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10月初戴笠來到北平，自然搜刮財物更多了。經過一番精心布置，戴以他個人的名義，發出請帖，邀請華北高級漢奸王蔭泰、齊燮元、汪時璟、周作人、曹汝霖、許修直和潘毓桂等二十餘人，於10月6日晚在西城粉子胡同汪時璟公館晚宴。酒飯之後，把這批人全部逮捕送往炮局監獄看押。
其中汪時璟對國民黨財界巨子政學系張家璈等人有舊，關係頗密，勝利後在軍統特務的陪同下，曾飛重慶進行活動，所以這一行動他是心中有數的。王揖唐老病瀕危，在這前幾天他曾親筆寫了一件「上行營主任李宗仁書」，用桐城派古文的體裁，洋洋萬言。李當時尚未北來，就是他在北平，又怎肯為這個老牌漢奸緩頰呢！老奸巨滑的潘毓桂，接到戴的請柬之後，知道大事不妙，立即叫家人趕製皮衣、皮褲，那天晚上帶著行李前去赴宴。
李宗仁於10月26日，才偕秘書長蕭一山、副參謀長甘沛澤、總務處長張壽齡、秘書主任黃雪邨一行十餘人，由漢中飛抵北平。蔣介石特將美國總統羅斯福贈給他專用的「美齡號」飛機，臨時撥給李乘用，並深兩小隊戰鬥機護航。這是他有意識地給李宗仁一點表面上的光彩，也是對華北滄陷區人民料料威風（這一過程，李本人在他的《回憶錄》中敘述有誤，大概是記錯了)。
飛機於下午3時降落於南苑機場，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北平市長熊斌，以及各界頭面人物麋集機揚歡迎，萬頭攢動，場面盛大，市民夾道攻呼，狀極熱烈。到達中南海勤政殿後，李宗仁立即對中外記者發表談話，內容不過是表面文章。當天晚上我隨李到廣播電台。李對華北人民發表了廣播講話：對在日本鐵蹄下喘息八年之久的華北同胞表示慰問；決心做華北同胞的公僕；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社會經濟等等。無非是些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
從我們先頭到北平設立指揮所起，到李宗仁的蒞臨止，中間是一個月零五天。
在這期間，蔣介石把接受華北日軍投降的受降官職權授與孫連仲。10月10日這天，孫連仲在故宮太和殿前舉行受降典禮（李宗仁還未到北平）。他和一些高級軍官坐在太和殿上面，日本軍官佐幾十人由根本博率領依次解下佩刀連同降書，登台鞠躬繳獻。觀禮的市民，比肩接踵，大有萬人空巷之勢。八年了，在日軍的鐵蹄下，他們日夜盼望回到祖國懷抱，而這一天終於到來了。但是他們又哪裡知道勝利之後的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呢！
北平行營的編制和組織，基本上是漢中行營的規格和原班人馬。新任的人有秘書長蕭一山。
蕭是江蘇銅山人，原在城固西北聯大任文學院長，並取得了一個國民參政員的頭銜。蕭經過他的同鄉、青年軍第二O六師師長方先覺的穿針引線，認識了李宗仁。李請蕭吃飯，蕭對李吹噓說他從國外回來，蔣介石請他出任教育部長，他不做蔣家官，斷然拒絕。李因蕭表示鄙視蔣介石，就引為同道知己。
當時北平行營的任命已經發表，李就托方先覺敦請蕭任秘書長，蕭求之不得欣然拜命。李以為得蕭之後，則北方學術界將均在掌握之中。因此，他認為得蕭有如劉玄德之得諸葛亮一般。
抗戰時期，蕭大講「顏李之學」、「經世之道」，糾合一幫人組織「經世學社」，到北平後又創辦《經世日報》。一度任行營政務處長的王捷三就是該社中人而被蕭安置到北平行營的，後來二人勢成水火。
蕭入幕之後，李宗仁見蕭「技止此耳」，逐漸疏淡下來。後來李在南京時說：「我任用蕭一山不是我上當，而是學術界上了當，因為學術界都把他看作大學者嘛。」但是李在美國寫《回憶錄》時候，為什麼又對蕭獎飾一番呢？據李回國以後說，他後來在美國已經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從台灣到美國的朋友，害怕遭到蔣介石的迫害，都不敢去看他，只有蕭一山由台到美時，壯著膽子到李寓拜訪。李認為在世態炎涼的情況下，蕭之來訪是極義氣可貴的。
