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43—1844年間，儘管費爾巴哈哲學是馬克思轉向唯物主義、創立異化勞動理論的必經之路，但馬克思從不是亦步亦趨的費爾巴哈主義者。藉助MEGA2新文獻可見，最先在《克羅伊茨納赫筆記》的歷史研究中，馬克思形成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唯物主義思想，從而突破費爾巴哈拘於自然領域的哲學框架，自主地從歷史現實出發批判黑格爾思辨哲學從而轉向唯物主義。隨後憑藉《巴黎筆記》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成功超出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論斷，構建獨特的異化勞動理論。而且，經由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唯物主義視角，馬克思逐漸躍出費爾巴哈感性直觀的抽象哲學框架，為通往歷史唯物主義埋下伏筆。可見，青年馬克思雖受費爾巴哈影響，但他是相對獨立地轉向唯物主義與異化勞動理論及其觀照的現實深處，他者理論的光輝無法掩蓋馬克思自主的理論探索與創新之路。
關鍵詞：馬克思 費爾巴哈 《克羅伊茨納赫筆記》 《巴黎筆記》 異化勞動
作者劉冰菁，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南京21002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8期P80—P101
責任編輯：趙培傑
1843—1844年間馬克思轉向唯物主義、創立異化勞動理論的思想發展過程中，他同費爾巴哈的理論關係無疑是重要的學術研究主題，因為在此期間同時發生的是馬克思對費爾巴哈哲學的接受與應用。最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藉助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原則批判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實現了向唯物主義的思想轉變。隨後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又應用費爾巴哈創立的以異化勞動為核心的哲學理論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可以說，費爾巴哈在青年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中起著重要的橋樑作用。
然而，青年馬克思雖一度將費爾巴哈引為參照，但他轉向唯物主義、構建異化勞動理論的道路是自主而創新的。藉助MEGA2的《克羅伊茨納赫筆記》《巴黎筆記》文本可發現，馬克思不僅沒有照搬費爾巴哈，反而是在獨立的歷史研究和政治經濟學研究中不斷改造費爾巴哈，自主地轉向唯物主義，創立以異化勞動為核心的哲學理論。並且，藉助政治經濟學社會唯物主義的研究視角，馬克思更逐漸拒斥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哲學的抽象邏輯，不自覺地萌生從社會現實出發的客觀邏輯。而在人本主義抽象話語中破土而出的客觀邏輯，恰恰為馬克思超越費爾巴哈、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做了準備。因此，如果忽視《克羅伊茨納赫筆記》《巴黎筆記》的歷史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研究，很可能會掩蓋青年馬克思自主實現思想躍遷的真實道路。本文旨在以MEGA2《克羅伊茨納赫筆記》《巴黎筆記》的文本為依據，詳細探索青年馬克思改造突破費爾巴哈、轉向唯物主義與創立異化勞動理論的真實思想歷程。
一、《克羅伊茨納赫筆記》與唯物主義的思想轉變
在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通過批判黑格爾哲學轉向了唯物主義。早在此前的《萊茵報》工作中，馬克思遭遇了關於物質利益難題的「苦惱的疑問」，困惑於現實中本該代表普遍理性的國家與法卻為粗鄙的物質利益主導，這促使馬克思反思支持理性主義國家觀的黑格爾哲學：「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於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論述了現實決定觀念、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唯物主義思想，以此批駁黑格爾哲學的思辨唯心主義。但馬克思從來就不是純粹的費爾巴哈派，他固然藉助費爾巴哈駁斥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可他也通過《克羅伊茨納赫筆記》的歷史研究勾畫出批判黑格爾的全新視角，如此才實現了向唯物主義的思想轉變。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由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內部的國家法」第261—313節內容的摘錄和評論構成。但在摘錄第303節時，馬克思沒有立即評論，而是在摘引第304—307節後重新評論了第303節。正是以第303節評論為界，馬克思闡發了批判黑格爾思辨哲學的兩條不同路徑，得出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理論觀點，從而實現了向唯物主義的思想轉變。第一條路徑集中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第261—302節中，馬克思主要依賴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及主謂顛倒法，批判黑格爾哲學的思辨唯心主義。
費爾巴哈認為，哲學應該從感性的人而非抽象的思維出發，因為人本質上是依賴自然的感性存在，人與自然相統一，人也因愛的感情而超越有限的自己與他人相統一。哲學的任務便是研究人與自然的感性存在，在此之外尋求思辨幻想都是歪曲現實。這便是費爾巴哈以感性的人為基礎的人本主義哲學，也是基於自然領域的唯物主義哲學。基於這一立場，費爾巴哈猛烈批判了黑格爾的思辨哲學，認為他錯誤地將感性的存在顛倒為思維的客體。而揚棄思辨哲學的方法便是主謂顛倒，只需將主詞與賓詞顛倒過來，便能揭露思辨哲學的人化本質，重返人與自然的感性世界。「我們只要經常將賓詞當作主詞，將主體當作客體和原則，就是說，只要將思辨哲學顛倒過來，就能得到毫無掩飾的、純粹的、顯明的真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第261—302節中，馬克思便直接應用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哲學的主謂顛倒法批判黑格爾哲學的思辨唯心主義。馬克思指出，黑格爾錯誤地把作為起點的經驗存在（家庭、市民社會）顛倒為由國家理念規定的客體，但實際上，家庭和市民社會才是決定國家的現實主體：「家庭和市民社會都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活動著的；而在思辨的思維中這一切卻是顛倒的。」因此，黑格爾是顛倒地將「家庭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現實的關係」「理解為觀念的內在想像活動」，不把作為出發點的事實作為事實來看待，才陷入了思辨的唯心主義。
