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中人為了拿學位、評職稱、報課題，催動「論文市場」竟「需求旺盛」到何種地步。 （人民視覺/圖）
日前，北京順義法院審理的一起非法經營案引發關注：一對姐弟召集代理人員仿效正規期刊進行徵稿，並私自印刷「假期刊」，僅用四年時間便代發論文十餘萬篇，牟利1800萬餘元。數額之巨大，套路之簡單，「標的物」之特殊，都讓公眾為之矚目。
這對姐弟在短短四年間便釣得十餘萬篇論文「上鉤」，可見象牙塔中人為了拿學位、評職稱、報課題，催動「論文市場」竟「需求旺盛」到何種地步，也堪稱一出當代版的「儒林外史」。而姐弟二人之所以招搖過市，恐怕還有一個不得不說的理由：他們的行為除了「無證經營」外，恐怕不少「經營方式」還與時下的正規學術期刊頗多相似之處（如「版面費」）。
在事件曝光後，「學術圈」對此並無大驚小怪。大家「淡定」的原因也頗為簡單：假論文並不比假期刊少，不少「客戶」甚至是「知假買假」，只求湊夠發表指標；真論文難覓發表渠道，水論文甚至假論文往往照樣過關，從而降低了正規學術期刊的含金量。姐弟二人固然欺世盜名，但其背後折射出的問題可遠遠沒有「假期刊」這麼簡單。
無論是假期刊、假論文抑或水論文、水期刊，「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情況都已積之有年，誰都能看到隱藏其中的那根無形巨大的「學術KPI」指揮棒。
中國的論文發表數量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論文生產國」，無疑得力於這一學術評價體系的「威逼利誘」。事實上無分文科理科，「炮製論文」「刷論文」「刷引用」「灌水SCI」，乃至「送論文」「學術妲己」「霸占科研成果」等嚴重程度不亞於此次詐欺事件的學界醜聞，也都早已屢屢發生了。
假期刊固然騙人取利，真期刊（以及收錄平台）也未嘗不是「爭利於市」：無論是中國知網還是國外的愛思唯爾，它們巧借知識資源的牟利行為也不遑多讓，也引發了不少智慧財產權訴訟案件；不少學術期刊從業者藉助本身資源搞起了權力尋租，博得最大的套利空間；學者教授扎堆的地方也並非公眾想像的那樣「一團和氣」，往往更可能是「問題成堆」。「自利屬性」「自我繁殖」乃至「近親繁殖」（imbreeding）的弊病是一切組織的內在缺陷，學術界自然也無法自外於這些弊病。
不過，是否應該就此取消目前的學術評價體系呢？對這一評價體系雖有種種詬病，但真要取消發論文、影響因子等客觀指標，引發的問題恐怕會更大。那該怎麼辦才好？恐怕得進一步反思一下這背後的學術生產過剩問題。
大批年輕人湧入學界以求發展，自然也不可能都是為了科學真理而來，恐怕相當一部分人是看中了象牙塔里的種種「便利」。但臨到頭來不少人驚呼自己跌進了「天坑」：不但知識無法轉化為生產力，甚至連知識本身都無處容身（發表難）。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結局？關鍵在於社會是否真的需要這麼多人來吃學術這碗飯，納稅人是否真的需要這麼多論文與期刊。其實答案早就不言自明了：這是學術生產過剩（overproduction）。
正是粗製濫造的大量注水論文，反過來「哺育」對假期刊的「市場需求」。學術評價體系問題只是表面問題，背後則是更大且更棘手的深層原因：學術界的「知識供給」乃至「人才供給」，是否真的反映了社會大眾的需求？又是否可以調整自身的供給以適應公眾的需求？如果高校、院所、期刊都是公立性質，公眾又如何監督其支出用度？
科研機構/高等教育的「體制化」與近代以來的科學革命互為表里，但也造就了許許多多的濫竽充數之徒，水論文與假期刊不過是其表徵。早在19世紀中葉，愛默生就痛感「學院憎恨天才，正如修道院憎恨聖徒」。如何有效改進「學術生產過剩」的問題，不僅需要學術評價體系的有效反饋閉環，更亟需社會大眾與學術界之間建立有效的「供需互動」。
王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