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至 1985 年期間，瑪格南日本攝影師久保田博二花了1000 多天，幾乎走遍了中國全部省份，拍攝了超過 20 萬張彩色照片。《早春的中國》從久保田博二的海量底片中挑選出 370 多張照片，既有廣泛傳播的經典作品，也有大量首次披露的精彩畫面，為讀者呈現一個如早春般萌發新生的中國。
編輯：劉東 鳴謝：後浪出版集團
本文節選自《攝影之友》2023年11月刊（點擊了解）
· 本期影人 ·
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
1939 年出生於東京，1962 年從早稻田大學政治學專業畢業後，移居美國成為一名攝影師，1965 年加入瑪格南圖片社。他拍攝了 1968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同年回到日本。1971 年，他成為瑪格南圖片社合伙人。1975 年，他訪問越南拍攝西貢，1978 至 2019 年多次前往朝鮮拍攝，1979 至 1985 年在中國拍攝，1988 至 1992 年在美國拍攝。他還拍攝了緬甸和其他國家。
他於 1970 年獲得講談社出版文化獎，1981 年獲得日本攝影協會的年度獎，1983 年獲得每日藝術獎。久保田在東京、大阪、北京、紐約、華盛頓、羅馬、倫敦、維也納、巴黎等許多城市舉辦過個人展覽，在日本、美國、加拿大、法國、韓國、德國等多國出版攝影畫冊，包括《桂林夢幻》《黃山仙境》《中國萬華》《中國》《從海到閃亮的海：美國的畫像》《走出東方》《我們能養活自己嗎？》《日本》《久保田博二：攝影家》等。
INTERVIEW影人專訪
攝影之友 × 久保田博二
Q：我們曾策划過《11本書帶你了解中國發展史》，介紹了近代拍攝中國的攝影家，比如瑪格南圖片社的馬克·呂布、布魯諾·巴貝，還有您，當時是什麼吸引你們到中國來拍攝的？
A：誰會對中國不感興趣？我想攝影師都會很想來中國拍攝。
Q：你出生在日本，長期工作在美國，既有東方的視角，又有國際化視野，你拍的中國跟布魯諾·巴貝和馬克·呂布他們拍的中國視角會有什麼不同？
A：他們也是很偉大的攝影師，但是他們留在中國的時間沒有那麼長。當然東西方文化上是有差異的，拍出來的作品也不一樣，但是我的攝影也是在紐約學的，對我來說這種差異並沒有那麼大，我也並不覺得可能在文化上，或者在視點上有什麼不一樣。他們也拍了很好的照片，但是從照片數量來說肯定還是我的最多，因為我待的時間最長，而且我有自己不同的拍攝方式和視角。
Q：1978年—1985年，你當時在中國拍攝了1000天，20萬張圖片，幾乎走遍了中國，拍攝的最難忘的一張照片是哪一張？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A：我不知道大家會喜歡哪張，但是我喜歡的照片太多了。對我來說最為不同的拍攝主題，就是女性和裸體照片，這些是我沒有嘗試過的主題，希望能夠用徠卡Monochrom 嘗試一下。另外，我真的很喜歡在桂林拍攝的那些照片，而且我是當時唯一被允許航拍桂林的攝影師。那時我在新疆進行拍攝，負責協助拍攝的人員告訴我，我可以在飛機上航拍。於是我果斷抓住了這個機會，當時是秋天，地景其實很漂亮，不過總體來說平平無奇。但我之後才反應過來，我是在這裡航拍的第一人。
從這個角度上講，象徵意義更大一些。拍攝大概進行了 10 個小時，說實話我並不喜歡那些照片，但是一家紐約的雜誌買下了這些照片。也許是因為我是第一個在那裡進行航拍的人，這是一個很好的宣傳噱頭，這些作品最終給我帶來了豐厚的報酬。
