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苑第十四輯》。原作者沈立行，原標題為《我和大漢奸們在一起》。
沈立行，1922年生，江蘇常州人。老報人。解放後經歷坎坷，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平反、離休。後為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
關於沈立行能查到的資料寥寥無幾，但他的著作頗豐，如《孤島特工》、《上海灘綁票奇案》、《大上海1937—1949》、《上海特工戰》、《我的鐵窗生涯》等。
本文部分內容可以與唐生明的《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可以相印證，可惜那篇長文可能比較敏感提交兩次都不過審，大家看不到。不過看《沈醉:「福將」唐生明不平凡的人生》也可以，二者都是沈醉手筆，內容也大同小異。
正文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受一件政治案件的株連，在提籃橋監獄內吃官司。蹲大牢雖然是件苦事，但苦中作樂，也有收穫。例如，我無意中碰到了一批大漢奸，他們講過一些日汪的政治內幕。現在回憶，寫將出來，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這就算是我苦難中的一個奇遇吧。
我碰到的大漢奸有：羅君強（偽安徽省長、偽上海市政府秘書長）、陳春圃（陳璧君內侄，偽行政院秘書長）、陳璧君（汪精衛老婆）、顧葆衡（偽糧食部長）、郭秀峰（偽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汪曼雲（偽清鄉事務局長）等。
這些人大都已在監獄內泡了二十年，個個小心翼翼，閉口不談往事。但後來我和他們接觸多了。知道我不是專打小報告的告密者，慢慢就都開口談了。只要一開口，就是一段日汪政治秘史，很有參考價值。
關於陳、羅等大漢奸的賣國史，讀者大都耳熟能詳，不必再費筆墨，現在就將顧、汪、郭三人所述的史料寫出，以饗讀者。
顧葆衡的「偽偽判」
有一個時期，我和大漢奸顧葆衡同住一間監房。他是汪偽糧食部長，專管淪陷區老百姓吃的，當年可謂顯赫一時。我也知道，他因敵偽時糧食大貪污，1944年就被舊偽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勝利後國民黨也判他無期，解放後，「部長大人」就鬧了個「偽偽判」。有一天睡覺前我問他：「你為什麼多吃一年官司呢？」不想他滔滔不絕地道出了一起政治大案內幕。
原來，1943年時日本大戰犯東條英機首相為了強化汪偽政權，派心腹鐵腕人物遷政信大佐常駐南京，查辦大漢奸勾結日本人的私運糧食大案。當時，顧葆衡正和李士群一起，和國民黨第三戰區大做軍糧生意，武裝卡車隊日夜不停地運輸。遷政信查證確實後，對李士群暫不動手，而殺雞儆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了糧食部長顧葆衡、次長周乃文、江蘇糧食局長後大椿、糧食部駐蘇辦事處主任胡政，交給汪偽政府，要求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汪精衛要求日本主子，網開一面，免除兩位部長死刑。於是，兩位「部長大人」改判無期徒刑；「局長」和「主任」則在南京槍斃。這就是顧葆衡多吃一年官司的由來。
顧還說了上海聞人耿嘉基為此案自殺的一段經過。耿嘉基戰前是法租界的大亨，一直是國民黨市政府的法文秘書，連黃金榮、杜月笙也要讓他三分。此人揮金如土，聲色犬馬，上了年齡的人大概都知道的。不想，這個花花公子因承包松江、青浦一帶的軍米採購，竟和糧食大案沾了邊。1944年春節剛過，蘇州日本憲兵隊就限令耿立即投案。耿感到此去凶多吉少，與其被人殺，不如自己死。於是，他在一天晚上大宴賓客後，徹夜寫了三十多封遺書，有退還借條的，說「來生再還帳吧」；有附上支票，給交際花買早已答應的鑽戒。寫完，他點燃一支紙菸，從抽斗內拿出手槍，對準太陽穴桌球一響，就此斃命，等家人聞聲進來時，花花太歲早已上了西天，而那支「三五牌」香菸還在地上冒著青煙呢！這段故事，顧講得頭頭是道，有聲有色.