不過，在摘錄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303節時馬克思中斷了評論，並且當再次評論第303—313節時他的分析發生了變化，不再主要依靠費爾巴哈的主謂顛倒法論證黑格爾哲學的思辨性質，而是開始依據經驗的歷史現實說明市民社會對國家的決定作用。黑格爾把國家視為可以超越市民社會的客觀精神，在這裡，人能克服利己主義、追求普遍的善。為此，他支持設立君主立憲制與長子繼承制，使國家能獨立於私有財產決定市民社會的發展。但馬克思認為，歷史的發展揭示出相反的現實。一方面，在封建社會中，政治領域的長子繼承制是世襲土地所有權的結果，只有世襲地產才能決定與延續長子繼承的政治權利，「長子繼承權享有者的政治特質就是他的……世傳地產所固有的政治特質」。那麼，長子繼承制反而證明了私有財產對國家與政治的支配地位：「在以長子繼承權作保證的國家制度中，私有財產是政治制度的保證……國家制度在這裡就成了私有財產的國家制度。」另一方面，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歷史發展帶來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這體現在，雖然在政治領域中宣稱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但在塵世的社會領域中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馬克思強調，這不僅昭示著政治國家無法決定市民社會，現實更透露出市民社會對國家的決定性作用：「市民社會的各等級雖然沒有得到任何政治規定，但它們畢竟還是規定了政治國家。它們會把自己的特殊性變成整體的決定性權力。它們會成為高於普遍東西的特殊東西的力量。」因此，馬克思再次確證黑格爾哲學的思辨性質在於他倒果為因，把被規定的因素轉為規定性的因素，顛倒地認為國家決定市民社會，「黑格爾想使『自在自為的普遍東西』——政治國家——不由市民社會決定，而是相反，使它決定市民社會。」
可見，最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第261—302節中，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主要依靠費爾巴哈的主謂顛倒法，將黑格爾那裡被國家決定的市民社會顛倒為真正的主體。但在第303—313節中出現了另一條從歷史出發的批判路徑，歷史現實成了支撐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哲學的主要依據，費爾巴哈的主謂顛倒話語反而成了輔佐馬克思論述的修辭。而鮮為人知的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批判路徑的變化受益於他同期在《克羅伊茨納赫筆記》中的歷史研究。
1843年5月至9月，在克羅伊茨納赫停留期間，馬克思不僅寫作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還在7月至8月廣泛研究了二十多部政治歷史作品，留下了五個筆記本的《克羅伊茨納赫筆記》。除第五筆記本外，馬克思在第一、三筆記本上標註了「克羅伊茨納赫，1843年7月」，在第二、四筆記本上標註了「克羅伊茨納赫，1843年7月8月」，並在筆記本末尾做了摘錄內容的主題索引。可以說，馬克思幾乎是在同一時期里完成了《克羅伊茨納赫筆記》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研究與寫作。並且，結合MEGA2《克羅伊茨納赫筆記》手稿內容來看，馬克思極有可能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第303節中斷評論時，轉而通過《克羅伊茨納赫筆記》的研究重新獲得了基於歷史現實批判黑格爾的新路徑，才接續完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作出這一判斷的理由在於，《克羅伊茨納赫筆記》是馬克思為解決《萊茵報》時期物質利益難題的探索結果，因而在該筆記中，他摘錄了英法德等國家跨度長達兩千多年的社會政治歷史，主要探究不同時代下的所有制財產關係、政治權力與社會制度變遷等。正是在這一輪歷史研究中，馬克思得以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探求國家與政治的發展規律，並逐漸得出判斷：現實層面的國家政治不是由抽象的絕對理念決定，而是始終圍繞著市民社會看似粗鄙的所有制關係展開。這不僅有助於馬克思解答關於物質利益難題的苦惱疑問，而且支撐著他基於歷史現實對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新一輪批判。
具體來說，《克羅伊茨納赫筆記》真實地反映了馬克思通過政治歷史研究探尋所有制與國家關係的漸悟過程。尤其是馬克思並沒有因某個單一事件直接得出結論，而是通過各國歷史發展的不同現實，逐步歸納所有制與國家之間的真實關係。比如，在筆記本一中，馬克思提要式地摘錄了16世紀末以前法國的社會政治歷史，而自筆記本二開始，他便逐一研究國家統治與政治運行的各個方面，如政治特權、法律關係、統治秩序等，從中不斷確證圍繞財產的所有制關係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起初，在筆記本二對達魯《威尼斯共和國史》的摘錄中，馬克思便注意到了歐洲國家歷史中的奇怪現象，即圍繞財產的所有制關係強烈影響著國家政治特權的發展。為此，馬克思特別列出如 「關於特權的產生」等德文標題並摘錄了四個法文段落，就是聚焦私有財產對國家政治特權形成的影響。他意外地發現，以武力僭越的方式無法長久地維繫國家特權階級，「武力總是傾向於僭取權力或至少是特權；為此必須始終確保在力量、人才方面的社會優勢；但是這些情況本質上是暫時的」。因此，國家特權統治的來源要從人以外的因素里去尋找，而在外在因素中，「財富成了參與權力的頭銜」，國家特權統治的形成與延續依附在人所占有的私有財產上。因為在歷史現實中，土地所有權為所有者帶來了人身依附關係上的特權：「領土所有權（la propriété territoriale）帶來兩種權利，所有者將會擁有管理一般事務的權利，另外會衍生出他與統治者、土地上的佃農的關係。」
同時，在研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時，馬克思也隱約發現了私有財產對政治層面的法律關係的影響，這直接體現在他摘錄盧梭的文本變化細節中。在摘錄盧梭時，馬克思通常沒有留下個人觀點的評論，側重記錄原文關於財產權、個人權利與社會權利等法文內容，只用德文寫了如「這句話的注釋在說」「盧梭規定了以下條件」 等少量提示性話語。但是，當看到盧梭談及財產權與社會平等之間的關係時，馬克思罕見地留下了德文的個人評論。在盧梭看來，現代社會得以避免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是由於在訂立社會契約的理性狀態下，社會體系的運轉是基於道德和法律的平等，這取代了過去自然狀態下人與人的不平等。對此，馬克思特別評註到，「盧梭對最後一句話作了如下奇怪的評論」， 即「在壞政府的下面，這種平等只是虛有其表；它只能保持窮人處於貧困，保持富人處於占有。事實上，法律總是有利於享有財富的人，而有害於一無所有的人；由此可見，惟有當人人都有一些東西而又沒有人能有過多的東西的時候，社會狀態才會對人類有益。」 簡言之，馬克思注意到在壞的政府條件下，私有財產的多寡破壞了政治層面人與人之間的法律平等，導致法律總是利於財富豐厚之人；以至於盧梭提了奇怪的想法，要求管束人們擁有之物，防止私有財產的不平等破壞法律關係的平等。對馬克思而言，這暗示著資產階級社會無法兌現通過法律實現平等的政治承諾，因為現實層面上人與人之間的法律關係在一定情況下會受到財產多寡因素的影響，這實際上反向凸顯了財產所有制關係對政治層面法律關係的重要作用。
隨後，馬克思進入了更為廣闊的歷史研究領域，在筆記本二研讀巴約爾《對斯泰爾夫人遺著（法國大革命紀實）考證》時集中觀察了法國大革命前後封建社會向資產階級社會轉型的真實狀況。新舊社會更替的歷史線索使馬克思得以進一步歸納所有制與國家政治之間的現實關係，這些內容甚至與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第303—313節關於歷史發展的描述很是相近。