後來我發現整個紐約到處都可以看到我的作品，我去過紐約很多次，還是第一次能在公眾場合看見自己的照片。後來春天的時候我又去了一趟拍攝地，還想再拍一次。在這次拍攝中我意識到應該使用全景相機拍攝，於是我買了一台德國產的全景相機， 名字已經記不清了，雖然它的價格很高，但我還是毅然下了單，這次我拍了20 小時，拍攝的總覆蓋長度達到了 80 千米。不同的拍攝視角，很多東西都變得不同了，比如隨時變化的光線。我的拍攝經驗讓我能夠進行一點預測，一般來說入夜以及清晨的時候，光線是最為自然多彩的。
有一次拍攝中發生了奇妙的事情，當時的光線非常有趣，那個時候還是白天，但是兩個小時之後我不得不停下來，因為我的膠片用完了，非常可惜，但能夠遇上這樣與眾不同的光線，我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的。我當時坐的那架飛機是一架雙翼飛機，有兩組機翼，艙門非常巨大，可以打開進行拍攝。有時候在飛行中，會進行單純的滑翔動作，幾乎不會產生任何振動，這對拍攝來說很有利，我甚至可以使用慢速快門拍攝。
Q：你是如何進入攝影行業的？你的作品受哪些攝影師或藝術家的影響？
A：尤素福·卡什是我很喜歡的西方攝影師，還有就是畢卡索。我看過他的很多作品，很有個人特色，他的筆觸有獨特的魅力。他的作品大家都很熟悉，絕美至極，讓人久久無法忘卻，他就是個天才。我其實也不太知道別人的作品是怎麼樣的，中國攝影師我也只知道呂楠。
Q：外界對你的評價是機關槍式的攝影，對此你怎麼看？
A：我自己會認同這種拍攝的方式，或者說一般的攝影大師都不會珍惜快門。在拍攝時也有考慮構圖和光線，為了拍出更好的畫面，我覺得只要你能拍到好的畫面，你就是拍一張也可以，拍很多張也可以，都沒有問題。
Q：在中國，你拍了20萬張照片，你是如何管理和組織您的照片作品的？
A：我家裡有一台，專業的特別好的投影儀，是專門用來看那些照片的。我還保留著很多底片在家裡，但是也扔了很多。家裡還有一台非常特殊的設備，是一台非常重、非常昂貴的設備，我應該是唯一一個用這個東西的攝影師，以前用這個來看看照片，現在我已經不再使用它了。
Q：你是否有任何特別的項目或計劃，你正在進行或計劃進行的攝影項目是什麼？
A：現在已經很少拍攝了，也沒有精力重新把中國再走一遍再拍一遍了，後面的工作集中在整理出版畫冊這塊。現在沒有助理，就是一個人在干，雖然夫人會幫我處理一些事情，但是我和夫人年紀也比較大，進展不會太快。最新出版的是這次和後浪合作的《早春的中國》。後浪的吳先生最開始的想法是做大開本的畫冊，但是我的建議是小開本的可能會更受歡迎。雖然我不太了解中西方攝影畫冊市場的區別，不過我和吳先生一再強調，還是要做小開本的畫冊。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大家對單幅作品有需求，還有對簽名作品有需求。大眾對印製品的欲望是很強烈的，如果再加上我的親筆簽名，我確定這會是一本受歡迎的書。高質量的明信片也是個不錯的選擇，人們很喜歡這類周邊產品。
Q：你現在是使用數位相機拍攝嗎？對數字攝影和傳統攝影之間的差異有何看法？？
A：數位相機可以在很多條件艱苦的拍攝地進行拍攝，比如我去過很多次的朝鮮，你要知道在那兒是找不到地方修相機的，所以對設備的要求是很高的。要足夠輕便，也要足夠全能。我有很多相機，但是如果只能留下一台相機，我會選擇徠卡，特別是 Monochrom 系列，但是也真的夠貴。在日本的售價是 200 萬日元，猶豫很久我還是買了它，這可能是我會使用的最後一台相機。我現在已經記不清當時使用的相機的品牌了，就是我剛才說的在朝鮮用的相機，因為我已經去過很多次了，1978年在朝鮮拍攝，已經過去 45 年了。我去過朝鮮 29 次，而且我正在計劃今年秋天再去一次。
畫冊推薦
《早春的中國》
著者：[日]久保田博二
書號：978-7-5596-7061-8
頁數：690
出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尺寸：250毫米×340毫米
