7月7日 報軍械局起火。先生記述道：「登景桓樓望之，黑煙矗天，聲如爆竹，其綠氣上騰，迸裂有聲音，炮彈也。拊肩嘆息，湖南儲藏盡矣。急下，同頌雲布署一切。……」 （《日記》）
7月9日 同程潛到國軍械局。查看大火後情形。……（《日記》）
7月10日 懲辦軍械局相關人員。「午，提軍械局科員王章耀及一司事，一庫丁，斬之轅門外，蓋職守所在，應負責任。……三人者為法受刑，亦可哀矣。」 （《日記》）[9]
7月11日 搜捕軍械局火災可疑人。……先生遂親自議會說明原因並道歉忱。（《日記》）
7月15日 「見日本伏見艦長根津勝造及翻譯」。「趙夷午[10]來言出兵事。江西今日來電，十三日已宣布與中央斷絕關係矣。」（《日記》）
7月16日 至軍務司。閱三十一團兵，演說十分鐘，兵氣肅穆。（《日記》）
7月17日 看電文，「贛、鄂互稱得利，不知利果誰屬。鄂乃通電，欲各省日報平安，如前清辛亥八月間事，依樣葫蘆，思之可笑。」（《日記》）
7月19日 見美國艦長，「頗多忠告之言」。同程潛，見岡本武三，「言多慫恿，知其居心不同美人也。」（《日記》）
7月21日 開政務會議，凡四十餘人。「演說者十數，拍掌歡呼，興高采烈，然以趙炎午、余岸棱兩人言為穩健。」（《日記》）
7月22日 為日本大河平領事、岡本武三領事作餞，邀伏村艦長、根津翻譯、村山正隆作陪。七月二十三日先生不勝感嘆，謂：「此行非吾所主張，然自念犧牲此身以衛湖南，家人何辜，而必盡殉之，不如聽其自由較為心安理得。」（《日記》）
7月25日 宣布與袁政府斷絕關係。自稱討袁軍總司令。（《日記》）
7月26日 計劃出征。聞湖口失守。作書復陳梅生。（《日記》）
7月27日 見「諸人以湖口失守，大放厥詞，然而無救危亡也。」（《日記》）
7月30日 見郵政司顏明慶，「所言皆反對日本人意」。（《日記》）
7月31日，有感「近日署中紛紛請退職，可笑之至。貪財，怕死，二者必居其一也」。先生總結所撰日記，謂：「右日記一卷，起民國二年元日至七月卅一日，凡七閱月，二百又二日。所記皆起居、晉接之常，風雨寒燠之節。每日大同，了無足紀，蓋簿書填委，賓客雜沓，凌晨即起，夜分不休。自辛亥九月以來，幾於習慣成自然矣。勞神疲神，以事敷衍，於民於國，兩不相關。以今視昔，已覺措施之好笑，更數歲者。維持經畫之苦既不可得見，惟余從脞廢馳之狀，以供人嗤點，不必遠征；翻此冊已可知也。既無求闕省身力學之勤，復異越縵讀書稽古之志，而日於夜闌人倦，自具供招。年來志事，蓋可見矣。書此冊適竟，正值軍書旁午時，外觀家園，內覽身世，不禁慨然，因書如右。癸丑六月廿十九日四更，無畏自記。」（《日記》）
8月2日 聞滬戰狀頗焦心。（《日記》）
8月4日 聞克強有去耗，決遣易象往寧、滬。謂：「今日頗不怡，聞下游消息，不意為豎子所誤也。」（《日記》）
8月5日 黃興副官黃孟養來晤。「言克強實於廿九日去寧，前敵未敗，左右無敵，忽焉褰裳，可怪之至。」「諸人議寧事者紛紛，殊無歸宿。」「得港生書，言湘人請兵攻湘事，又桂將攻湘事，吾乃陷四面敵陣，可笑。」（《日記》）
8月6日 見皖代表段光謙、贛人李容恢、吳舜卿、楊應麟、曾憲謨諸人。得粵電，「知陳炯明又逃，唉，豎子也！」面臨危局，殊無上策，先生感到「信知吾黨之無人也。然吾遂與此輩緣，又所謂倒繃孩兒也」。（《日記》）
8月8日 「葛應龍言江南黃克強事」。（《日記》）
8月10日 至龍研仙家久談時事，「慨嘆不已」。（《日記》）
8月11日 同汪九、王三談甚久，先生感嘆「犧牲多矣」。（《日記》）
8月12日 湘澄、益齋、耀材等「來言取消獨立事」。（《日記》）
8月13日 發布湖南取消獨立布告。……先生感嘆到：「據事直書，不稍躲閃，以自異程、孫，然愧朱瑞多矣」。一已不見信用於人事小，保全湘民不受踩彌事大，所自慰耳。」又：「張子武遣吳營長攜書來，意誠摯可感，所見正與吾同也」。（《日記》）
8月14日 「撰致袁世凱電至二時三十分，乃睡。」（《日記》）
8月15日 「得鄂電，自省乃為降將，實深恥之。又得南昌急電，心殊怦怦，久之始決，蓋個人利害不敵全省禍福也。今日謠雲『不逞者，將於十二時舉事』，此亦意中。激烈者憤事中止思破壞，狡黠者欲殺主謀諸人以邀功，不得志者將倡亂以自咨，皆是也。」（《日記》）
8月16日 「草電致袁、黎。復黎昨電，頗得意，勝致袁電也。」（《日記》）
8月17日 見程璩章、黃培燮，「皆援贛歸者，言之憤愧，而無如何」。聞道腴被拘九江，「作書寄黎督解之」。（《日記》）
8月21日 見久原仲東，聞「克強乃改名今村常藏，赴神戶矣。」（《日記》）
