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韌
關於《紅樓夢》之作者與其家世，對今天的讀者而言，早已是常識。但在它流傳的前200年，卻是一大疑案，以致對於小說的主旨，更有種種的申說。例如，王夢阮主張小說隱喻了清世祖與董小宛的愛情；蔡元培先生作《石頭記索隱》，則主張這是一部政治小說，認為書中人物都是對康熙朝名士的影射，比如林黛玉就是朱彝尊，因彝尊號竹垞，而黛玉住處瀟湘館多竹；且其前身是「絳珠仙子」，「珠」和「朱」同音——這種「證據」，今天看來說是捕風捉影都牽強，可當日在知識界卻頗有影響。《紅樓夢》故事早已為社會各階層所熟悉，但一般市民讀者，看的或是寶黛愛情的纏綿，或是賈府生活的豪奢，對於朱彝尊、高士奇（蔡先生認為影射薛寶釵）、徐乾學（謂影射探春）這些士夫名流，就不會熟悉，讀書人看著那「索隱」，一邊聯想那些名人事跡，心中便生出優越感——你們只看到戀愛，我卻讀出了隱藏在文字之下的學術史。
戳破這些虛妄的是胡適之先生那篇《紅樓夢考證》。他從零星的線索入手，在紛繁凌亂的史料中爬羅剔抉，終於釐清了曹家由曹璽到曹寅到曹頫、曹顒至雪芹的世系；又借俞樾筆記《小浮梅閒話》的一點提示，考索出了高鶚的生平，和他續成《紅樓夢》全書的事實。至此，這部書的作者問題才獲解決。胡適之先生的考據嚴密，持論平允，其說一出，確有滌清迷氛的力量，之前那些順治愛情說、明清政治說、納蘭性德家世說種種囈語，遂告破滅，曹、高二公的著作權從茲確定，並逐漸成為一種常識。
但適之先生因考索曹家家世，發現與小說中賈府盛衰頗多相符，興奮之餘，不免走入另一極端，認定《紅樓夢》即是曹公的自敘傳，凡書中的描述，必須是曹家所發生過的事，稍晚繼其思路而從事研究的俞平伯、周汝昌等，亦持此說，並借考證曹家來猜測「後四十回」的「雪芹本旨」，則不免太痴。小說是文學創作，固然不能沒有作者真實經歷的素材，更多卻是想像，自傳說學者將歷史與創作混為一談，繼而極力貶損高鶚續書的價值，甚至主張只看前八十回，遂走入另一極端。
我想曹雪芹先生用畢生精力創作《紅樓夢》，「披閱十載，增刪五次」，采最通俗的白話小說形式，當然是希望為更多的民眾所樂聞和懂得，可以傳播流布。但如只是一部未完的殘稿，絕不會在百餘年中風行宇內。僅從此點看，蘭墅續成全書就是對曹公的大功績。胡適、俞平伯等攻擊高鶚，很重要的一條理據是他才力見識不逮雪芹，續作中頗有敗筆。這固然是事實，但僅從保存了那悲劇氣氛，「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來說，蘭墅亦堪大手筆，自傳說的信徒將他一筆抹殺，實在偏頗極矣。
1987年攝製的電視劇《紅樓夢》，片頭字幕「原著」竟只有曹雪芹，編劇撇開了後四十回，以所謂的「考據」重編故事，表現無從稽考的所謂「曹公原意」，遂有湘云為妓、寶玉乞討等唐突的情節，至於當時自己寫的台詞，尤其味同嚼蠟、寡淡之極，既毫無前八十回的精彩，也遠不及後四十回的自然，使全劇減色不少。
對高鶚續書的不滿，從他的稿本付刻之日便出現了。不過那時讀者只當這部一百二十回的大書是一人獨立撰成，他們的不滿，亦與今日文學批評家異趣，人們所難以接受的是寶黛這對才子佳人竟不能姻緣成就，而且大變迭起死亡相繼，相比前幾十回的溫柔旖旎，乃恨太掃興了。