行營的各處人選，除軍法處由李的表弟黃敬修擔任處長，經理處改任廣西人何福榮外，其他一如舊觀。
1946年9月1日起，北平行營奉命改稱「行轅」，曾設一個以軍統特務馬漢三為處長的第二處，該處在行轅中是個獨立王國，人事經理，都單起爐灶，業務上更非李所能過問。事實上李本人也是他們的工作對象，副官主任李宇清就是他們放在李身邊的一顆釘子、一個竊聽器。
有一天戴笠要由北平回南京，向李辭行時，戴親自用電話把馬漢三叫到李的客廳，在李面前聲色俱厲地痛責馬漢三一頓，但又說不出什麼問題來，最後戴對馬說：「你要好好聽話，不許你自己行動，不然，我就槍斃你。」嚇得馬漢三魂不附體，唯唯而退。很明顯，這是戴笠一方面警告馬漢三不許和李接近；一方面是向李示威，「殺雞給猴看」。
李宗仁到北平後，接收的混亂局面依然存在，各部會派遣的什麼「特派員」、「專員」、「代表」等紛至沓來。財政部的張國為、鐵道部的石志仁、中宣部的張明煒、教育部的陳雪屏、市黨部的吳鑄人、中統局的郭紫峻、政治部的劉漫天、資源委員會的鮑國寶、中央社的丁履進等等照例到行營見李宗仁表示報到之意，弄得李宗仁應接不暇。最後李組織一個接收聯席匯報會，也只是徒具形式，解決不了什麼實際問題。
蔣介石來平駐於圓恩寺臨時行轅。為了緩和輿論上的壓力，發布公告，准許「告御狀」，要求各界人等對接收問題自由告密檢舉，收到了數以千計的控訴檢舉信件。除了對海軍部特派員劉某因貪污吞沒大量珍珠財物處死以外，其他全部文件交由行營處理，我們照例再轉給有關機關，以後不了了之。
李宗仁到任不久，就成立一個「敵偽物資清理委員會」。他自任主任委員，以市長熊斌副之。實際負責工作的是高參胡畏三。胡是貴州人，與何應欽有舊。陳誠接任軍政部之後，因胡在五戰區軍需局長任上有過貪污情事，給予撤職查辦。李宗仁將胡保護下來，並畀以高參名義。他主持的這個清理委員會，設在中南海里，只見大車小輛地載運各項物資，堆積院內，以後這些東西通過投標拍賣方式，化物為錢了。
抗戰勝利後，李宗仁曾向蔣介石建議說，我們都是守土有責的人，抗戰後的大好河山淪於敵手，丟下了大量的老百姓，有些人為了生活，在偽組織里下了水或者沾了邊，不能一概都作漢奸論處。這一意見是針對軍統特務們到處以「漢奸」的罪名敲詐勒索而言的。
可是軍法處長黃敬修卻抓了很多人押在中南海的前後所。雖然這都是特務們剩下的「殘羹剩飯」，但多少也有點油水可沾。有些人本來是李的門下清客，為了沾油水也從事經濟工作來了。有人當了銀號的董事長，利用特權，大搞北煤南運，賺錢很多。有人以20萬美元為李代買了一艘澳大利亞的超齡輪船「白川號」，不久沉沒於吳淞口外，因有英國保險公司的賠償，沒有受到重大損失。
北平行營的職權和管轄範圍是管理指揮華北五省（河北、山東、熱河、察哈爾和緩遠)、三市（北平、天津、青島三個特別市)的黨務、行政和軍事。
在軍事指揮建制上是指揮孫連種的十一和傅作義的十二兩個大戰區。表面上看，地區範圍不謂不廣，權限不算不大，可是實際上是號令不出左右，所轄各省市的負責人，都是來頭很大，各事其主的。如果對李聽命過多或過從較密，反而於自已不利，甚至會遭到橫禍。了解這種情況就明了戴笠為什麼故意在李的面前痛斥馬漢三了。這些人都了解政治市場上的行情，所以對主管機關北平行營的態度，不過是送呈公文備查，虛與委蛇而已。
熱河本來隸屬北平行營的管轄，但在軍事的指揮上卻完全聽命於東北的熊式輝和杜聿明。平、津兩市是北平行營所在地和近在咫尺的管轄區，但北平市長熊斌和何思源、天津市長張廷鍔的調動，不但事先沒有徵詢李的意見，而且命令發表也沒有通知李宗仁。直到新任前來拜官，李才知道此事。李對此非常氣憤。
再舉件小事為例：中央銀行北平分行要成立武裝警衛班，李批准了，並批發十幾支槍，可是後勤補給機關就是不答應，武器一直發不下來。職大而權小，這是李宗仁北平行營的主要特徵。