8月23日 家人運行李往滬。（《日記》）
8月24日 「聞贛招湘兵，領械即潰，沿途大掠，不能援贛而轉以禍贛，且將禍湘，聞之憤恨不已。」（《日記》）
8月25日 就湘中局勢及解決辦法致熊希齡電。……是日，先生記述道:「擬電與秉三甚長。」 （《日記》）
8月27日 夏尚聲來，先生謂其：「江西敗將也，甚愾慨」。……（《日記》）
8月29日 晤英領事，「見之桓樓，其人生長中國，語言甚工，久之去，意在議亞細亞設油池地也」。「聞郭人漳至鄂奉令緩入湘，乃大慰。又得黎電，知來意甚堅，復大憂。」先生感嘆曰：「日來喜懼之情類如此，真非人境，吾何為而至此者，思之惘然。」（《日記》）
8月30日 因「連日不得滬書，甚念，乃電問之。獨坐聽風聲，忽多秋思，取蘇詩讀甚多，至十時遂睡」。（《日記》）
復讀並析分《長編》之譚氏《日記》，在「二次革命」期間，譚延闓對「袁氏專恣，褫公上將銜，公不屑介意」的態度，大體符合譚氏致徐世昌密電所言：「湖南宣布獨立，水到渠成，延闓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獨立，瓜落蒂熟，延闓不居其功」。[11]不過。針對譚延闓這一說法，鑑於政治立場和史學觀點的不同，過去人們對譚氏評價也因此不同。例如在大陸，周震鱗、陶菊隱等人認為，這是譚延闓「事前曾經打密電取得黎元洪的諒解，事後又不出兵援助討袁軍」[12]的「兩面態度」[13]。台灣有學者如張玉法，則把這一切看成是譚延闓「有為有守，知進知退」的人格風範，「二次革命，身為國民黨員，他不能不響應。但私下實不願意以武力解決問題。故當革命大勢已去，即毅然取消獨立，並辭去都督職位，不像其他獨立各省，戰至潰不成軍，才落荒而逃。在這種情形下，他在湖南的政治資源沒有用盡，所以他在湖南，能夠幾落幾起，曾有第二次、第三次任都督」。[14]
本書作者劉建強亦根據這一段史料，發表「論『二次革命』中的譚延闓」一文，既指出「湖南獨立遲緩而取消迅速。自與譚延闓態度消極有關，但更主要的是緣於當時的客觀情況」，又認為「譚延闓在『二次革命』中有許多表現堪稱積極，可圈可點」。[15]在這裡，建強教授以譚延闓「發兵勝卷難操，不發兵則義所不許」兩難立論出發，輔之以《譚延闓日記》的記敘，糾正了以往論者有失公允地批評譚延闓「敷衍暖味，耍弄兩面手腕」的否定態度，進而指出，「譚延闓在『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公開擔當責任，不推卸。不諉過，儼然『士可殺不可辱』的書生本色，這倒是難能可貴的」。[16]
如此閱讀理解，這部《譚延闓年譜長編》，如同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一千個讀者就會有一千個譚延闓」。
二、
次說《譚延闓文集》。在《譚延闓年譜長編》的編著中，建強教授非常留心與譜主有關資料，並非專為《譚延闓日記》內容進行整理，而是將譚延闓1905-1930年間撰寫的內容豐富、真實可信的文字資料，涵蓋奏摺、咨呈、條陳、政論、專著、演說、談話、函電、啟事、題詞、祝辭、祭文等，以年代為綱，按時間先後順序，予以編排輯錄，體現了譜主經歷的連續性。
李肖聃在其《譚延闓別傳》中說，譚氏「詩有集流傳人間，文則跋龍腴溪紱瑞所藏《湘賢遺墨》，簡潔有致。」[17]後來又在甲申年（1944年）著述的《星廬筆記》中，曾如是說：「武陵陳銳[18]刻《抱碧軒友朋函札》中，有譚（延闓）之尺牘。核其年，方十六耳。其天才絕高，故年未弱冠。即舉優貢。使其不奔於宦途。而殫精於學問，其詣豈可量哉？遇世多故，遂令至此，僅得流聲於墨藻。擅韻於詩章，諒非素志矣」[19]。此段評論，言譚氏能文，應不虛也。民國二十年七月，《譚延闓手寫詩冊》影印出版，李肖䏥閱後說，「冊中佳句甚多」。這些佳句，在《譚延闓年譜長編》中，大都可以通過譚氏日記線索找到，這樣就豐富我們對其詩歌創作背景的了解，便於從更多的側面來理解譚延闓。
例如，《過舊居》云：
小極偶然思舊事，孤行何意（間覓）得精廬。
房中久閟（罷）離鸞奏，廳事新為旋馬除。
到眼樓台非故有，冥（傷）心環佩想來初。
天台再至真迷路，為問胡麻憶也無？
《三月三日作》云：
三十年前今日事，一時和淚到心頭。
洞房簾箔春如舊（故），華屋山丘恨未休。
老去也知歡意盡，宵分無復夢痕留。
朱顏綠髮誰長在，且向人間恣獨游。
《宿舊閏有感》云：
房櫳猶是當時舊，事往人亡劇可哀。
閔默自傷年荏苒，殷勤還似影徘徊。