馬克思在摘錄巴約爾時雖只記了六個法文段落，但並未隨意摘錄，他有意從《對斯泰爾夫人遺著（法國大革命紀實）考證》的開篇與末尾分別截取內容，試圖從歷史角度總結所有制關係在不同社會中發揮的作用。為此，馬克思特別使用德文將這些段落歸為兩大主題，依次討論法國大革命前後的封建社會與資產階級社會如何依據土地所有權、財產所有權建立統治。一方面，馬克思從該書開篇看到封建社會舊秩序的運轉以及土地所有權在其中發揮的作用，用德文和法文將其概括為「作為中間團體的貴族；封建制度的結構；莊園的管理，千人的專制」 等。他發現，封建社會的古老統治深深植根於土地所有權基礎上形成的人身依附關係，大多數人都被牢牢地捆綁在土地上，受到土地領主的統治與奴役，土地所有權是封建社會維系統治的依據。「封建制度……一切都與之相關。它是從不會消亡的土地開始，這些土地是被組織起來的、互相協調的，可以說是被嚴格管控的；人類依附於領地並受到管轄領地的法律的約束……封建主義是一個擁有千人頭目的專制主義（un despotisme），其中一個要素就是對人類的普遍奴役。」 因此，封建國王的權力統治實質上依賴於他占有土地的領主身份，「如果國王保留些許政治存在，與其說是作為國王、不如說是作為他們自己的領主。」
另一方面，馬克思從該書末尾摘錄了法國大革命後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形成，特別是資產階級如何通過財產所有權建立新秩序，並用德文標記為「財產所有權作為決定代表能力的條件」。馬克思留意到原先在封建制度下，只有人擁有的土地才能決定他的身份地位和社會等級，「在封建制度下，土地所有權（la propriété foncière）就是一切：它的組織構成了社會秩序；它決定了誰應該指揮、誰應該服從；一個人是自由的還是被奴役的……都取決於他出生在城堡還是附近：一切權利都依附於所有權，而與人無關。」 但在法國大革命後的資產階級社會裡，人們終結了封建制度及人身依附關係後，財產所有權被視為代表人的能力與道德的標誌，從而影響著人享有的政治權利、社會地位等。「革命審判了這一偉大進程。結果是，不是財產擁有對人的所有權利，而是人獲得了對財產（la propriété）的所有權利：從那時起，理性或法律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根據一個人所擁有的，他被認為擁有享有某些權利與履行某些政治職能所需的智慧、教育和道德。這樣，財產就是頭銜、證明」。因而，財產所有權成了資產階級建立社會秩序的首要原則：「財產所有權被視為首要的因素，秩序的原則，作為擁有它的人的最強保證。」
因此，通過法國大革命前後的真實歷史，馬克思得以窺見所有制關係左右國家政治統治的運轉過程，進一步確證市民社會的所有制關係不僅影響更是決定國家政治的現實：在封建社會中，統治者因占有土地而奴役大眾，土地所有權是形成國家統治的根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私有財產成為影響人享有政治權利與社會地位的關鍵，從而統治秩序被重構。而且，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第303—313節中批判黑格爾思辨哲學時，馬克思相似地陳述，在封建社會裡，土地所有權決定長子繼承的政治權利，在法國大革命後的資產階級社會裡，也是市民社會規定政治與國家。不難發現，《克羅伊茨納赫筆記》中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研究，很可能有助於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形成從歷史現實出發顛倒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批判路徑。
進而，到了筆記本二末尾摘錄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時，馬克思更一反常態地打破筆記摘錄的固定模式，主動強調財產關係左右國家政治活動的現實。原先馬克思是按順序摘錄《論法的精神》，卻在摘錄第十一章時主動用德文評論了羅馬共和國陷入困境的原因，「孟德斯鳩認為共和國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國的騎士們，租稅包收人……獲得了司法權」。在此評論下，馬克思有意採用逆序方式，分別摘取了第十一、五、二、八章的內容，具體闡釋羅馬共和國如何因財產關係影響政治活動從而遭遇危機。他先是記錄了羅馬共和國是依照財產多少劃分公民等級與建立稅收制度，「沿用塞爾維烏斯·圖里烏斯……即依據財富的多寡（l』ordre de leurs richesses）把所有的公民劃分為六級，並按每個公民在政府所負責任大小的比例規定稅額」。基於財產劃分稅收制度的初衷是為了「把生活的差別減少或加以規定，然後用特別法徵收富人的稅，減輕窮人的負擔」， 縮小貧富差距，使人們更為平等。但馬克思隨後摘錄第二章「共和政體與民主政治有關的法律」和第八章「三種政體原則的腐化」內容指出，圖里烏斯的等級劃分實際上承認了財產關係決定公民是否具備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格，這使民主選舉合法地向富人傾斜，「塞爾維烏斯·圖里烏斯在他的等級的安排上是遵照貴族政治的精神的……梭倫把雅典的人民分為四個等級。他是在民主政治精神的指導下，進行等級的劃分的，所以目的不是要規定誰應選舉，而是規定誰可以被選。他讓每個公民都有選舉權，他要人們從四個等級的每一個等級里選舉『法官』，但是只能從前三個等級里選擇『官吏』。這三個等級是富有的公民。」 而且財產關係還可能導致民主政治原則的墮落：「查米德斯說：『……當過去我富裕的時候，我不能不阿諛那些告密者，因為我知道被他們陷害的機會多，而陷害他們的機會少。共和國經常向我要求新稅，我老也不能走開。我現在已經貧窮，我倒獲得了威權；沒有人恐嚇我，我倒可以恐嚇別人。』」此處，通過整合不同章節的段落，馬克思顯然在強調，財產關係雖然屬於經濟領域，但它強烈影響著政治領域的國家活動，既會左右國家政治選舉與等級劃分，也會擾亂國家民主政治原則的推行。
這就清晰地顯示出，隨著歷史研究的推進，馬克思不斷地從政治特權、法律關係、統治秩序等細節中明確，自己面對的是這樣一種確鑿無疑的現實：無論是在封建社會還是資產階級社會中，政治與國家既不由抽象觀念所決定，也不是理性的自我實現，圍繞財產的所有制關係才對國家政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這條歷史現實的線索不僅在馬克思摘錄作品時不斷加強，而且最終指引著他在筆記本四里實現了哲學思想上的重要轉變，得出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唯物主義判斷。
最後，在筆記本四摘錄蘭克主編的《歷史政治雜誌》時，馬克思寫下了《克羅伊茨納赫筆記》中最長的評論，借用費爾巴哈主謂顛倒的哲學話語道出了他在歷史研究中得出的判斷，完成了歷史敘述話語向哲學批判話語的轉變——在國家更替發展的歷史中，絕不是黑格爾所說的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相反。「因此，當黑格爾把國家觀念的因素變成主語，而把國家存在的舊形式變成謂語時——可是，在歷史真實中，情況恰恰相反：國家觀念總是國家存在的\[舊\]形式的謂語——他實際上只是道出了時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時代的政治神學。」這便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批判黑格爾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觀點的先聲。
由此可見，在《克羅伊茨納赫筆記》研究中，馬克思逐漸從歷史現實中獲取了一種直觀的認知：政治與國家並非理性的自我表徵，反而受圍繞財產的所有制關係左右，政治領域的權力、法律等也受到市民社會領域的財產關係的影響。這無疑有助於馬克思解答關於物質利益難題的苦惱疑問，因為實際的歷史變遷揭示了國家與法本不是普遍理性的演繹結果，它恰是由粗鄙的物質利益支配，所謂作為普遍理性的國家與物質利益之間的巨大衝突便被客觀消解了。而且，對亟須駁斥黑格爾的馬克思來說，這給出了一條異於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批判方法：歷史本身呈現出現實決定觀念、所有制關係決定國家與法，這足以擊穿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本質。因此，在1843年馬克思轉向唯物主義之際，費爾巴哈固然提供了顛倒黑格爾思辨哲學的重要方法，但他並沒有亦步亦趨地跟隨費爾巴哈。正是在《克羅伊茨納赫筆記》的歷史研究中，馬克思突破了費爾巴哈拘於自然領域的哲學框架，自主得出了現實決定觀念、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唯物主義觀點，形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從歷史現實出發批判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新路徑。