李宗仁整日無所事事，正好利用閒暇，尋幽訪勝，憑覽古蹟；通過蕭一山和甘介侯這兩個教育文化界的掮客買辦，與一些學者、文化界的聞人以及在野的軍政耆宿等社會名流來往。北長街的李公館，居然競「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了。有時蕭、甘還拉著李宗仁到某些高等院校講演或開座談會。蕭甘之流藉以自重，而李宗仁卻乘機用以擴大其政治影響。至於這些往來的名流學者，政治態度左、中、右各不相同。
對李宗來說，通過這些活動，卻贏得了「禮賢下士」的好評。一陣陣的頌揚聲，確使李有些飄飄然。後來他決心競選副總統，和在北平爭取輿論方面的支特，是有一定因果關係的。
特別是他與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的來往，和通過政治小丑甘介侯的活動以及司徒雷登的搭線，對促進他旺盛的政治欲，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胡適在李宗仁的腦子裡，一直是「一代人傑」，所以李多次「屈尊求教」，待如上賓。
在1947年冬全國將要實行「普選」的時候，李曾勸胡參加總統競選。這一點胡適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故作清高，表示願終身從事教育和學術事業，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反而勸李宗仁參加副總統競選，並表示願以全力支持。
後來胡適出席南京「行憲國民代表大會」，以主席團的常委成員之一，支持蔣介石當選總統，並以執行主席的身份制定並通過《勘亂法案》與《勘亂建國臨時條款》，他何曾有半點的清高？至於對李宗仁的競選，他怕獲罪於蔣介石，竟漠然置之。
關於司徒雷登，他雖然身為燕大校長，但卻熱衷於政治，對當時的李宗仁和來華調處國共問題的馬歇爾，極盡拉攏之能事。後來他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李在政治上對他確實曾抱有很大幻想。李出任副總統之後，蔣介石政府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日趨崩潰，美國國務院對蔣政權已完全失望，後來的蔣去李代，司徒雷登確曾下了一些功夫。這不是他有愛於李，而是嫌棄蔣介石太不爭氣。
李宗仁上台之後，國民黨政權已奄奄一息，美國已感到回天乏術，所以不再對之投資，李對司徒雷登的幻想和他的總統寶座一樣，不過是黃粱一夢而已！
李宗仁出任副總統後，北平行營已失其存在的意義，當然明令撤銷。這一空中樓閣般的機構，也只有短短的三年壽命。這三年，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在我國歷史上是急劇變化的三年。對國民黨的內部來說，是蔣、李矛盾繼續發展的三年。
到1948年春，南京舉行「國民黨代表大會」，李宗仁一反蔣介石的意思競選副總統。這一矛盾的表面化。已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蔣介石曾一度布置軍統特務準備對李施以暗殺手段，只是迫於國內外的形勢而未果。
當李宗仁競選的時候，蔣危言聳聽，說李對蔣將演出「逼官」，這完全是那幫擁蔣反李的分子製造的謠言，李本人並無此圖。至於1949年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李宗仁粉墨登場，那是形勢變化所致，非李本人始料所及。
這年9月間，國民黨政權已成殘局，苟延於廣州，李氣急之下，在蔣面前以國家元首的身份，痛斥其誤黨、誤國、誤盡天下蒼生的罪行，蔣俯首不語，狀極狼狽。
李宗仁回國以後說：「我和蔣相處多年，他一向是我的上司，在表面上我總是以長官待之。我那樣聲色俱厲地責備他，還是有生第一次；而他俯首貼耳地聽任別人的訓斥，恐怕也是第一次。」
蔣介石剛愎自用，到了快要「烏江自刎」的時候，和項羽一樣不肯認錯服輸。至於李宗仁對蔣「將」了最後一「軍」，這除了一泄胸中積憤，對他們覆滅的命運是無補於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