明燈笑語情如咋，寒雨淒冷夢不來。
歸旐（施）今宵溯湘水，知余欹枕壞城隈。
在《譚延闓年譜長編》的第1228、1003和674頁，可知上述三首詩的寫作時間和大致經過。《過舊居》作於1927年2月16日，此處舊居是指，在江西南昌的「順直會館，舊日八旗會館，今七師師部」。《三月三日作》《宿舊閏有感》分別寫於1925年和1920年。1918年6月，譚延闓夫人方榕卿在上海病逝，年僅36歲。彌留之際，她留下遺言：請人轉告夫君，希望自己死後他不要再找老婆了，專心養育他倆的孩子們。當時，譚延闓也不過只有38歲，正是人一生中最為年富力強之時，但他一直謹記妻子臨終前的遺言。此後的每年三月初三，也就是與妻子的結婚紀念日那天，譚延闓都要寫一首詩來悼念亡妻，後來又將歷年的詩作精心編成一本《悼亡集》刊行於世。故李肖聃說，「以上各篇多追悼其配許夫人之詩，伉儷之情，形於歌詠，固性情深厚人矣」。[20]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可能輯錄資料是從譚氏手札影印而來，辨識字跡或有不及當年讀者（李肖聃）的情形，因此，筆者認為，在《長編》輯錄的這三首詩中，以下括號內的6個字值得商榷，它們分別是：何意（間覓），閟（罷），冥（傷），舊（故），旐（施）。
科舉時代，狀元最為世俗所艷羨，所謂大魁天下也。譚延闓7歲開蒙，14歲考中秀才，18歲學使江標，舉為丁酉科優貢。19歲在廣州「從南海人丁伯厚課時藝」。21歲回長沙「從主講城南書院的劉采九學時文」，二年後中舉。此時湖南學風大變，與江標在湖南以校經書院為基地，在那裡設實學會，以新學考士，有莫大關係。1904年，24歲的譚延闓赴開封參加清代最後一次科舉，得中甲辰科會元，「朝考列一等第一名」，名重湖南。《譚延闓年譜長編》關於「課時藝」和「學時文」二段記敘雖簡，但很重要。清季從改科考到廢科舉前，十餘年間，取士標準已經鼓勵新舊學兼通，1898年府學考試試題已考策論，題目內容也與時政密切相關。而譚延闓能在廣州和長沙二地，「課時藝」和「學時文」準備舉業，說明譚家消息靈通，早與主流信息渠道同步。譚延闓也趕上了「通洋務，曉西學」趨新大潮，他日後以高名取，可知實以「新學」中式。這一點，從《譚延闓年譜長編》悉數記載的科舉試題和答卷[21]中，亦可看出。據說，甲辰科考試已改為「策論」，不用謄錄。從筆跡就很容易地認出譚延闓的考卷，主考官張百熙在改卷時，「建議錄取第一名」，於是，譚延闓成為甲辰會試第一名，俗稱「會元」。但是這一傳說，並不影響這位中國科舉史上最後一位會元的文筆風采。例如，曹孟其就曾如是說「譚延闓會試之文，證據古今，議論條達，宜其冠冕多士」。[22]《中華民國名人傳》的作者，亦認為譚氏「有文名，擅書法」，甚至認為，譚延闓在會試第五題中「大唱復仇之義」，「斯時已具有革命思想矣」。[23]
這部《譚延闓年譜長編》有一大特色，就是編著者十分留心譜主的文集收集，並在輯錄時註明出處，這既是史家應有之德性，又於後世方家之研究大有助益。文集資料主要來自二個方面，一是當時湖南和全國各大報刊爭相登載的通電文稿。這些刊物主要有《時報》《長沙日報》《申報》《民立報》《民國日報》《順天時報》《晨報》《時事新報》、湖南《大公報》、湖南《國民日報》《政府公報》《國民政府公報》等；二是後人收集整理文獻資料，諸如《湘路文電輯要》《湘路危言》《長沙搶米風潮資料彙編》《漢冶萍公司檔案史料選編》《革命文牘類編》《黎副總統政書 （卷1-5）》《熊希齡先生遺稿（1-3電稿）》《袁大總統書牘彙編》、《孫中山藏檔選編》（辛亥革命前後）《廣州國民政府檔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南京臨時政府遺存珍檔（1-8）》《近代史資料》《北洋政府陸軍部檔案》《湖南文獻彙編》《國民政府檔案》《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等。在上述資料中，譚延闓撰寫或簽署的通電文稿最多也最值得研究。