因此，過去我們簡單化地認為費爾巴哈促成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思想轉變，但《克羅伊茨納赫筆記》提醒我們，這一思想轉變並不是馬克思簡單接受費爾巴哈的結果，他是在獨立的歷史研究中形成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理論觀點，自主地完成了唯物主義的思想轉變。並且，馬克思在歷史研究中逐步深化的唯物主義立場，與費爾巴哈基於自然領域的唯物主義迥然相異，這對馬克思來說具有特殊意義。因為這意味著他已然認識到，影響社會歷史變化的因素不是國家理念和法律關係，而是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關係。這將引領著他一步步深入塵世的社會現實，並在政治經濟學中探尋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的要義。「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二、《巴黎筆記》與異化勞動理論的創立
在完成唯物主義的思想轉變之後，馬克思開始在政治經濟學領域探索新理論，旨在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為實現社會主義提供哲學論證，《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異化勞動為核心的哲學理論便是這一探索的重要成果。此時，馬克思無疑受到了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及異化理論的影響，讚賞費爾巴哈「給社會主義提供了哲學基礎」。但即使在1843年，馬克思也從未毫無保留地接受費爾巴哈，而是在獨立的歷史研究中完成了唯物主義轉向，如今亦是如此。除了應用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理論之外，馬克思也在政治經濟學研究過程中找到了支撐異化勞動理論的新線索，而這是以往研究所忽視的。近年來，MEGA2的《巴黎筆記》文獻便披露了馬克思在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理論之外的豐富政治經濟學探討，後者恰恰構成了馬克思創新異化勞動理論的堅實內容。可以說，正是在轉向圍繞資產階級社會現實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後，在汲取其中圍繞勞動活動的哲學線索的基礎上，馬克思才自主形成了獨特的異化勞動理論。
不可否認，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總體上是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提出了以異化勞動為主的哲學理論。具體來說，費爾巴哈認為，人作為感性存在，其類本質在於他無時不處在與他人、與自然的愛的關聯中。宗教是人的類本質的異化，因為宗教中人對神的信仰替代了人與人之間的愛的關聯，人的本質被異化為神的本質。那麼，只有揚棄宗教異化，才能復歸人的類本質，從而實現人的感性存在。與此相似，馬克思將人的類本質視為自由自覺的感性勞動。異化勞動是人的類本質的異化，因為在私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同他的勞動活動及產品相對立。那麼，只有揚棄異化勞動，才能復歸人的類本質從而實現人自身。由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序言中坦言：「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整個實證的批判，全靠費爾巴哈的發現給它打下真正的基礎。從費爾巴哈起才開始了實證的人道主義的和自然主義的批判。」
但必須注意到，不同於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理論，馬克思進一步提出了以異化勞動為主的哲學理論，這一思想創新離不開此時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1843年10月中旬至1845年1月底，馬克思在巴黎開展了第一次系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研讀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學作品，共留下九個摘錄評論的筆記本，被稱為《巴黎筆記》。正是在這一輪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上，馬克思才撰寫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形成了以異化勞動為核心的哲學理論。因此，《巴黎筆記》是研究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不可忽視的文本群。
按照摘錄與評論的主題內容的不同，可將《巴黎筆記》的九個筆記本分為三組，第一組包括斯密、將斯密理論系統化的薩伊、作為斯密追隨者的斯卡爾培克、李嘉圖及其追隨者麥克布洛克、穆勒等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是對資產階級社會經濟活動的理論化反映與肯定。第二組以比雷、布阿吉爾貝爾為主，他們的作品提及資產階級社會引起的工人貧困、金錢至上等問題，傾向於反思資產階級社會的真實狀況與現實矛盾。第三組是關于勒瓦瑟爾、色諾芬的作品，這些作品與政治經濟學研究關係不大，很可能是《克羅伊茨納赫筆記》政治歷史研究的延續。又由於此時馬克思大量閱讀的是法文著作，因而我們將聚焦《巴黎筆記》第一、二組的法文文本，探究馬克思如何從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汲取哲學線索，融入異化勞動理論的創新中。
首先，在以斯卡爾培克、斯密等政治經濟學家為主的第一組文本里，馬克思逐漸注意到了政治經濟學呈現的經濟現實，特別是人類勞動創造財富的真實狀況，並從中提煉了從勞動活動理解人類存在的哲學思想。這將有助於馬克思將人的本質定位在自主的勞動活動上，作為異化勞動理論的出發點。
最初在研讀斯卡爾培克時，馬克思主要是用法文逐句摘錄，輔以少量的德文概括與評論，這顯示出此時馬克思正處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起步階段。不過，他並非毫無目的地鋪展研究，而是聚焦於斯卡爾培克獨特的價值類型理論，這便涉及人類通過勞動活動創造財富的線索。
比如，一開始研讀斯卡爾培克時，馬克思便混用德法雙語摘錄了其區分的兩種類型的價值。一種是「原始價值，是自然的饋贈」
，來自「自然的生產力量」， 因為自然提供了符合人們需求的天然物品，是原始價值的來源。其中馬克思特別關注到，在自然前面的人並不是被動的抽象存在，他天然地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動力量，「人的內在力量是智力和從事勞動的身體素質」。在簡短摘錄了原始價值後，馬克思接著關注了作為「人類勞動產物」的「次要價值」
。顯然馬克思對斯卡爾培克所說的次要價值更感興趣，為此他詳細闡述了次要價值的獨特之處。比如，與原始價值不同，次要價值是在分工交換等社會條件下人類通過勞動改造自然的結果，它來自「社會狀態的力量，則在於分工的能力和在不同的人中間分配不同工作的能力……在於交換相互服務和交換那些構成生活資料的產品的能力」。這導致在自然的生產力量之後，人類發揮智力和身體力量的勞動成了社會生產的第二原則，製造了供人使用的全新物品，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生產是對人的智力和身體力量與對自然生產力的同時使用，目的是創造新的價值或增加現有的價值。」 只是馬克思注意到，人類發揮智力身體力量得來的產品與財富不屬於人自身，而是供他人所用，因為次要價值是資產階級社會在私有財產的前提下開展勞動、分工、交換的結果，「權利（即財產所有權）的存在是引起交換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專有財產所有權（droit de propriété exclusive）的存在對於在人與人之間進行交換是必不可少的。」