開本：1/8
版次：2023年9月第一版
裝幀：精裝
定價：999.00元
久保田博二：我的攝影之路
1960 年，日本和美國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做了修訂，使東京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當時我還在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就讀政治專業，每天都會跑到國會議事
堂前參加請願遊行。
正好在這一時期，瑪格南圖片社的三位攝影師——艾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勒內·布里（René Burri）和波特·格林（Burt Glinn）來東京拍攝照片。
格林全權負責為一份高級旅遊雜誌 Holiday拍攝照片。勒內·布里為瑞士雜誌 Du 攝影，他選擇了自己喜歡的日本。因為我會說英語和德語，這期間便去給他們幫忙。
厄威特想給我現金作為酬勞，但我來自富裕的商人之家，並不需要他的錢。後來，厄威特給我寄來了一本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看完這本書，我被攝影的巨大魅力折服了。波特·格林住在如今已被拆除的帝國飯店的一間套房，雖然我的建議沒能給他太大幫助，但他還是通過客房的送餐服務請我喝了咖啡。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我也十分驚嘆於套房洗手間的豪華。勒內·布里對我就讀的大學最感興趣，有三個多星期我都在給他幫忙。布里是一位相貌出眾的超級美男子，很快就贏得了日本年輕女士們的好感。他住在一家日式旅館，攝影的同時也盡情享受這裡帶給他的美好體驗。臨走前，布里把自己用舊的徠卡 M3 機身送給了我。我拿給父親看，請他給我配上鏡頭，父親馬上到銀座的相機店裡買來了 50mm 和 35mm的鏡頭。
我突然開始幻想自己成了職業攝影師。他們三個人都是第一次來到日本，卻能像在自己的國家一樣揮灑自如地工作，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因為他們曾經在全球很多國家工作過。大三時，我告訴父母自己要去紐約當攝影師。當時只有外交官、能賺到外匯的商務人士或者富布萊特學者等極為優秀的人才能去外國，其他人連護照都很難拿到。對傳統富有的商人之家來說，像我這樣的次子，在某間大學讀個本科學位，進大公司做工薪族，將來當個高層管理者，才是對父母最好的回報。我想，如果當時選擇了那條路，我應該是能當上公司高管的。那樣的話，既不會打高爾夫也不會玩麻將的我大概會在 65 歲前後退休，領到豐厚的退休金和養老金，過上一輩子都不用為錢發愁的生活吧！
然而我決心無論如何都要去紐約做一名攝影師。父母了解我的性格，所以也就接受了這個決定。我馬上開始到銀座的英語培訓班學習口語。當時有一對一授課和班級授課兩種形式，商務人士幾乎都在班級上課。我不惜重金聘請了兩位老師，主要都是一對一授課，想必花了父親一大筆錢。後來得知銀座還有教授如何使用打字機的培訓班，我又去了那邊學習。
我決定去紐約，在當時必須得有美國人做擔保人才行。我硬著頭皮請厄威特幫忙，沒想到他十分痛快地答應了下來。擔保人必須到公證處公開自己的財產情況，所幸厄威特財力雄厚，沒有遇到麻煩。接下來，我帶著這份證明文件到日本銀行的總部兌換美元。當時日本人出國最多只能攜帶 500 美元，為了換到這 500 美元，我跑了好幾趟，足足花了兩三個月時間。最後我終於拿到了錢，卻還要被銀行的工作人員說教一番，他告訴我要珍惜這筆錢。在那個時代，頂級公司的員工每個月的工資也不到 50 美元，所以 500 美元確實是一大筆錢。