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群不完美小孩身上，我看見了童年該有的樣子。
40 歲的邵廣紅，重新發現了童年。
18 年前，從城裡的師範專科畢業後，邵廣紅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小山村。那是一個我們要在地圖上逐級推進，才能找到的地方：遼寧省，朝陽市，北票市，三家鎮。她是農村小學的班主任。
幼時，她和那些土生土長的農村孩子一樣，恣意奔跑，野蠻生長，卻沒有留下一張照片。現在，她的孩子們，或許可以告別這種遺憾。
她開始用手機和卡片相機，記錄孩子們的成長故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藝術和美學訓練、也沒有高端攝影器材的邵廣紅，就這樣入圍了首屆阮義忠攝影人文獎。
睡夢中的女孩。
我叫邵廣紅，一名普通的農村小學班主任。
我家住在縣城。城裡的孩子，每到周末假期，都在補課，在上各種輔導班。街上那些弱小的身影，看起來很可憐。
天熱，我班的機靈鬼王宇澤流起了鼻血，他跑回教室用粉筆頭兒匆匆一堵，又趕著做眼保健操了。
剛從師專畢業時，我也曾對孩子十分嚴苛。一個不算好看的分數，就可能把我惹怒。
透過鏡頭，我看見了孩子們純真的內心世界，我更加理解和喜歡他們，也更加寬容。
孩子們也都很配合，甚至還會主動讓我拍照。
女孩流鼻血了，她的小同桌把她扶到教室門前的大樹下，幫她倒水清洗，用紙巾擦去臉上的血跡和水珠，還用嘴輕輕吹了吹。
班上的兩個女孩子，在膝蓋上同樣的位置，留下了傷痕。小時候的我和她們一樣調皮，堅強，對一點點小傷滿不在乎。
一年級的男孩王歡，故意倒掛在樹上，喊著讓我拍照。在我面前，孩子們膽子更大，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安全的。
我發現，他們悄悄長大的小秘密，是從性別意識的抽芽開始的。
四年級，孩子們從「男孩女孩」變成了「男生女生」。有一點小彆扭，正在心底發酵。
大多數男孩比較邋遢，不拘小節；女孩則乾淨整潔，多愁善感。但也有例外。這是我在自習課上看到的一幕。
那天下課，我忽然發現一個男孩把衣服穿反了，叫他在教室後面換一下。在他脫衣服的瞬間，所有女生不約而同地捂上了眼睛。
慢慢親近起來後，孩子們會向我訴說心事。
原來，笑著的小朋友，也有自己的小小哀愁。
我班的小班長，多才多藝。剛從六·一文藝匯演的舞台上下來，又要匆匆趕去參加百米賽跑。
我們班上的吳東旭，有些自閉傾向。
兩歲時，他的父親去世，母親帶著他和姐姐改嫁，又生了一個小弟弟。兩年前，弟弟被查出患了白血病。
家訪的時候，吳媽媽說，每隔幾天，東旭弟弟就要去市醫院做化療。即使借了十多萬，和治療所需的 30 萬，還是有很大距離。
「不管怎樣，我都會給孩子治的。」 東旭媽媽語氣平靜。
一年級的張佳瑞。他的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交由年邁的爺爺奶奶照料。孩子經常完不成作業，有時臉也沒洗，就來上學了。
一天，吳東旭撿起被風吹落的柳條，編了一個玩具，說要送給弟弟。我問他，這是什麼？
他把柳條團舉起來，一邊用手指著，一邊慢聲細語地說：「這樣橫著看，像小蝦，這是它的鬍鬚；這樣立起來像孫悟空，這是他的金箍棒，還有兩根翎毛……」
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東旭媽媽聽時，她突然流淚了：「小東旭很懂事。他和我說，『媽媽，我不想上學了，我想在家裡照顧弟弟。我可以給弟弟買飯，陪他玩。』」