從清末粵漢鐵路籌款到三次督湘，從追隨孫中山到參加北伐事業，回望譚延闓在民國年代參與的各類大事件，皆離不開「通電」。[24]筆者認為，這部《譚延闓年譜長編》的另一個重要特色，就是按時間順序將譚氏各個時期的通電電文儘可能地予以輯錄。這樣，我們或可獲得一個「庸庸有度」的譚延闓形象。袁世凱當臨時大總統，他第一個通電全國，表示擁護；孫中山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他既按兵不動，又宣布「湖南獨立示諭」；討袁失敗，他不僅立即「取消獨立布告」，而且「為阻郭（人漳）入湘」多次致電中央，以示反對；黃興、蔡鍔去世，他通電倡議國葬；重新加入國民黨後，他發出「奉命回湘聲討趙恆惕電」，請纓北伐……，依據這些電文，再參考有關材料，不難了解，從辛亥年到南京國府行政院長的十餘年間，譚延闓可謂是左衝右突，起伏不定，在那個風雲變幻，時局板蕩之際，他斡旋於各政治派別之間，從不獲咎於人。他與人為善，休休有容，似乎哪個政黨或派別都特別買他的面子，他成為各派系之間的緩衝地帶，對各個陣營來說，他就是不可或缺的「融和劑」，所以，被時人稱為「藥中甘草」。以上這些，看著似乎負面滿滿，處世圓滑，其實，在那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亂世，這也體現了他為官為政的智慧。至少，保障了治下免受兵燹之苦，也使得他成為各方都爭取的對象，在全國勢力的平衡中，湖南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地方。
三、
再說譚延闓的人際關係。研究歷史人物的人際關係，最重要的資料有兩種，一為日記，一為書信。在《譚延闓年譜長編》中，大量輯錄了這兩種均以手札形式留傳於世的資料。其中，《譚延闓日記》（手札本）於2019年影印出版，其他大量手札信息，主要根據周秋光主編《譚延闓集》而采輯。除一些收藏家或有提及的大量碑貼詩詞集字集句聯以及書信手札仍需徵集外，《長編》所載，均來自最接近作品原貌的資料，故值此一觀。例如，簡叔乾（簡惕園1884—1961）系譚延闓幕僚，譚氏與之有大量討論詩詞創造的通信，這些通信手札曾經以《譚延闓書燕京舊聞冊》為書名，於1927年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並發行。又如，譚延闓的《廬山詩卷》作品。《廬山詩卷》1926年12月和1927年7月兩次於廬山所作，共計二十五首，由譚季輔收藏，譚澤闓題專，並陸續請陳三立、吳敬恆、于右任、曾伋、汪詒書、徐崇立、呂苾籌、張昭芹等九人題跋於後，時間從1928年重陽至1956年中秋，達二十八年之久，原為譚氏世守之物，極為珍貴。
譚延闓早年也有青雲之志，他的《日記》，與大多數傳統中國讀書人的日記一樣，是有意寫給人看的，故記載的內容和表述的觀念，都不免有故意為之的痕跡。中歲以後，日記給人看的可能性日減，直抒胸臆的成分日增。更重要的是，遊園、聽戲、美食、臨帖等餘事之外，風流人物不斷出場，實則飽含豐富的史學材料，值得細品和挖掘。與之相比，譚延闓手札往往是寫給親人或者是朋友的書信。在這本《譚延闓年譜長編》中，讀者幾乎隨處都可以發現，譚延闓總是以題詩擬對作書為幸事，勤勉有加，孜孜不倦，贈人筆墨無數。
譚延闓的一生，與時偕行，轉折頗多，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人際關係。接下來，依《譚延闓年譜長編》，簡要列舉。
初以學董理明德校務，就開始與「堅苦真誠」的明德學堂人物如龍璋、龍紱瑞、胡元倓等認識，並知曉明德教員中的黃興、吳綠貞、張斷、周震鱗等革命派人士，抱同情的態度允經止學堂舉行華興會成立大會，與會者近百人。後以翰林庶吉士在湘舉辦新學，任長沙中路師範學堂（今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監督，先後創辦第一女子學堂，湖南中路公學，公立中等學學堂，與張鶴齡、俞明頤、王先謙、俞蕃同、陸鴻逵、朱劍凡、俞浩慶、陳炳煥等故交，亦師亦友，公私兩宜。
1906年，清廷預備立憲，譚延闓積極響應，於次年（1907）在長沙與楊度、劉人熙、廖名縉、梁煥奎、范旭東、徐佛蘇等多人組織成立「湖南憲政公會」，率領湘省紳士上書朝廷請開議院和國會。又籌設湖南省諮議局，並選為議長，曾熙為副議長，重要成員有陳炳煥、劉潤珩、羅傑、馮錫仁、易宗夔、湯魯璠、唐右楨等。期間多次與曾熙等聯名具呈岺春蓂，繼而與王先謙聯名粵漢鐵路事宜，並為湘省鐵路事又被舉為代表入京，過武昌時，見湖廣總督陳夔龍，到京城後，與張之洞交涉。期間還專程去奉天（瀋陽），見過徐世昌。1909年5月31日，熊希齡致電譚延闓介紹彭允彝、歐陽駿聲、劉彥等。