顧在監獄內爭取得很好，終於熬到1976年被寬大釋放了。他去了成都女兒處，安度晚年，直到80年代初才去世。在大漢奸中，顧是爭取得最好的一個。
汪曼雲滔滔不絕
在抗戰前的上海，汪曼雲是個紅人，既是CC市黨部的黨棍，又是大亨杜月笙的紅客。抗戰後，李士群搞「76號」，汪第一個投敵。以後一直跟著李搞清鄉，可算壞事做盡。同時，因為是CC，故他和周佛海的關係也十分密切。上海解放前夕，他早已被國民黨在逃跑前釋放了，在社會上鬼混。那時，周佛海的兒子周幼海，是共產黨員，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周佛海老婆楊淑慧，曾介紹以前一些中上層漢奸，給公安局控制，讓他們提供情報，立功贖罪，其中就有汪曼雲。後來因罪行太大，當然被捕了，就關在提籃橋監獄內。
他說，杜月笙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後約半個月,就帶著家眷和尚未正式成為小妾的孟小冬，乘法輪「阿拉密斯號」到香港去了，因杜如留在上海租界，日本人決不會放過他。但戰爭是長期的，最後勝利屬誰，無人可知。所以，杜月笙決定到香港，和各派政治力量都接觸，以觀風向。杜此去是腳踏兩頭船，見風使舵，保護自己。
在香港，杜和重慶的戴笠，保持密切關係，大做黃金生意。但也和汪精衛賣國集團接觸頻繁。杜想得挺周到：如重慶勝，有蔣介石和戴笠為後盾；倘南京勝，就有汪精衛當靠山了。
1938年整整一年，汪精衛漢奸集團大部分人員，都在香港。當時，日本在經濟上尚未接濟汪，汪集團的日子很不好過。杜月笙明知汪是漢奸，但為了投機，杜就不惜向汪雪中送炭，由浙江財閥周作民，代杜向周佛海秘密贈送港幣50萬元。汪精衛集團就是靠這筆錢起家的。
「76號」成立之初，李士群派汪曼雲帶了厚禮，到香港拜謁杜月笙。杜回的禮物也非常珍貴。從此，杜和「76號」搭上關係，杜在上海的徒子徒孫，都得到「76號」的保護。1940年5月，為汪政權發行偽鈔事，戴笠和李士群在上海進行了腥風血雨的金融大屠殺。結果，由杜月笙出面當「老娘舅」，勸導雙方停戰。做得八面玲瓏，晶瑩剔透。
但汪曼雲說，1941年初，汪的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聖反正起義，帶了汪親筆簽字的「日汪密約」，逃到香港，前前後後又全是杜月笙一手策劃的。為了此事，杜還曾三次飛往重慶，面見蔣介石。上海方面，由杜的心腹徐采丞、萬墨林全力安排，終使高、陶二人混過日汪特務的監視，安全到達香港。這在當時是一件轟動世界的大事。汪曼雲說：「當汪精衛知道是杜月笙一手策劃時，竟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只啜喘地反覆講：『杜月笙怎麼會如此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呢！』」
從此以後，杜月笙實際上就一面倒，倒向重慶了，和汪精衛慢慢疏遠起來。
汪曼雲還講了一段羅君強想做「清鄉督辦」的政治笑話。1941年7月，日汪以蘇州為中心，開始清鄉。汪精衛本來要起用周佛海的嫡裔羅君強，就將羅召到私邸，叫羅籌辦「清鄉督辦公署」。羅君強聽後，心花怒放，幾乎要三呼萬歲。當即在家大辦宴席，邀集大小漢奸，搭湊班底。羅舉著酒杯說：「我要當清鄉督辦了！這可是個實缺肥缺呀！各位老兄，都跟著發財吧！」酒席散後，羅說什麼也睡不著，興奮了一個通宵。他什麼都想到了，就是忘了背後還有日本主子呢！