於是，在對斯卡爾培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開始覺察到一條從勞動活動角度理解人類存在的肯定性線索，即人並非一成不變的抽象存在，他天然具有改造自然、創造財富的勞動生產能力。特別是人能夠憑藉天然的勞動生產能力改造自身與社會，創造出自然界無法直接提供的產品與財富。這意味著，資產階級社會累積的大量財富都是人類發揮智力和身體力量、投入勞動活動的結果。這提醒馬克思，資產階級社會在分工交換下積累的財富其實是人類勞動活動的外化結果，只是在私有財產的前提下，人們天然的勞動生產能力被挪用，財富不屬於勞動者，而是被資產階級占有。
隨後，在《巴黎筆記》研讀斯密、李嘉圖時，馬克思的摘錄方式發生了顯著變化，他主要用德文摘錄譯文或概括原文內容，混雜著法文語句。這種摘錄方式的變化反映出馬克思進入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深入階段，他更主動地表達自己對政治經濟學範疇理論與經濟現實的評價。於是在對斯密、李嘉圖的摘錄中，馬克思「反客為主」地使用德文進行概括評論，強化了從勞動活動理解人類存在的肯定性線索，諷刺資產階級對勞動創造財富的強取豪奪。
比如在《巴黎筆記》中，馬克思認為以斯密、李嘉圖為首的政治經濟學家承認，人類依靠勞動活動才能維繫生存創造財富，「勞動……是一切價值的源泉——它的相對量……是調節商品相對價值的尺度。」在尚未進入資產階級社會的原始狀態中，勞動產品屬於創造財富的勞動者，「在土地所有權和資本積累之前的原始狀態下，整個勞動產品屬於工人。他既沒有所有者也沒有主人，必須與之分享。」 根據這一立場，馬克思大量評論諷刺道，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財富是人通過勞動創造的，但付出勞動的工人沒有獲得任何東西：「李嘉圖強調指出：工人沒有因勞動生產力提高而贏得任何東西。這一點很出色。」
最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馬克思將這條線索吸收到異化勞動理論中，鎖定勞動活動作為人類存在的本質規定，並揭露資產階級在私有財產前提下非法占有勞動創造的社會財富。一方面，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確證，人的類本質體現在人天然具有的智力與身體力量上，人在自身生命力量的驅動下會參與到改造自然的勞動活動中。「工人自己的體力和智力，他個人的生命——因為，生命如果不是活動，又是什麼呢？」「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現為這樣的普遍性，它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這與馬克思在《巴黎筆記》中注意到的人類改造自然、創造財富的線索十分接近，都在肯定人天然具有的勞動生產能力與改造自然的根本價值。為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分工」片段里還多次引用斯卡爾培克的觀點，即人天然具有改造自然的智力與身體力量，「人生來就有的力量：他的智力和他從事勞動的身體素質」。另一方面，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將斯卡爾培克的次要價值理論與對斯密、李嘉圖的研究，融入對資產階級非法占有勞動財富的批判中。馬克思指出，在斯卡爾培克區分的「來源於社會……即分工和交換」的次要價值里，勞動不再是人發揮智力體力的生命活動，而是徹底淪為喪失意義的機械活動：「用分工和交換來說明財富、生產。承認分工使個人活動貧乏和喪失……人的勞動是簡單的機械的運動……個人生產的無效果和財富的大量生產。」結果是，雖然人類通過勞動改造自然創造財富，但在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分工交換活動下，本該屬於勞動者的財富卻被資產階級非法占有，這是政治經濟學不願提及的現實。「斷言分工和交換以私有財產為基礎，不外是斷言勞動是私有財產的本質，國民經濟學家不能證明這個論斷而我們則願意替他證明。」並且，從斯密到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發展過程中，他們進一步貶低了勞動者，為資產階級竊取勞動財富背書。「從斯密經過薩伊到李嘉圖、穆勒等等……他們總是自覺地在排斥人這方面比他們的先驅者走得更遠……因為他們使具有活動形式的私有財產成為主體」。
因此，從《巴黎筆記》的第一組文本可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逐漸摸索到了一條從勞動活動理解人類存在的肯定性線索，其中還蘊含著批判資產階級竊取財富的可能性。對於此時深受黑格爾辯證法影響的馬克思來說，這無疑接續了黑格爾給予他的哲學啟示，即將勞動視為人類自我實現的關鍵環節。因此，關於斯卡爾培克等人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使馬克思進一步確認，人並不是毫無現實內容的抽象存在，相反，人在本質上具有改造自然的智力與身體力量，可通過勞動活動能動地改變自身存在，創造社會財富。這有助於促使馬克思從能動的勞動活動出發定義人類存在，作為異化勞動的理論出發點。
其次，在以比雷、布阿吉爾貝爾等政治經濟學家為主的第二組文本里，馬克思對比雷作品的關注尤為重要。因為比雷關於工人貧困與勞動商品化的主題，既為馬克思提供了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的現實依據，也推動著他在勞動活動上探究異化的根源，形成異化勞動這一核心批判範疇。
作為西斯蒙第的弟子，比雷是19世紀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哲學家與經濟學家，因其作品《論英法工人階級的貧困》而聲名大噪，獲得了當時包括蒲魯東在內的法國社會主義者的關注。比起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他更早地研究了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貧困狀況及原因，旨在匡扶彰顯道德人性維度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由此，比雷認為當前政治經濟學研究最大的問題是，它成了一門僅僅關注財富增長的學說，忽視了社會生活的政治目標與道德訴求，將資產階級社會的工人貧困現狀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在這裡想要說明的是，政治經濟學，就其當前的結構而言，只涉及科學的形上學部分。它創造了財富本體論，卻忽視了其道德。」 對於亟須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的馬克思來說，比雷的作品顯然是值得參考的。因此，馬克思在《巴黎筆記》中充分研究了比雷的《論英法工人階級的貧困》，並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多次引用，甚至在1845年繼續鑽研這部作品，可見此書對他的意義之大。