20世紀30年代，上海出版界流行過一陣重印文學「珍本」，其中與《紅樓夢》相關者就有好幾種，比如《紅樓圓夢》《紅樓幻夢》《紅樓真夢》《紅樓復夢》《補紅樓夢》《紅樓夢補》《綺樓重夢》……這些「續」「補」都是接一百二十回而作，一言以蔽之：對原書之結局大不滿，非要按自己的意思重新寫過，其心乃安。情節也大體一致，都是起黛玉晴雯之魂於地下，與寶玉完成花燭俱成仙體云云，其見識和才力，比之蘭墅真是萬萬不及。
我曾對這種「大團圓」很鄙視，覺得俗套膚淺；吾國難得有這樣一部深刻的大悲劇，何必妄加改篡？但隨著年齒日增、閱世漸深，遂覺得自己這種輕蔑縱然不算太錯，卻也是膚淺之見。中國人何以熱愛大團圓而不忍睹悲劇？蓋吾國近數百年來，現實人生之殘酷，固已超越一切文藝之所形容，每個人，生此世界，值亂離崩裂之戰時自是芻狗，即使當太平繁盛如康乾際，也不過如草芥微虻，勢祿不足自全，平民尤如魚肉。我們看《紅樓夢》第十六回，賈府正在為賈政過生日，忽然皇帝派了太監來傳旨，就「唬的賈赦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了香案，啟中門跪接……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這真是一段極精彩的文字——專治時代，世宦勛榮如賈家，突然得到皇帝宣召，上下就如此惶懼無措，那是他們深曉天威莫測宦海無常，不知已親歷目睹過多少飛來橫禍與滅門慘劇。
這一次宣召當然是以「賈元春才選鳳藻宮」的喜劇落幕的，但對照一百○五回「錦衣軍查抄寧國府」，形式氣氛又何其相似——那也是蘭墅續書中公認最精彩的部分。現實的苦難，已經深廣過一切文藝的想像；每個人的身邊，都在上演著各種形式的悲劇，國人哪裡還需再向小說戲曲里尋覓。相反地，那麼多看似俗套的大團圓，實為嚴酷現實中的桃源傳說、古槐迷夢，使人在其間得片刻的喘息和安慰，這正是人情之常，又有什麼可非議呢？
與《紅樓夢》約略同時而稍晚，出現了另一部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傳》，這書專寫山東一帶城鎮農村世情，其書的第廿四回是我很喜歡看的。此回描寫一個山東小縣中小康人家的四季生活，現在看只是尋常的春種秋收耕讀勞作，但卻是數千年來罕有的烏托邦，錄寫冬天一節的部分於此：
到了十月半以後，這便是農家受用為仙的時節，大囤家收運的糧食，大瓮家做下的酒，大欄養的豬，大群的羊，成幾十幾百養的鵝鴨，又不用自己餵他，清早放將出去，都到湖中去了；到晚些，著一個人走到湖邊一聲喚，那些鵝鴨都是養熟的，聽慣的聲音，拖拖的都跟了回家。數點一番，一個也不少。那慣養鵝鴨的所在，看得有那個該生子的，關在家裡一會，待他生過了子，方又趕了出去。家家都有臘肉、醃雞、鹹魚、醃鴨蛋、螃蟹、蝦米；那栗子、核桃、棗兒、柿餅、桃干、軟棗之類，這都是各人山峪里生的。茄子、南瓜、葫蘆、冬瓜、豆角、椿牙、蕨菜、黃花，大囷子曬了干，放著過冬。
作者和書里的人，從來沒夢到過什麼大富貴，不過是希求自己胼手胝足，而能有如此豐裕的生活，但數千年來的勤苦人，又有幾家得所願呢？求之不得，寄諸夢寐，吾國人民在戲曲小說中對大團圓的執念，也是出於這種心理吧？又何足怪哉？又何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