終於到了出發的日子，父母和兄弟都到羽田機場為我送行。飛機順利起飛後，我馬上從窗口看到了下面的君津鋼鐵廠，突然感到十分孤單，還有一絲恐懼。因為我已經下定決心，不成為一名成功的攝影師絕不回東京。去紐約之前，我先到舊金山見了一位曾教過我英語口語的老師，向他表示感謝。然後我又去堪薩斯州的鄉下見了另一位老師。那裡是堪薩斯州立大學所在地，我借住在老師已故父親的床上。老師十分和藹可親，我與他共同度過了愉快的幾天，那時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最後，我終於到了愛德懷德機場（現在的約翰·甘迺迪國際機場）。厄威特說過會來接我，但我在機場卻沒有見到他的身影。之前已經約好由他帶我去住處，所以可想而知，沒找到他的那一個多小時裡，我是多麼擔心。
厄威特的父親鮑里斯是一名僧人，曾在京都的東本願寺接受剃度。他在寺廟宿舍幫我找了一個臨時住處，那裡十分寒酸，連厄威特也大吃一驚。厄威特在父親去世之後，每次和長子米沙來日本，都會去東本願寺祭拜，讓我十分敬佩。如今，厄威特已經 92 歲高齡，來日本比較難了，不過他的兒子至今仍延續著這個做法。
因為我身上只有 500 美元，我只吃最便宜的東西。香蕉在日本很貴，但在紐約，一根香蕉還不到 5 美分。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我每天的三頓飯都是香蕉，簡直就像大猩猩一樣。不過吃了一個月，我確實也吃膩了。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發生時，我悲觀地以為自己好不容易來到美國，如今卻要死於原子彈爆炸了。波特·格林在卡斯楚和格瓦拉進駐首都哈瓦那的路上加入到他們之中，拍到了精彩的照片。為了幫助囊中羞澀的我，格林曾多次找我擔任他的助手。康奈爾是羅伯特·卡帕的弟弟，他自己沒有孩子，但他成了我在美國的父親。當時沖印黑白膠捲十分昂貴，他為我介紹了兩家超一流的沖印店，並支付了幾乎全部費用。
那時，瑪格南圖片社只在紐約和巴黎設有分部。我每天都會到紐約分部的辦公室，反覆研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所有接觸印相，還仔細學習了布魯斯·戴維森的《東 100 街》，這些都給我帶來了極大幫助。
我還認識了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那就是安德烈·柯特茲（André Kertész）。柯特茲住在紐約第 25 大道的高級公寓，他的太太擁有自己的公司，也負責管理柯特茲的作品。他們夫婦二人環球旅行時曾與我和妻子見面，我們一起共進了晚餐。從他們居住的公寓能看到一個小小的公園。他拍攝了很多著名的作品。太太離世之後，柯特茲的獨居生活十分悽苦，我時常去幫他採購食材，他家的門衛都認識我。
柯特茲在 90 歲前後，曾經來日本參加在東京舉辦的一個小型展覽會，他此行的目的是見我的兒子，並和我一起去他熱愛的奈良。他在東京時住在帝國飯店，有一天去做按摩時，我用徠卡相機拍下了他的身影。雖然他聽力不好，但還是立即睜開眼睛，問我：「你用的是什麼曝光組合？」我如實回答，他表示了贊同。當時，岩波書店負責美術書的編輯想出版柯特茲的書，但他沒有答覆。去奈良時適逢盛夏，我們住在奈良飯店。他的相機包很沉，我要替他背，他卻做出一副可怕表情，斷然拒絕。柯特茲有一個弟弟住在阿根廷，他離開東京，立即又去了正值寒冬的阿根廷，在那裡患上了肺炎。後來柯特茲住進了紐約一家著名的醫院，兩個星期之後狀態好了很多，我約好三天之後直接去家裡探望他。我到的時候大門是鎖著的，敲了幾次門都沒有人回應，我便走了進去，發現他已經去世了。我完全蒙了，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我很猶豫應該聯繫警察還是去找門衛，最後撥通了和他一樣出生於匈牙利的康奈爾·卡帕的電話。