我自責無力幫襯更多。可臨走時，兩個孩子一直喊著「謝謝老師」，還追出來送我。
吳東旭總是陪弟弟玩，逗弟弟開心，每次做遊戲都讓著弟弟。
在三家鎮，幾乎每個班級里都有留守兒童。
任波是我們班上的男孩，又高又壯，飯量也大，我叫他大塊頭。
四歲時，他的父親在一場車禍中去世。擔心孩子受欺負，媽媽沒有改嫁，這幾年一直在外地打工。姥姥幾年前患上了腦血栓。為了維持生計，姥爺也出去做木工。姥姥一人拖著病體，照顧任波的生活。
家裡人都十分寵愛任波，怕他孤單，給他買了許多玩具和遊戲機。
只是任波一個人，越玩越上癮。
任波每天下課都會去教室門前的樹下練習吹小號，成為了號隊的主力隊員。後來他告訴我，他的腮幫子疼了好幾天。
即便是班級里的開心果，故事也有另一面。
我班的「活寶」胡忠濤，經常搞怪，逗得大家哈哈笑。
他的家庭條件並不好。家裡還有一個大他 10 多歲的姐姐，由於智力障礙，沒上過學。
他的成績不算優秀，有時甚至是倒數的幾名，由於口齒不清，他偶爾會被同學嘲笑。
我把去年的紗窗摘下來，女孩子們紛紛搶著去清洗，胡忠濤把它當成玩具。
可他特別喜歡看書。班級里的圖書角，他一本都不會落下。朗讀課文時，其他同學有些忸怩，他連白骨精的語氣，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語文課上，孩子們分組編排的課本劇，我會儘量選他做主角。
後來，他的姐姐遠嫁到其他村莊，胡忠濤把喜糖帶給了我。
蚱蜢跳上了胡忠濤的臉，孩子們見狀一陣大笑。
農村孩子沒有多少玩具。
兩手空空，能玩得興高采烈。總是新傷接著舊傷，他們覺得稀鬆平常。
兩個男孩因為一點小事打架了，老師讓他們倆去樹下反省。沒一會，兩個孩子就有說有笑地和好了，還偷偷把小手拉在了一起。
中午，幾個孩子匆匆跑到食堂告訴我，班長的午飯不小心弄撒了。我趕回教室，正看到這一幕 —— 孩子們圍在她身邊，和她分享自己的午餐。
每年的六·一兒童節，學校都要舉行運動會和文藝匯演。這是孩子們最盼望的一天。
身穿演出服的女孩們。
我們班的兩個運動員小男孩，一結束訓練，就在場地旁邊看鼓號隊員彩排。
村裡的大多數孩子，從來沒去過電影院。
一天，學校的大隊輔導員，帶回了一些電影宣傳單，票價可憑此減半。孩子們圍著我一齊喊：老師，帶我們去吧！帶我們去吧。
進城看電影，需要坐半個多小時的公車。對嚴格要求保障學生活動安全的學校來說，這顯然不在鼓勵範圍內。
可聽著他們的哀求，我心軟了。
孩子們聚在一起談論著各自的理想。有的想設計一套萬能衣服，自動調溫，冬暖夏涼。有的想當飛行員，在天上踩著雲彩飛。還有的說想當網路遊戲工程師，這樣他就可以天天玩遊戲了。
那個周末，我和女兒在站點，等待著載滿孩子的大公汽。17個孩子，其中還有一個外班的，都嘰嘰喳喳喊個不停。
我們一起去超市買零食，一起登花果山，一起在城裡的書店看書，最後來到了電影院。孩子們來回擺弄著 3D 眼鏡。
那天的最後，我把他們送上了回去的末班車，孩子們戀戀不捨。
我忽然想起了許多年前，第一次坐小火車去北票，第一次看見高樓大廈的我自己。
我班的胡忠濤，正聚精會神地觀看 3D 動畫電影。
有一天，我收到了幾朵用麻繩紮起來的韭菜花。
孩子說，園裡的花都落了，只有韭菜花還開著，所以送給了我。
我的學生並不是完美小孩。
他們不都是健康的、聰明的、漂亮的，也不總是快樂的。他們還是胡鬧的、沉默的、偶爾憂傷的。
童年不是天堂，它只是童年。
我們不斷開探著眼前的世界，有欣喜，有失落，還有尚未領教的，「生活」這個詞，更殘忍也更完整的意味。
一起午睡的好朋友，今年又長大了一歲，仍然睡在一起。
圖文 邵廣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