在《巴黎筆記》中解讀比雷的《論英法工人階級的貧困》時，馬克思時而用法文摘錄原文，時而用德文翻譯原文，主要關注資產階級社會工人在身體與精神上陷入貧困的經驗事實。比如，「貧困是一種文明的現象（la misère un phénomène de la civilisation）。」 「在英格蘭，人力踏車和手臂磨是我們知道的最可怕的苦難症狀：一個富裕的國家，憑藉其工業的天才能力和將機械（la mécanique）的奇觀用於生產而強大，為了驅使貧民而利用野蠻的工具，迫使罪犯和窮人遭受針對過去奴隸的酷刑」。隨後，馬克思便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引用比雷，揭露資產階級對勞動者的剝削與政治經濟學對人的貶低。比如，馬克思引用比雷指出，貧困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必然結果，因為資本家只把工人視為僅有肉體需要的牲畜，拼命壓低僱傭工人的價格：「僱主用只夠滿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價格來購買工人的勞動，對於工資不足或勞動時間過長，他不負任何責任，因為他自己也要服從他強加給別人的法律……貧困的根源與其說在於人，不如說在於物的力量。」旨在發財致富的政治經濟學也將工人視為勞動的動物，徹底貶低人的價值，「它像大征服者那樣冷酷無情地浪費那些構成其軍隊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財富，而不是人的幸福」。
不僅如此，在對經驗事實的摘錄中，隱約浮現出馬克思對比雷勞動商品化理論的關注。最有意思的是，單從《巴黎筆記》的摘錄文本來看，馬克思僅僅記錄了幾處關於勞動商品化的散亂段落，似乎對此並不重視。但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又集中引用、闡述了比雷的勞動商品化理論，且大部分內容此前並未出現在《巴黎筆記》中。跟讀摘錄與自主論述的文本差異，凸顯出馬克思對比雷勞動商品化理論的獨特關注。而馬克思之所以關注勞動商品化理論，是因為它恰恰有助於揭示資產階級社會導致工人貧困及勞動畸變的必然原因。
比如，在《巴黎筆記》摘錄第一部分的「英國農業人口的貧困」時，馬克思開始提及比雷的勞動商品化理論。他發現，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勞資對立的特定條件下，勞動才被迫進入商品化進程，畸變為奴役自身的強制活動。「只是臨時工的農民，他們除了佃農和地主提供的工作之外，沒有其它謀生手段……他們的收入會下降……低到人類所能忍耐承受的程度。與資本完全分離的勞動是一種簡單的原始商品（simple marchandise brute），必然遵守所有商品都服從的規律；它的價值將越來越低，直到以最便宜的價格出售為止。」 因為在資本與勞動徹底分離的社會條件下，資本能自由僱傭勞動，工人因缺少謀生手段只能被迫出賣給資本，使勞動從有尊嚴的生命活動淪為被賤賣的商品與被奴役的強制活動。「臨時工只是領工資的人，他們以低廉的價格將自己出賣給農場主，以獲得一份並不穩定的工作，因為這裡不總需要相同數量的人手，每天雇用的是不同數量的工人。」 隨後，通過研讀第二部分的「曼徹斯特、利物浦等地窮人的居住狀況」等經驗材料，馬克思愈加確認勞動商品化在資產階級社會裡普遍存在，引發了工人必然陷入貧困的現實危機。由於占有生產資料，資本處在勞動力市場的優勢方，它不僅能自由僱傭勞動，更能不斷壓低勞動價格，提供維繫工人生存的最低報酬。這導致工人即使辛勤勞動也只能在貧困線上反覆掙扎，並不能換得富足的生活，「他們告訴我們國家工人一個致命的秘密，那就是將他們的需要限於維持動物生命（l』entretien de la seule vie animale）的水平上，僅僅提供像野蠻人一樣延長他們生命的最低生存資料。」
可見，通過對勞動商品化的研究，馬克思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社會工人必然陷入貧困的客觀原因，更目睹了勞動如何從生命活動顛倒為與人相對立、奴役人自身的強制活動。這無疑為馬克思提供了一條與傳統政治經濟學相異的理解勞動的批判性線索。傳統政治經濟學將勞動視為財富的源泉，但馬克思關注的比雷則強調勞動作為人類活動的生命價值，並以此出發指認現實層面畸變的強制勞動活動。這不僅與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在凸顯人的價值上具有同質性，也為馬克思在勞動中探究異化根源，形成異化勞動的核心批判範疇提供了理論指引。
於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馬克思進一步引用闡發了勞動在被迫商品化過程中發生的現實畸變，並將其納為異化勞動這一哲學範疇的應有之義。比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馬克思繼續引用《巴黎筆記》中未摘錄的比雷勞動商品化內容。勞動不再是工人發揮才能的生命活動，而是工人身體與精神被折磨的痛苦活動，「於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價格出賣自己的人身和力氣。加在他們身上的勞動，時間越長，越使他們痛苦和厭惡」；勞動不再是贏得尊嚴的生命活動，而是維繫工人肉體生存的外在手段，「所以能忍受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重擔，既不是出於忠誠，也不是由於義務；只不過為了逃避那沉重的飢餓命運……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連續緊張勞動十六小時，才勉強買到不致餓死的權利。」而且，這些內容與馬克思異化勞動的哲學內涵十分接近。特別是勞動畸變為痛苦折磨的強制活動對應著異化勞動的第二重內涵，即人與自身勞動相異化，「他的勞動不是自願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外在的勞動，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勞動畸變為維繫生存的外在手段則對應著異化勞動的第三重內涵，即人與自身類本質相異化，「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生活本身對人來說不過是滿足一種需要即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一種手段。」
因此，《巴黎筆記》的第二組文本透露出，對馬克思而言，以比雷為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不僅提供了揭露資產階級剝削工人的現實依據，而且凸顯出一條基於勞動活動反思資產階級社會異化問題的批判性線索。特別是比雷對勞動商品化的獨特分析，更有助於推動馬克思在由資本奴役的勞動活動中探究異化根源，形成異化勞動這一核心批判範疇。
總的來說，在《巴黎筆記》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汲取了基於勞動的兩條哲學線索，一條是從創造財富的勞動活動定義人類存在的肯定性線索，另一條則是從由資本奴役的商品化勞動探究異化根源的批判性線索。這種異質性的思路使馬克思得以對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進行創新，為其建構獨特的異化勞動理論提供思想指引和內容支撐。這向我們昭示，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固然吸納了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方法，但不可忽視的是，正是通過《巴黎筆記》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他才汲取了圍繞勞動活動的哲學線索，形成以異化勞動為主的全新世界觀。如果撇開《巴黎筆記》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那麼馬克思創立異化勞動理論的過程可能會淪為對費爾巴哈哲學的純粹理論演化，甚至會掩蓋其中馬克思突破費爾巴哈、走向社會現實的重要線索。
三、在超越中革新：青年馬克思的思想變遷之路