1911年5-10月，譚延闓在北京《帝國報館》和松筠庵等處活動，辛亥北行日記多有記載：「偕汝霖訪枚長」，「同汝霖赴松筠庵」，「始識劉崇佑」，「見陳介石，浙江議長也」,「寧調元來，偕步至帝國報館」,「雷奮、孟昭長（常）互相辯論」,「湯、梁諸人開審查會」,「是日並見楊廷棟」，「出至憲友會，見孫洪伊，乃趙曼仙招」，「赴中央教育會……，張元濟任主席」，「至湖南館開會，……最名者黃次如，龔枚初」。
武昌軍興，黎元洪出督鄂軍，湖南響應。新軍隊長焦達峰、陳作新殺巡防統領黃忠浩，身任正副都督，立憲派不服，擬發動抗爭，譚延闓力勸以大局為重。嗣立憲派人唐乾出面，主張軍民分治，以延闓為民政部長，各司司長、次長有龍璋、左學謙、陳支瑋、周可均、陳潤霖、何衢、洪榮圻、劉武，仇毅，粟戰時、陳安良、易宗羲等。未幾，同盟會人譚人風、曾傑等見軍政部，參議院相繼成立，大削都督之權。待湖南省都督焦達峰被殺，譚延闓繼任都督，與之相關者有陳樹藩、梅馨等。
從正式都督湖南到1920年第三次督湘失敗以及滬上居住期間，譚延闓與之往來的人物，包括通電往來人物增多，擇其重要者有老朋友黎元洪，同年張其煌，好友姜濟寰（詠洪），以及譚人風、陳其美、蔡鍔、梁啓超、李烈鈞、唐紹儀、黃鋮，趙風昌、宋教仁、楊昌濟、楊德鄰、程頌雲(程潛)、趙恆惕、唐生智、陸榮廷、熊克武、張溥泉(繼)、吳稚輝、蔡元培、章行嚴（士釗）、章太炎、石陶鈞（醉六）、皮宗石、黃士衡、賓步程等。
1922年重新加入國民黨後，譚延闓追隨孫中山，並開始與中共黨人交往，包括林祖涵（伯渠）、瞿秋白、徐特立、李富春、李六如、毛澤東、惲代英、彭澤民、董必武、李隆郅（立三）、方維夏、肖勁光、夏曦等。隨後又與汪精衛合作，與蔣介石結盟，這一期間交往人物中，主要的胡漢民（展堂）、楊庶堪（滄白）、江孔殷（少泉）、仇鰲（亦山）、周震鱗、朱執信、古應芬、陳炯明、廖仲凱、何香凝、譚平山、鄧演達、宋子文、宋美齡、傅秉常、孫哲生（科）、陳公博、李濟深、李宗仁、徐謙、陳友仁、吳鐵城、楊希閔、劉震寰、朱培德、何健、魯滌平、李石曾等。
李肖聃曾說，「譚起世家，以翰林參軍事。都督湖南，司令廣州，主席國府，軍府武人戢戢聽其使令。譚亦廣納眾流，……而相與安之。而故交老人，若汪詒書、徐崇立、陳毓睿、黎承禮、呂苾疇輩，皆依之以生」。[25]
上述曾與譚延闓多有交往的晚清民初人物，大致可分官界、政界、學界和益友四個方面，無論他們與譚延闓交往是短暫的，還是私誼是長久的，無論他們多麼形形色色，各有各的故事，但他們都與譚延闓一樣，同處一個正呈現一種中西雜陳、新舊並存的過渡現象的社會。因此，當我們去閱讀《譚延闓年譜長編》，撲面而來的是譚延闓與他同時代人的交往，隨時可見的其中人事之概略與大要，大之為晚清及民國史事拾遺補闕，小之亦可資美食及書畫綺聞雅趣。他們中，有廣聞能文之士，或曾為大府僚佐，參與密切；或交遊廣泛，熟知風雲詭譎；或徜徉市井，採風聽歌，洞曉民風；他們中，有故舊同門同鄉，或革命有功勳，或立憲有人望，或失舊職伴食譚氏，有的實心任事，有的反戈一擊，有的不避勞怨；他們中，或傳統或現代，或激進或保守，或為政或為學，抑或兩種趨時態度集於一身，皆讓人印象深刻，留戀不止。
那是一個激烈變動大時代，就像有一中一西兩輛對駛而過的火車經過，而譚延闓正處在兩列火車對駛的交會區中。在這個交會區，產生了紛雜萬狀的思想變化，或如陶菊隱所說，「綜觀譚（延闓）的一生，由一個文人成為地方軍閥。由君主立憲派變為國民黨元老，忽『左』忽『右』，忽汪忽蔣，堪稱極盡翻雲覆雨之能事」。[26]拋開陶菊隱可能的特定話語不論，僅從思想矛盾與衝突來看，譚延闓仍屬於他那個時代的交會區。隨著時代脈絡中的歷史人物的地位不同，兩列火車對駛的交會區域也會不斷轉換，歷史人物思想複雜性的意義也隨之轉換。在這裡，我想指出的是，通過建立譚延闓與他同時代的人際交往譜系，使得我們在回頭重新審視譚延闓思想軌跡時，或許又有了一些新的理解。這也是為什麼在這裡，我要向讀者強烈推薦建強教授編著的這本《譚延闓年譜長編》的原因。除此以外，還有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譚延闓年譜長編》是研究譚延闓以及相關人物和歷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該《長編》最大的優點是輯錄的史料真實。歷史人物的研究史料倘若「失真」「失實」，必然會導致對歷史人物及相關歷史研究的「失誤」。古今無絕對的完人，有其長亦有其短。他人的或毀或譽，是否公道，自為另一問題。但這部《譚延闓年譜長編》，大量譚氏《日記》和《文集》的輯錄鋪陳，或許是對譜主生平的全面紀錄。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譚延闓常在不意間流露出書墨快意人生，其中牽涉其親朋故交、軍政同僚，多及當世名流。且文字內容有其真情實感，遣詞用典恰切。所記政局動盪，北洋裂變，督湘省治，國府行政，所談京朝故事，滬上戲劇，詩詞書法，美食甘飴皆成筆趣。