康奈爾讓我確認安德烈是否還有呼吸，我則懇求他馬上過來。過了 40 分鐘，康奈爾才終於趕了過來。他會說西班牙語，馬上給柯特茲在阿根廷的弟弟打了電話。後來，基金會的兩位工作人員和紐約警察局的兩位警察來到了現場。我告訴岩波書店的編輯，柯特茲的書不能出版了。然而沒想到他已經向基金會的人交代過這件事，可以由我選擇合適的照片拿回東京，於是我挑選了 130 張最好的攝影原作，讓基金會的人十分驚詫。最後岩波書店出版了一部堪稱完美的柯特茲作品集，至今無人能出其右，被譯介到多個國家。
接下來，我想談談我在幼年時期的經歷。1945 年 8 月 15 日，昭和天皇通過「玉音放送」宣告日本投降。我想應該是廣島和長崎遭原子彈轟炸帶來的影響，不過我不知道美國為什麼會選擇廣島和長崎。1944 年 12 月 31 日，B-29 轟炸機向東京投了一些小規模燃燒彈。當時的房屋都是木材建造的，應該是最適合使用燃燒彈攻擊的吧！我家的房子也受損了，父親急忙把它修好。然而到了第二年 3 月 10 日，又來了幾百架 B-29 轟炸機，東京市內無數房屋都陷入火海，死了 30 多萬市民。這時，除了父親和母親，我們家其他人全都搬到千葉縣一個叫作御宿的地方。在這裡的海邊能打到很多種魚，我和漁民叔叔們很親近，他們會給我一些魚。找到一切能吃的東西，就是 6 歲的我的工作。
有一天，一架艦載機突然低飛過來，用機關槍打死了好幾名漁民，這一切就發生在我的眼前。那時受到的打擊，恐怕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次經歷給我的攝影師生涯帶來了決定性影響，我永遠不會去拍攝那些殘忍的場面和人類的屍體。
御宿也處於危險之中了，於是我們又搬到了長野縣一個叫小諸的地方。最讓我開心的是母親也來這裡和我們一起生活了。我們一家十來口人就住在向農戶租來的兩個小小的房間裡。長野的冬天十分寒冷，廁所在房子外面，孩子們晚上也要上廁所，母親幾乎整晚都睡不了覺。當然不可能有大米吃，不過我們養了兩隻雞。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後，她不想把雞留給美軍，當即決定把它們吃掉。那頓雞肉的鮮美味道，也是我今生都忘不掉的。
父親一個人留在東京。他被征工了，要去位於東京立川的中島戰鬥機工廠里幹活，工作的內容是往引擎內部塗抹一種特製的油。父親帶了一個很大的飯盒去上班，每天吃完粗陋的午餐，都會用飯盒裝上滿滿一盒油帶回來。他去黑市上把油賣掉，換來維持一家人生活的資金。我不知道是誰買下了這些油，把它用到了什麼地方。我們借住在東京雪之谷一間狹小的房子裡。直到 1964 年春天，父親在他的出生地神田蓋了一棟小房子，大家才總算能一起生活了。父親仍舊每天都要去黑市，才能支撐一家人的生活。
1972 年，為了慶祝中日建交，一個中國代表團乘大型郵輪來訪問日本。日方負責接待工作的是西園寺公一先生和他的特別秘書南村志郎先生。中國大使館設在新大谷酒店，兩位先生也住在這裡。他們商議用什麼作為送給中方的禮物，最後決定將代表團在日本期間的活動拍攝下來，製成相冊送給他們。我也收到邀請，成為攝影師中的一員，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拍出充分展現自己實力的照片。所有工作都順利完成之後，兩位先生承諾，如果我對拍攝中國有興趣，他們會幫忙與中國政府商議。西園寺家族是日本的貴族，在中日建交之前，西園寺先生全家就住在北京，13 年間一直作為民間大使為中日友好貢獻力量，聽說中國政府特意騰出了前義大利大使的官邸供他們居住。