汪偽政權的最高顧問影佐禎昭少將，一心要李士群來辦清鄉，但礙於面子，又不能直接向汪精衛下命令。於是就叫陳春圃去找汪，說明日本軍部的意見，要李士群上台。汪精衛自然照辦，就立即通知羅君強，停止一切活動，清鄉改由李士群擔任。像澆了一盆涼水，羅君強從頭頂冷到腳跟。想到自己的得意忘形，大出洋相，一股怨氣全出到李士群頭上去了。而且，日汪更是特別看重李，將機構改為「清鄉委員會」，由汪精衛親兼委員長，李任秘書長，一切實權，自然全操在「秘書長」手裡。這樣一來，這個「委員會」就和偽行政院平級了，成了個權勢通天，包攬一切的特殊機構。羅君強和周佛海氣得吐血，從此和李士群勢不兩立。
·汪曼雲還談了許多，限於篇幅，只得「割愛」了。
汪曼雲後來也寫了很長的回憶錄《千里哀鴻說清鄉》。由於他本是個小政客，文中水分就著實不少，看他這篇文章，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是件傷腦筋的事。
我以後再未見過汪曼雲。聽說，70年代初因心力衰竭在獄中去世了。
郭秀峰守口如瓶
郭秀峰本是偽宣傳部一個次長，按理早該被國民黨釋放的。但汪精衛死後，陳公博大張旗鼓，組織了「最高國防委員會」，把郭拉去當了幾個月秘書長，這就成了個「部級漢奸」，判了無期徒刑。
郭秀峰一直在工廠技術科翻譯日文資料，終日沉默，工作出色，政府對他印象很好。我每次試探，要他談談，但他不敢。他誠懇地說：「萬一我們都能出去，就可長談了。」果然,1976年春，他和顧葆衡一起被寬大釋放。有一次，我在四川北路21路電車上碰到他，他告訴了我地址。我馬上就去了，第一次就在他家吃飯。他妻子是日本人，叫田中敏，對人很熱誠，後來我們成了好朋友。
這時候的郭秀峰，無話不談了。我覺得他談的陳公博的事，很有點秘史價值。
汪精衛死後，陳公博接下偽政權這副爛攤子，想到自己的今後，憂心忡忡，坐臥不寧。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曾找陳公博，鄭重談話，說：「日本失敗，已成定局，但日本在華三百萬陸軍，元氣未傷。日本敗後，國民黨和共產黨必有一場惡戰。為了中國不落入共產黨之手，我代表軍部，向陳先生宣布：日本願以一百萬軍隊和武器彈藥，交陳先生指揮。陳先生可和國共二黨，逐鹿中原了。」陳公博聽後，覺得此事太大，不敢貿然決定。但陳卻因此得到啟發，要將偽軍組織起來，必要時接受日本的武器，就可以在中原立足。於是，陳公博成立了「最高國防會議」，將偽軍任援道、葉篷、龐炳勛、孫殿英、張嵐峰、吳化文、郝鵬舉、孫良誠整編為八個方面軍，均封為上將總司令。其中除任援道、葉篷外，都是馮玉祥的西北軍舊部，盤踞在蘇、魯、豫、皖一帶，倒也有三、五十萬人之眾，將來鼎足而立，陳公博不至於坐以待斃。但陳公博那裡有這麼多金條餵飽這批偽軍呢？金條在周佛海手裡呀：周將情況向蔣介石、戴笠一一匯報，蔣就密令周佛海，不惜重金，策反收羅。結果，陳公博竹籃子打水一場空，日本投降後，一兵一卒也調不動，一夜之間，陳公博的八個方面軍都成了蔣介石的國軍了。陳無路可走，只好逃到日本暫避，再被押回來，在1946年6月於蘇州槍斃了。蔣介石既除了政敵，又殺了漢奸，面子夾里兩面光。
郭秀峰說：「這段歷史內幕，十分曲折，足可寫成一本秘史。」我鼓勵他寫，但他膽小如鼠，終於不敢落筆。
以後，郭接受北京師大專門研究日汪史的蔡德金的委託，翻譯了《影佐禎昭回憶錄》、《今井武夫回憶錄》等重要史料。1984年，郭的日本太太回國，郭不肯去，留在上海，抑鬱寡歡，不久就病故了。
資料來源:
《文史苑第十四輯》政協上海市虹口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