第二，歷史人物的研究不比別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價值。作為國內頂尖譚延闓研究的學者，在《譚延闓年譜長編》中，一個可以觀的譚延闓形象躍然紙上，離不開編著者理性客觀地記錄。譚延闓以世家子早居館閣，以翰林參軍事，以湖南議長參與革命，豐功偉績，嘉言懿行，固然要儘量收入，他的缺失，與時人的批評，亦不遺漏，更不為之諱飾，即令是關於他的私人生活。他我行我素，動輒與人方便，在他是直道而行，在人則目為「圓滑」。他雖以誠待人，仍往往受人反噬。他之所以三次督湘，終不得安於湘省之位，不能久任國府主席，排擠傾軋構陷他的，除了他的侍從部下，曾經受過他的德惠的程潛、趙恆惕外，尚大有人在，此為他不能施展懷抱的重大原因。當年，「長沙姜濟寰泳洪，……常稱譚延闓『天遠已無山可隔，潮來真見海橫流』之句，以為奇絕，並舉古詩之類此者相況，延闓大驚。」[27]在我看來，奇絕的是有了這部《譚延闓年譜長編》，之後於譚延闓研究，或許真的可以做到「天遠已無山可隔，潮來真見海橫流」。
第三，自來成功者之紀載，必流於文飾。在則失敗者之紀載，又每至淹沒無傳。這一現象，魯迅也有一說法，大意是一個朝代越長，好人越多，朝代越短，奸雄越多。原因也是文飾。以此觀之，由於譚延闓去世較早的緣故，以及時局的分化和分裂的原因，於是在一些重要的問題節點上，一些與譚延闓同時代的人，他們在追憶譚延闓或講述有關譚延闓的事件經過時，剪裁去取掩飾皆有，給人留下的刻板印象相對較多，漸漸良史亦有不當的地方，受到了限制。加之，的確有許多歷史人物的史料，不是秉筆之人所能親眼看到的。這也是讀者在閱讀《譚延闓年譜長編》時，需要小心計及的地方。
綜上，《譚延闓年譜長編》，所記動關政史資料，治國聞者，所宜覽觀。與後世之氏所記共覽，可見大凡矣。特作此書評，以為推薦。
程波
2022年8月12日星期五於長沙薈芳錦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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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履安：「序」，載《譚延闓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頁。
[2]湖湘三公子清末民初湖南三個著名人物陳三立、譚嗣同、譚延闓的合稱。陳三立（1853年－1937年），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寧（今修水）人，同光體贛派代表人物，被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傳統詩人。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復生，號壯飛，湖南長沙瀏陽人，清末百日維新著名人物，維新四公子之一。《譚延闓年譜長編》中，譚延闓與陳三立（散原）的交集多有記敘，與譚嗣同的交往只有一處記敘，時間是1895年10月29日，「復泛舟至楚寶，與譚復生談。上燈後，復生來舟，談半時許。」參見《譚延闓年譜長編》第17頁。
[3]劉健強：《譚延闓文集·論稿（下）》，湘潭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62頁。
[4]吳相湘著：《宋教仁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頁。