馬克思從未簡單地全盤接受他人學說，而總在自己思想獨立發展的基礎上吸收各方觀點，他與費爾巴哈的理論關係便是如此。從一開始馬克思對費爾巴哈就不是簡單的認同關係，而是進行了積極創新。他不僅在《克羅伊茨納赫筆記》的歷史研究中自覺實現了唯物主義轉向，也在《巴黎筆記》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提煉了關於勞動活動的哲學內容，創立以異化勞動為核心的哲學理論。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並未停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而是逐漸放棄費爾巴哈的抽象哲學，開啟關於社會歷史現實的全新研究。這體現在藉助政治經濟學社會唯物主義的獨特視角，馬克思不僅得出了突破費爾巴哈的理論論斷，並且開始躍出抽象哲學話語，觸及從社會現實出發的客觀研究；最終通過社會現實的自主研究，馬克思才逐漸擺脫費爾巴哈的影響，開闢通往歷史唯物主義的道路。可見，在轉向唯物主義、探索異化勞動理論的思想發展過程中，馬克思既博採眾長汲取費爾巴哈的智慧，更在推陳出新不斷突破費爾巴哈，憑藉自主的現實研究探索批判資本主義的哲學世界觀，他者理論的光輝無法掩蓋馬克思獨立探索的思想道路。
具體來說，通過《巴黎筆記》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馬克思發展應用了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卻同時來到了突破費爾巴哈的重要時刻。因為費爾巴哈哲學的特點在於，他是在自然領域闡釋人的本質，也是在宗教領域討論異化的發生，明顯缺乏社會現實的具體內容。而憑藉對斯卡爾培克、斯密、比雷等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馬克思在人的本質、異化問題上的論述都明顯突破了費爾巴哈。
比如，在對斯卡爾培克、斯密等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逐步提取了勞動與人類本質勾連的哲學思想。進入工業文明之後，憑藉知識和技術的累積，人類可以通過改造自然的勞動推動社會變化，而且能在社會分工的普遍勞動中創造大量財富，後者大大豐富了人類的自由。斯卡爾培克、斯密等的政治經濟學及勞動價值論便反映了工業文明以來人類主宰自然、創造財富的全新存在狀態。相比於將人抽象為理性化身的傳統哲學，政治經濟學凸顯了人類基於勞動活動的能動存在本質。這向馬克思展現，人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抽象存在，他本質上具有從事勞動活動、改造自然的現實能力，能夠利用自身能力和社會條件改變自己、創造財富。對馬克思而言，這意味著勞動不是無關緊要的卑微活動，相反，勞動是人類本質力量的體現，它既維繫著人類的客觀存在，也支撐起了豐腴的現代社會。
因此，費爾巴哈理解的人是與自然相統一的感性存在，其類本質在於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原初感性聯繫，人因愛的感情而自覺地從屬於集體與類生活。而以斯卡爾培克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為馬克思提供了從勞動活動理解人類存在本質的現實視角：人類存在的根本在於勞動活動，人因改造自然的實踐而與自然統一，也因勞動生產活動而與他人聯合共存。這有助於馬克思突破費爾巴哈自然唯物主義的抽象框架，將人進一步還原為天然具有改造自然能力、從事勞動活動的實踐個體，將人的本質規定錨定在改造自然的勞動活動上。於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並未停留在費爾巴哈所說的感情紐帶上，而是將人改造自然的勞動活動納入人類存在的本質規定之中。「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
再如，在對以比雷為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發現，勞動不僅是財富創造的現實根基，它更能被提升為與異化相關的哲學範疇。因為馬克思在比雷的作品中看到，勞動不僅是人類生命活動的體現，與人的價值密切相關，而且在資本與勞動分離的條件下，現實的勞動會發生畸變，從生命活動轉變為一種與人相對立的奴役力量。這便直指馬克思此時關心的資產階級社會對勞動者的剝削問題。勞動本該是勞動者生命活動的自我實現，卻在資產階級社會下成為奴役人自身的異己活動。
因此，費爾巴哈是在宗教領域討論異化問題，認為神是高度完滿化的人的本質的投射，人卻將自己創造的上帝顛倒為跪拜的偶像，這是人的類本質的異化。只有當人在意識層面上消除對上帝的迷信與崇拜，才能克服宗教異化從而恢復人自身。而以比雷為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為馬克思將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批判發展為勞動異化批判提供了重要指引。換言之，費爾巴哈直指宗教異化的根源在於人的觀念發生了迷誤與顛倒，那麼，以比雷為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為馬克思帶來了一種理論啟示，異化不再是費爾巴哈在宗教觀念領域討論的迷誤，而是資本主義現實層面發生的畸變，即在私有制條件下勞動從人的生命活動變為奴役自身的異化勞動。這有助於馬克思褪去費爾巴哈異化理論的宗教光環，從被資本奴役的勞動活動中探索異化根源。最終憑藉《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勞動理論，馬克思躍出了費爾巴哈的宗教藩籬，直指資產階級社會的勞動剝削現實。「異化勞動把這種關係顛倒過來，以致人正因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發展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哲學的同時，也藉助政治經濟學圍繞勞動活動的現實線索得出了超出費爾巴哈的理論內容。更重要的是，這些超越費爾巴哈的思想要點不是偶然孤立的內容變化，它們恰恰是馬克思總體研究視域變動過程中浮出的理論徵兆。不同於費爾巴哈的抽象哲學視域，政治經濟學通過社會唯物主義的獨特視角，呈現了工業生產構築的非實體性現實：「他們開始在社會生活中通過感性觀察，確定客觀的非實體的社會物質存在，這就是經濟（物質）活動和社會關係，以及在面對過去的社會生活時已經呈現出來的一種有限的歷史性觀念。」 這不僅為馬克思提供了超出費爾巴哈哲學論述的質料，更推動他逐漸拋棄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哲學的抽象邏輯，不自覺地靠近從社會現實出發的客觀邏輯，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埋下了伏筆。
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強調通過感性直觀的方式抵達人的感性存在，認為資產階級社會現實並不值得深究。因為雖然費爾巴哈拋棄了思辨哲學的唯心主義本質，但他探求的並不是具體的社會生活，而是旨在回到自我確證的人類感性存在，它不被思維中介，也不為利益浸染。「只有那種直接通過自身而確證的，直接為自己作辯護的，直接根據自身而肯定自己，絕對無可懷疑，絕對明確的東西，才是真實的和神聖的。但是只有感性的事物才是絕對明確的；只有在感性開始的地方，一切懷疑和爭論才停止。」費爾巴哈認為，黑格爾、費希特等是將絕對精神、自我意識等思維本質強加給感性存在，經濟實踐中，人們則以利己主義的態度支配事物，只有剝去這些對事物本質的徒勞想像，才能抵達事物如其所是的本來面目。「人們最初所看見的事物，只是事物對人的表現，而不是事情的本來面目……人們只將自己的本質放進事物之中，並沒有區別對象與對象的表象。」
可見，在費爾巴哈看來，資產階級社會現實不需深究，只要剝去人類經濟實踐中利己主義的異化形式，便能回到人直接的感性存在。因此，費爾巴哈雖強調感性存在，但其人本主義哲學具有與社會現實分離的抽象性質，他不理解，也不意在探究人類實踐活動與社會現實的客觀構成。政治經濟學卻「反其道而行之」，呈現了由工業實踐活動築起的、不可直觀的社會現實場境。於是，藉助《巴黎筆記》政治經濟學的自主研究，馬克思第一次較為完整地直面圍繞工業生產的社會生活，他對工業、人類與社會的認識都在悄然發生變化，愈來愈遠離費爾巴哈、靠近客觀現實。