兩位先生一直沒有任何音訊，我十分焦急。直到 1978 年春，我才接到他們的電話，問我是否還願意去中國。為了商談具體方案，我立即動身去了北京。我得到許可在北京待了兩周半時間。當時我住在北京飯店，有三位政府官員來問候我，讓我十分意外。接下來我到了新華社總部，發現有 30 多位官員都在那裡等我。新華社攝影部有 600 多名員工，主任是最近新調來的，他之前是駐上海辦事處負責人。他對攝影幾乎一竅不通，卻擁有進口攝影器材的全部權限。於是我建議他與位於美國紐約州羅切斯特市的柯達公司聯繫，柯達公司馬上邀請他去參觀。我告訴他羅切斯特沒什麼好玩的，一定要去紐約和華盛頓看一看，然後回來時順便在東京停留一下，我在東京把富士膠片公司的人介紹給他。
在第一次會議上，他們問我想在中國做什麼。我回答我想在中國的所有省份拍攝照片，首先要去兩次桂林，每次一個月，然後去新疆，在喀什和吐魯番待一個月，之後再去上海一個月，等等。對方問我為什麼要用這麼長時間，我辯解說自己有一個壞習慣，就是幹活很慢。第一次來北京，一切都充滿了新鮮感，讓我十分激動。回到日本之後，新華社東京分社通知我拿到了有效期為 94 天的拍攝簽證，於是 1979年 4 月 1 日，我從北京乘坐火車來到了桂林，中方的周到安排讓我佩服不已。一直到 1985 年春天，我多次來訪中國。有一次恰逢西園寺先生也在北京，他稱讚我說：「我原本還有些擔心，可是大家對你的評價都很高，你做得不錯。」還請我吃了一頓日本料理。
承蒙西園寺先生和南村先生的關照，我才能作為當時已故的周恩來先生的客人來到中國，並受到熱情的接待。我在中國的攝影接近尾聲時，還有一個省一直未能獲准前去拍攝，於是我又去請西園寺先生設法相助。西園寺先生給周恩來先生的遺孀鄧穎超女士寫了一封親筆信，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了。
完成了在桂林、新疆和上海的拍攝之後，中國政府提出要為我舉辦攝影展。從哈爾濱開始我在九座主要城市舉辦了攝影展。他們要求我為每一幅照片寫上說明文字，因為當時人們無法隨意在國內旅行，這讓我感到十分吃驚。那時，我的前輩波特·格林正好要與艾蓮娜重新組建家庭，在那個大家普遍去尼亞加拉大瀑布新婚旅行的年代，他們興致勃勃地到瀋陽參觀了展覽。我想，他們是最早來中國新婚旅行的美國人之一吧！波特是美國媒體攝影師協會主席，離開瀋陽之後，他又來到北京與中國攝影家協會交流，還受中國政府的資助到桂林旅行了一圈。
我在日本出版的攝影集叫《中國萬華》，書名是從褚遂良先生的字中選取的，只有一個日本人注意到了這一點。除了日本版之外，這本攝影集還曾以「中國」的書名出版了六個外語版本，由以出版學術書籍聞名的 W.W. 諾頓公司的副主編及資深編輯 M 先生負責，還極為難得地請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史景遷教授撰寫了序文。這部攝影集定價為 75 美元，賣了 70000 冊左右，我由此獲得了一大筆可觀收入。隨著攝影集在各國受到好評，我還在很多了不起的美術館舉辦了大型攝影展。可以說，沒有這本《中國》攝影集，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現在，我每年都會做一次篩查腦神經疾病和癌症的體檢，很多著名醫生都說從醫學角度來看，我還能再活 20 年（我今年 81歲）。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在離世的那一天仍是現役攝影師，希望今後還能出版幾部更新、更好的作品集。我從來沒有領過穩定的工資，感謝妻子裕子一直給予我幫助和理解；我也十分愧疚，總是接連踏上長途旅行，讓我們的獨生子悠平在兒時常感到孤單。（郎旭冉/譯）
久保田博二
2020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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