[5]周震鱗（1875-1964），字道腴，湖南長沙人，早年入兩湖書院。1903年在長沙與黃興、劉揆一、章士釗、秦毓鎏、宋教仁、陳天華、彭淵洵、翁鞏、柳聘農、胡宗畹等人創立華興會，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任中國同盟會湘支部長。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任湖南都督府籌餉局總辦。1914年加入中華革命黨，參加護國戰爭。1921年後，任湖南勞軍使、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總務長、國民政府委員。1945年任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1949年在湖南隨程潛起義。
[6]譚延闓說：「宋遁初先生頻年奔走國事……建造民國，實為我國之大政治家」。對宋教仁推崇備至。說他是「嶄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上人物可比」。參見劉健強編著：《譚延闓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78頁。
[7]宋教仁在長沙留存下來的文字主要有《國民黨湘支部歡迎會演說辭》（1913年1月8日）、《湘省鐵道協會歡迎會演說辭》（1913年1月9日）、《湖南蒙學會成立大會演說辭》（1913年1月11日）、《湘省提倡國貨會農務總會工業總會商務總會木業公司聯合歡迎會演說辭》（1913年1月17日）、《曲園宴會演說辭》（1913年1月23日）。參見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45-455頁。
[8]【日】子安宣邦著：《近代日本的中國觀》，王升遠譯，生活讀書新知2020年版，第26頁。
[9]受袁世凱遣派，向瑞琮、楊宏圖等賄買軍裝局王章耀、喻直三、塗壽遠等人縱火，損失步槍約11000枝，子彈約300萬發。極大地消弱了國民黨人的反袁力量。譚延闓和趙恆惕在給李烈鈞的回電中說，軍棋子彈盡行被焚，不能作戰，心有餘而力不足，實在慚愧。參見劉健強編著：《譚延闓文集·論稿（下）》，湘潭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79頁。周震鱗卻認為，這是譚延闓害怕革命黨人據湘討袁，便縱容袁世凱收買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焚毀軍械局。參見周震鱗著：「譚延闓統治湖南始末」，載《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頁。
[10]趙恆惕（1880～1971） 字夷午，號炎午。湖南衡山人。
[11]《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長沙，1959）。參見張朋園著：《湖南(1860-1916)現代化的早期進展》，嶽麓書社2002年版，第143頁。
[12]陶菊隱著：「記譚延闓」，載《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第94頁。
[13]周震鱗著：「譚延闓統治湖南始末」，載《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頁。
[14]張玉法著，《近代變局中的歷史人物》，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頁。
[15]劉健強編著：《譚延闓文集·論稿（下）》，湘潭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75-680頁。
[16]劉健強編著：《譚延闓文集·論稿（下）》，湘潭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81頁。
[17]李肖聃撰，喻岳衡校點：《李肖聃集》，嶽麓書社2008年版，179-180頁。李肖聃此處所指的譚延闓文，筆者疑是指「題龍萸溪所藏先友手札」，寫作時間是「壬戊十月十二日，燈下」，正式發表於《學海》，1943年第7期。題文參見《長編》第774頁，另查壬戊十月十二日是公曆1922年11月30日，《長編》輯錄在1922年10月12日，似不妥。另參見《譚延闓年譜長編》第1369-1373頁，還全文輯錄譚氏發表於湖南《國民日報》1928年8月15日-25日的「為《鄉賢手札題跋》，共24篇「。筆者認為，譚氏「題龍萸溪所藏先友手札」和「為《鄉賢手札題跋》，共24篇「應是指同一件事，因為完成與發表時期不同，導致《譚延闓年譜長編》編著者輯錄時的時間順序也不一，需要進一步考訂。
