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說
編輯|輯錄君
在19世紀50年代之前，除上流社會外，大多數勞動階層的服飾都由家庭生產，或者由本地的裁縫店或商店生產供應。
服裝生產的變化
直到19世紀50年代使用縫紉機製衣之後，服裝生產的技術或者組織方式才發生了變化。
在此之前，中低收入階層並不像上流社會那樣重視服飾時尚。儘管如此，18世紀後半期的西歐消費市場也出現了值得關注的變化。
從經濟層面來講，除了勞動者自給自足的縫製衣物外，那些在集市、裁縫店或商店中參與交易的服飾都具有商品的屬性，作為一種消費品，參與買賣環節。
宏觀經濟學中，消費與需求、供給掛鈎。
因此，探索1760至1800年間西歐國家的服飾消費過程對了解這一時期的西歐經濟社會很有意義。
對時尚服飾需求的擴大
對於服飾的需求市場，人是消費的主體，故筆者欲從西歐的人口方面入手，尋找影響服飾消費的因素。
學界對西歐人口的研究者眾多，但在19世紀之前由於人們缺乏人口普查和詳細記錄的習慣。
學者們只能從載有爐灶或住戶調查的納稅花名冊，或者根據記載受洗、結婚和喪葬的教區記錄簿，採納「逆推法」等方法對之前的人口數量進行預估，難免在數據的準確性上有一些出入。
其中，里格利在《18世紀英格蘭的人口增長：一個難題的解決》一文中對1680年和1820年的英國以及其他幾大歐洲國家的人口進行了統計，法國、英國、荷蘭以及西歐總人口都有增長，增長率分別為28%，57%，5%和38%。
從里格利的數據中得知，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之間，法國人口基數最大，英國人口增長率最高，整個西歐的人口在18世紀都呈現出增長態勢。
另外，在2015年出版的《工業文明興起的新視野》一書中，朱寰在搜集歷史人口數據之後得出結論，18世紀歐洲各國人口增長率差別較大，英國漲幅最為明顯，法國的人口平均年增長率相對較低。
《劍橋現代歐洲經濟史》中記載了一則有關1750-1900年人口增長率的數據，從數據中得出結論，近一個半世紀，西歐國家的人口數量出現了增長。
同時，書中記載1700年至1800年間歐洲人口增加了56%，1800年至1900年間歐洲人口增加了一倍。儘管19世紀人口漲幅更大，但18世紀的人口增長也不容小覷。
對於英國、法國、荷蘭、德國等樣本國家和地區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分布情況，該書的經濟學家們也進行了統計，證明1750-1800年各國家和地區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數量是增長的。
總之，根據這些較流行的數據可以證明18世紀後半期的西歐人口總量以及主要國家的人口量是呈增長態勢的。
布羅代爾所言，「15-18世紀，一切隨人口的增加或減少而變化。
如果人口增長了，生產和交換就會增加；邊緣地帶的種植業就會發展；手工工廠就會興旺；村莊和城市的規模就會變大。
流動人口會增加。人口增加的壓力越大，人們作出的建設性反應也就越多，這是無聲的命令。」
之前對服飾時尚的追求僅限於少數人，它更像是一個在文火悶燒環境中的產業。
然而18世紀後期的人口不斷增長，這些增長的人口一旦對服飾時尚的追求成為可能，隨後它的潛力就會逐漸釋放出來，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成為規模化生產的動力。
這種所增加的對服飾時尚消費的潛在欲望，對一個消費社會的誕生大有裨益。
為了挖掘更多與服飾消費需求有關的深層信息，筆者除了搜集18世紀中後期的西歐人口情況外，繼續尋找有關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的數據。
具體對18世紀西歐人均收入的記載數據少之又少，在少有的資料中，《劍橋現代歐洲經濟史》一書給出結論，整個歐洲的人均GDP增長十分有限。
18世紀西歐國家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也較小，家庭實際工收入發展滯後於經濟發展。但是在18世紀甚至在19世紀前幾十年裡，西歐的人均GDP總體呈增長態勢。
比起歐洲其他地區，1700至1870年間西歐的經濟增長態勢發生得更早，並且更為強勁，西歐人獲得的實際工資比歐洲其他地方也更高。
沃班的牧師塞巴斯蒂安在1690年代觀察到的法國情況是「四分之三的人身上只穿著破爛不堪的亞麻布衣服」。
一個世紀後，哲學家孔多塞侯爵這樣描述當時的法國社會，「那些既無財產又無動產，而且註定要陷入不幸的人，至少是偶然的。」
這些數據和文本表明法國以及西歐在18世紀後半期的收入水平是有所提高的。
關於1760-1800年間西歐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眾所周知，這一時期西歐強國荷蘭、法國和英國已經擁有全球最有影響力和活力的城市。
同樣在《劍橋現代歐洲經濟史》一書中，通過圖表記載了18世紀後半期西歐各城市的城市化發展狀況。
根據這些數據得出結論：在1800年之前法國擁有的城市數量和城市居民人數在西歐國家中名列前茅，英國在城市數量、城市居民、城市化率各項指標中都顯示出更突出的增長變化，荷蘭的城市化水平位居西歐首位。
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費型城市，一些城市的擴張與發展甚至都要歸功於消費者在18世紀的聚集。
加之，服飾是人生存必不可少的物品，因此，有理由相信18世紀後期西歐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服飾消費的發展。
此外，社會歷史學家或許可以從遺囑認證清單和其他檔案文件中零星地得知其價格，例如貝弗利·勒米爾記述了一個犯罪案例。
屠夫威廉·泰勒在一個凌晨遭到了襲擊，遇到了兩個小偷，把他身上穿的所有東西都偷走了，總共有一件鑲有12個扣子的花哨連衣裙，價值40先令。
一件白色粗呢大衣，價值15先令；一件布背心，價值5先令；一條鹿皮馬褲，價值10先令；一頂假髮，價值10先令；一頂帽子，價值5先令；還有一對銀色搭扣，價值6先令，總計約4.5英鎊。
但是，只簡單地了解18世紀後半期的服飾價格，沒有對比性的參考價值。
在《1500年以來歐洲的不平等》一文中，經經濟學家統計，其一，在1500至1800年之間，歐洲最富有的國家，特別是英格蘭和荷蘭的實際購買力已經超過了其他國家。
其二，從1740至1815年，食品價格相對於其它價格大幅上漲。
絕對不能忽視的一個事實是奢侈品變得相對便宜，經濟學家們認為這意味著西歐主要國家相對購買力的上升，比起之前，這些國家對日益昂貴的主食消費得相對較少；對廉價奢侈品的消費較之前相對增多。
這說明歐洲所有國家的消費都在向更便宜的奢侈品發展，這一時期，服飾屬於上述更便宜的奢侈品一類。
其三，對於像服飾、糖、香料等奢侈品的具體價格變化是難以量化的，文章提供的統計數據中沒有絕對明確的標準去比較西歐主要國家對服飾購買力的大小。
但可以清晰地了解到1750年至1800年間，倫敦、巴黎、荷蘭的服飾等紡織品的相對價格都呈下降趨勢，這側面反映出這些國家在1750-1800年對紡織品這類消費品購買力的相對提高。
從上述人口、人均收入、城市化發展水平以及對紡織品的購買力來看，有理由相信18世紀後半期西歐主要國家對服飾時尚的消費需求是增長的。
其中，英國在上述四項指標上表現出更大的進步和發展，證明這一時期英國消費需求的擴大，以及其服飾時尚消費市場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