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產業有自己固有的特點，歷來都是投入大、周期長、見效慢。但好在它的效益會比較長遠，而且具有戰略性色彩。
隨著航空工業的技術水平不斷發展，對於預先研究以及裝備型號的研發，投入的資金會急速地增長。這種特徵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體現得尤為明顯。
1978年，彼時的中國決定改革開放。
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指示航空工業部，說「航空工業實在是太花錢了，你們要發展，要自己主動想辦法。要辦公司，努力地去賺錢，贏得發展的機遇」。這一指示，將航空工業推上了外向型道路。
當時中國的軍機在海外是有需求的，但彼時中國的原則是「不做軍火商」，所以對外的支援都是無償的。同時本著援助售後一條龍的心理，還幫助個別國家建造了飛機修理廠。無形之中，加大了政府和整個航空產業的負擔。國家領導人的指示，也是希望航空工業能夠設法轉變這種機制。
機緣巧合下，航空工業趕上了一個有利的機遇期。
1973年，埃及在贖罪日戰爭中，跟以色列交手。戰爭結束之後，埃及和以色列的關係在西方國家的調節下，進入緩和期。
埃以之間的這種緩和，讓當時的蘇聯覺得自己戰略性的投入沒有得到回報。所以蘇聯就記怨埃及，對於埃及的軍事援助戛然而止。原來埃及使用的大量蘇式裝備，蘇聯直接放手不管，後續也不再為其提供裝備。
在此背景下，埃及希望能夠找到第三方，幫助它維護升級或者採購蘇式裝備。隨後，埃及將目標鎖定中國。中國顯然是比較合適的，我們也使用蘇式裝備，對於蘇式裝備的維護生產，路子都很熟。
最開始，埃及希望中國能夠派人去幫助它維護安-24運輸機。同時，還提出了向中國進口戰鬥機的意向。航空工業抓住這樣一個良機，以時任中航技出口處處長劉國民為團長，組成七人代表團，準備到埃及去洽談此事。此時應該是在1979年的春天，這個歷史時間點尤為關鍵。
我們今天回顧當時的一些細節，感覺非常令人唏噓。
當時的呂東部長指示代表團，說「你們這次去賣飛機，做買賣就是要現匯，哪怕是1美元都行」。這話聽起來簡直就像是演繹，但實際上真實情況真的如此。
在1978年、1979年，中國一年的外貿總額也只有200億美元。在這樣一個盤子下，可見中國的外匯儲備多麼得少。以如此的外匯儲備，想投資一些重大的項目，或者採購一些重要的裝備，維持國家的科技發展和生產發展，是很難進行的。
國家急需外匯，我們到埃及去洽談軍貿，就是要現匯，解決國家燃眉之急。經歷了動亂時期的中國，經濟極待發展。當時的經濟已經處在了一個非常糟糕的水平上，這也是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的動因。
在去埃及之前，代表團本來應該是先研究我們跟埃及洽談的對策，以及合同的內容等。但實際上代表團無暇顧及此事，都在想到哪找點外匯。因為當時我們的軍機都是無償援外的，帳面上沒外匯。
為此，中航技的代表團就找到了外經貿部，外經貿部的部長對此事非常支持，大筆一揮給撥了1000美元。這1000美元在1979年的時候，可是了不得的一筆數字。
結果中航技代表團拿著這個批條到下面的司局去落實，人家兩手一拍，說部長批了也沒用，我們外經貿部現在手上也沒有外匯。
最後，負責對外聯絡的龔瑛給劉國民掏出一張5美元紙幣，這是以前三機部出國小組節約下來的。而這5美元就是中航技代表團所擁有的唯一一筆經費。在如此的艱難局面之下，代表團踏上了埃及之旅。
萬事開頭難，跟埃及剛開始談，就鬧了個僵持。
埃及認為，我國還是按照過去的邏輯，可以無償援外的。結果一看，中國的政策變了，而且中國的飛機改為明碼標價了。埃及覺得，這樣的生意沒法談。於是我們向埃方解釋，中國的體制正在改變，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軍貿是要做的，無償也是不可能的。
代表團在埃及上下活動，不斷的解釋，最後通過當時的副總統穆巴拉克，一直打通了整個政府的關節，取得了對方的理解。他理解中國的處境，同時也認為中國提供的軍貿條件，是可以接受的。
最後經過45天的艱難談判，最終敲定埃及從中國進口44架殲-6以及6架殲教-6，其中還包括200多台份的發動機，總金額1.67億美元。
1億6700萬美元，這麼多外匯，是航空工業過去從來沒拿過的，對於整個國家的經濟大盤子都是一個重大利好。這也是改革開放最初期，我們第一筆軍貿大單。
客觀地說，埃及在那個時候支持了我們航空工業的發展。而通過與埃及的軍貿，也讓我們看到了機遇。
跟著拿了這個訂單，就要打破固有的計劃經濟體制。
在產品生產完後，航空工業找到中海運，希望中海運能夠承運這些飛機，中海運直接表態稱，國家沒有這項運輸計劃。
總而言之，軍貿業務跟當時我們嚴密的計劃經濟體制，是高度矛盾的。所以說，這種外貿業務，也給我們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正反映在我們過去體制的政節上。
飛機運到埃及後，我們派員在埃及進行組裝調試。一批工人，包括相關的翻譯都在埃及工作，這期間，還有一些小插曲。
第一個小插曲就是，埃及人發現中國人上廁所喜歡結伴而行。
在組裝飛機的時候，我們隨團的翻譯就沒有什麼具體的事情，可以休息。但是埃及人發現，翻譯每次去上衛生間，都會叫上幾個工人一塊。埃及人覺得很奇怪，就問咱們翻譯說：「你為什麼每次上洗手間都叫著幾個工人？上衛生間怎麼還一起去呢？」咱們翻譯支支吾吾的，不知道如何回答，因為實際的情況還真的沒法跟埃及人說。
因為在當時那個特殊的時間點，我們還處在一個舊的思想向新的思想轉化的這麼一個時期。在代表團的黨小組會議上，就有人提出說，翻譯自己一個人上衛生間是很不好的，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在這段時間裡去幹了什麼，有沒有跟外方的人員接觸，我們說不清楚他的工作內容。
於是為了解除疑慮，只能幾個人結伴上廁所，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的形式。
還有另外一個插曲就是，電影插曲。
埃及人感受到我們工作團隊的辛苦，就在休息時間安排放電影。電影當時在國內還是很難得看到的，算是一種比較奢侈的消費。但是咱們代表團一到影廳，就有點尷尬了。
為什麼？因為影廳放的是好萊塢大片。按照我國當時的社會潮流，好萊塢大片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腐化的產品，所以大家無奈只能中途離場。因為如果真的看了，或者看完了，那恐怕是要挨批評的，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特殊印記。
最後工作圓滿完成，埃及方面對我們交付的戰鬥機及其相關的服務非常滿意。中國的軍貿由此為開端，越走越遠，門越開越大。
在經過了對埃及的軍貿出口之後，航空工業部作出了一個這樣的總結：
中國的航空工業雖然當時在世界上並不算先進，但是我們在很多方面，有能力滿足埃及等國家需求，並且能夠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和保障。以對埃及軍售為例，不斷地擴大服務，升級我們的產品，就有可能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收入。
此後，中國的軍貿開始逐漸加速，最後走向快車道。軍貿的快速發展以及取得的經濟收入，事實上也反哺了我們的航空裝備製造業，讓我們的製造業能夠快速升級，逐漸走向良性循環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