特別是在《巴黎筆記》對薩伊的摘錄中，馬克思集中獲得了關於工業生產的社會現實圖景。摘錄伊始，馬克思便從與農商業的對比中注意到工業的特殊性，與依附自然獲取產品的農業和使產品流通的商業不同，工業使人類能夠按照自身需求生產出自然界本不存在的產品，「當它分離、混合、塑造自然產品以使其適應我們的需求時（approprier à nos besoins），它被稱為製造業。」 這是人類通過工業生產打開的全新歷史階段，通過工業實踐人類總體開始以主體的立場支配組織社會生活，創製出一個符合人類需求的「第二自然」，自然界、社會生產生活等都應聲而變。繼而，馬克思便從不同方面看到了工業生產帶來的非直觀的社會現實場境，從人與自然的關係、人類存在到社會發展。比如，工業使人類第一次真正擺脫自然的束縛，按照自己的主體需求能動地塑造外部世界，人類藉此創造了無法直觀卻能改變現實的巨大生產能力，「工業最大的奇蹟在於我們知道如何利用自然因素的生產能力（des facultés productives des agens naturels）」。因此，工業有其生產發展的客觀現實性，是人類積極應用自然科學改造外部世界的實踐結果，「工業……人類能力應用於生產……人類能力的實現或工業要求三種操作：（1）認識自然規律—科學家；（2）應用關於創造事物有用性的知識—企業家；（3）實施或人力—工人。」 其次，人不是作為理性或愛的抽象存在，而是從事著具體生產活動的能動個體，隨著工業生產發展獲得了新的活動內容與社會身份，如僱傭工人、製造業廠主、資本家等；人與人之間也因勞動、分工與交換等活動結下了不可直觀卻客觀存在的現實關聯，「工業……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必不可少；它教導他們互相幫助……通過向人們展示他們從相互依附中獲益，這是社會的粘合劑（le ciment de la société）。」 最後，在應用自然科學的工業生產推動下，社會才得以存續發展，社會存在是由人類利用自然科學的工業實踐活動築起的非實體性對象，「正是對這些自然的和不變的規律的認識——沒有這些規律人類社會無法存續——才構成了政治經濟學」。
這顯示出，在《巴黎筆記》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開始進入由工業實踐活動構築的非直觀的社會現實場境，這是僅藉助費爾巴哈的感性直觀無法企及的現實深處：從農業生產向工業生產轉變的歷史進程中，人類社會在工業實踐的中介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是利用工業生產改造自然的能動個體，迸發出了無法直觀的巨大生產能力，人與人之間在工業實踐中結成了如勞資關係等全新交往關係，不可見卻具有客觀現實性，工業更不是「空中樓閣」，而是人類應用自然科學變革外部世界的實踐結果。只有這些內容才會促使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哲學抽象邏輯之外，不自覺地萌生出從社會現實出發的客觀邏輯。
這導致雖然《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主導的仍是費爾巴哈影響下的哲學抽象邏輯，但馬克思並沒有完全抽空工業生產的具體內容，反而依託《巴黎筆記》經驗實證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不自覺地在理論細節上透露出對工業現實的關注，形成了另一條從現實出發審視社會的客觀邏輯。比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同樣注意到工業作為人類改造自然結果的客觀現實性，它來自人與自然之間的現實歷史關係，是人類通過自然科學等條件改造自然的實踐結果。「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並為人的解放作準備，儘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係。」而且，馬克思也相似地闡述了工業生產引起的社會歷史客觀變化，指出工業生產發展不僅改變了過去農業生產的模式，而且推動了人類生活變化，使人們獲得了不同的活動內容與社會身份。「工業對它的對立面的支配立即表現在作為一種真正工業的農業的產生上，而過去農業是把主要工作交給土地和耕種這塊土地的奴隸去做的。隨著奴隸轉化為自由工人即僱傭工人，地主本身便實際上轉化為工廠主、資本家」。正是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才從現實角度肯定了工業生產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兌現：「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這便是孫伯鍨、張一兵所說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互相消長的兩條邏輯，「一條是從先驗主體出發的人本主義異化史觀的（『應該』）人學現象學（話語）邏輯，另一條是從現實物質生產（實踐和工業）出發去觀察社會歷史的（『是』）客觀邏輯。兩種邏輯的相互交織在這裡表現得極為明顯。」
因此，雖然此時馬克思總體上還處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但在政治經濟學的自主研究中，馬克思越是深入工業物質生產與實踐，他越是無意識地背離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哲學的抽象邏輯，不自覺地向從社會現實出發的客觀邏輯靠近。並且，這條若隱若現的客觀邏輯恰恰是馬克思最終超越費爾巴哈、孕育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生長點。因為只有在對社會現實的客觀研究中，馬克思才可能揭露費爾巴哈對感性世界的簡單直觀，批判費爾巴哈沒有看到「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闢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也才可能「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創立作為「實證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如果脫離此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觸及的客觀邏輯，那麼他對費爾巴哈的科學批判將無法憑藉理論自身推演完成，歷史唯物主義也無法從抽象貧瘠的純哲學土壤中生長出來。可見，在轉向唯物主義、探索異化勞動理論的早期發展階段中，青年馬克思的思想躍遷雖受益於他者理論的浸潤，但更立足於獨立的現實研究。
總而言之，基於《克羅伊茨納赫筆記》《巴黎筆記》的文本，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年馬克思轉向唯物主義、創立異化勞動理論的道路是複雜而曲折的，更是自主而創新的。一方面，馬克思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從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裡汲取理論資源，猛烈批判黑格爾思辨哲學與資產階級社會。但另一方面，馬克思又是一位在思想世界開天闢地的偉人，費爾巴哈哲學的抽象詞句並不能使其滿足，他孜孜以求地在歷史研究中實現唯物主義的轉向，並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追索直擊資本主義現實的思想創新。只有紮根政治經濟學的自主研究，獨立走向社會現實深處，特別是走向工業生產帶來的非直觀的社會現實場境，馬克思才能逐漸擺脫費爾巴哈的影響，向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革命邁進，這是通往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方法論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追問現實中不斷變革理論，在超越思辨中不斷革新思想，才是1843—1844年間青年馬克思探索哲學世界觀的真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