[18]陳銳(1859-1922)，字伯弢，一字伯濤，號袌(bào)碧，湖南武陵縣(今常德市鼎城區)石公橋人。嘗學詩於鄧彌之王壬秋。雅好為詞。追摹二晏周柳。
[19]李肖聃撰，喻岳衡校點：《李肖聃集》，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178-180頁。
[20]李肖聃撰，喻岳衡校點：《李肖聃集》，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353頁。
[21]資料顯示，那一年甲辰恩科會試順應時勢，廢除八股，改考史論五道、時務策五道、經義三道。查譚氏答卷，缺時務策第五題：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以下是殿試試題：一、世局日變，任事需才，學堂，警察，交涉，工藝諸政，皆非不學之人所能董理。將欲任以繁劇，必先擴其見聞，陶成之責，是在長官。顧各省設館課吏，多屬具文，上以誠求，下以偽應。宜籌良法，以振策之」。二、「漢唐以來兵制，以今日情勢證之歟」。三、古之理財，與各國之預算決算有異同否」。四、「士習之邪正，視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禮教，以選士，俊士，造士為任官之法。漢重明經，復設孝廉賢良諸科，其時賈董之徒最稱淵茂。東漢之士以節義相高，論者或病其清議標榜，果定評歟。唐初文學最盛，中葉以後，干進者至有求知己與溫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試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內，邪慝不興，正學日著，其道何之從？《譚延闓年譜長編》第46頁，據譚氏日記有如下記敘：7月4日 入保和殿參加殿試。先生記述道：「寅正起，雨甚，……冒雨入至中左門，凡會試名次屬單數者左入，反是入中右門。湘人王仲蕃在左。辰正點名入，例當隨讀卷大臣謝恩及跪接題紙，以雨故免。題問察吏、強兵、理財、選士，皆極庸腐，稍整齊之，已正始寫，至末正已畢。五半開，書甚劣，又前後大小不勻，甚懊惱，徘徊不願復書，僅乃完卷，已申正矣。」先生感嘆到「吾嘗謂殿試猶強盜之斬首，女子之破瓜，皆一而不能再，雖誤無可悔今日之事是已。」
[22]曹孟其（1883-1949），教育家。原名惠，字孟其。長沙人。曾任湖南都督府秘書、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部秘書。後投入慈善教育事業，創湖南省孤兒院，任院長。參見《李肖聃集》，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519頁
[23]賈逸君編：《近代名人傳》（原名《中華民國名人傳》，北平文化學社1937年刊行），嶽麓書社1993年版，第83頁。
[24]通電通常由明碼電報拍發，或是發給多個接收人，以眾多的受眾為目標，或是被刊登在報紙上廣為人知。如果「通電全國」，等於是要把犀利的電文，一口氣發送給全國各大報館機構以及全國重要政治人物。因此，電文內容必須十分考究。辛亥革命後，「通電」往往是民國精英們人物間的暗戰博弈，隨後又成為「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和護法戰爭的「殺敵利器」。再往後，公開的通電，就是表演，給媒體和輿論看的表演。把其中學問用到極致的人，典型者莫過於吳佩孚。當代許多學者更有共識：通電是「公共的」，「不讀通電，則民國無史矣」。
[25]李肖聃撰，喻岳衡校點：《李肖聃集》，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519頁。
[26]陶菊隱：「記譚延闓」，載《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第116頁。
[27]李肖聃撰，喻岳衡校點：《李肖聃集》，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561頁。
來源：湘潭醫衛職院
作者：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