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7年的南明內戰，李定國和劉文秀的勝利似乎是相當容易的，但我們都忽略了一個人，這個人叫李本高，崇禎年間是舒州的明朝軍官，後來投降了張獻忠，等到大西軍尊奉永曆皇帝，李本高又重新成為了明軍，被皇帝封為崇信伯，在1657年參與對孫可望叛軍的曲靖之戰。
關於李本高的參戰記錄，有關永曆朝廷後期明末史料《安龍逸史》是這樣記錄的：孫可望戰敗而逃 ，李本高帶著數十名騎兵追殺，李本高勇不可擋，引槊直刺孫可望，長槊幾乎刺中了孫可望，可望十分驚恐，大聲呼叫道：您不是我孫可望的故人嗎？您曾受我的恩惠，現在想要謀害自己的主君嗎？李本高大聲回應道：做了大明朝廷的官，就該知道君臣大義，我沒有謀害自己的主君，我只是來誅殺欺君逆賊的！話沒有說完，李本高就中箭落馬，幾乎陣亡，孫可望僥倖逃脫，重傷的李本高被他手下的士兵救走。
但是咱們知道，曲靖大戰李定國和劉文秀之所以勝出，相比於李本高而言，有一個更重要的人是絕對不能被忽略的，那就是當時還在孫可望帳下的白文選。明末史料《明末滇南紀略》記載說，孫可望大營駐紮於曲靖城之外的龍華寺左山上「各營安於左右，勢如連珠」而二王兵馬總數還不到孫可望叛軍的一半，明軍人有懼色，二王和孫可望約定於九月十二日正式開戰，但孫可望回到自己的大營之後就吩咐親信張勝以及昔日的李成棟部將馬寶還有原先的四川軍閥武大定三人帶領騎兵4000人抄小路偷襲昆明。
心向南明的白文選知道了孫可望的詭計，很明顯如果二王還繼續傻等約定的日子再開戰，那就是在找死。所以白文選趁著晚上帶領十幾個親信悄悄到了曲靖城內，向李定國、劉文秀告密，二王聞聽此消息大驚失色，於是連夜更改了作戰計劃，第二天就直衝孫可望大營。晉蜀二王令手下兵馬兵分三路，一路以鄧子貴為主將，一路以李本高為主將，一路以李如碧為主將，每路人馬正兵5000人，兩翼各派2000人協助作戰，明軍發動突襲，最終將孫可望軍擊敗。
晚清有一位學者叫徐鼐，他對明朝末年以及清朝初年的歷史進行研究，也留下了一些著作比如《小腆紀年》《小腆紀傳》在《小腆紀傳》中他為白文選寫了傳記。
在白文選的傳記中，白文選本人在前往曲靖告密之後又露了一次臉，這就是在第二天的戰鬥之中「定國遂悉師出陣。甫交綏，而文秀之驍將李本高馬蹶被殺，定國、文秀色懼欲退；文選怒曰：張勝已 往雲南；我退則彼精騎躡吾後，不鳥散，亦蹂為肉泥耳！死於陣，不愈死於走乎！況馬維興輩必相應也。率所部直衝維興營。維興開營納之，合兵繞可望陣後；定國、文秀繼進，大破之」也就是說，李定國劉文秀二人在第二天發動攻擊，首戰實際上是失敗了，李本高因為戰馬受驚，落馬後被孫可望軍殺死在馬下，李定國，劉文秀二人更加驚慌。
白文選大怒，策馬而來呵斥二人「現在後退就等著敵人的戰馬把我們踐踏成肉泥吧！大丈夫應該死在戰場上，而不應該死在逃跑的路上！馬維興等人會響應我們的！」然後直衝馬維興大營，馬維興於是打開大營接納，兩軍直抄孫可望全軍身後，李定國劉文秀兩人也趁機發動攻擊，這才將孫可望全軍擊潰。
而《孫可望犯闕敗逃始末》中記錄這場平叛之戰則更為驚險，在這裡，白文選在開戰之前就帶著自己的所有人馬叛逃到了李定國，劉文秀一方，告密之人變成了馬寶「十九日天未明拔寨而出，列陣相向。可望亦命各營會戰；兩陣相交，文秀驍將崇信伯李本高馬蹶被殺，文秀退回、定國亦為小卻。可望乘高山觀戰，見定國等銳氣既挫，命諸營速進；定國、文秀色懼，相謂曰：『畢竟眾寡不敵，不若暫退再議』！文選怒曰：張勝已往襲雲南，我兵若退，彼以精騎躡吾後，我兵不鳥散，則蹂為肉泥矣！尚能歸乎？進而死於陣，不猶愈於走而死於馬足乎？況彼陣中馬維興、袁韜等皆與我有約，若決志而前，必相應也』。定國、文秀未應，文選乃策馬率所部五千鐵騎直衝之」馬維興在之前就和白文選有所勾結，而馬維興本來就是原湖廣總督何騰蛟麾下的舊人馬進忠的部將，自然心向南明，所以孫可望大軍的結局就不言自明了。
孫可望戰敗的消息很快就傳回了昆明，皇帝下令將飛報大捷旗插金馬碧雞坊，此時負責偷襲昆明的張勝、馬寶、武大定三人推進到昆明城外，張勝見大捷旗之後十分驚訝，急忙詢問城外居民，這才得知孫可望戰敗一事，於是在城外燒殺掠搶，折騰了一宿之後這才退兵，張勝部到渾水塘正巧遇上了回援的李定國軍，於是雙方展開大戰。
馬寶、武大定二人將自己的部眾引至遠方觀戰，並不援助張勝，所以此時張勝的手下可能也就剩下千把人，但就是這千把人為了活命在此時爆發出了驚人的戰鬥力，幾乎將李定國擊潰「張勝爭歸路，拚命死戰，定國兵幾不支，將 次敗走」馬寶和武大定發現要壞事，於是用火炮在張勝的陣後開火，然後和李定國前後夾擊張勝，張勝這一千多人被李、馬、武三軍殺死了八九百人，張勝本人單騎逃出生天，後被從前的部將李承爵活捉押往昆明，李定國下令在鬧市之中將其凌遲處死。
無論是曲靖城外的血戰，還是渾水塘的遭遇戰，李定國的勝利都並不輕鬆。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白文選、馬維興、馬寶、武大定這四位將領，朝廷一方都不可能獲取勝利，其實應該還算上馬進忠，雖然他並未參加曲靖之戰，但他參與了後面對於孫可望的追擊，在前期也積極和朝廷一方聯繫。
這場有驚無險的平叛之戰終於結束了，但是其惡劣影響卻是難以抹除的。正如之前所說，李定國空有一腔熱血卻並無治國之才，其主政之後，永曆朝廷更加腐敗，而其歧視孫可望舊部的政策也加劇了南明軍隊內部的矛盾，為之後的貴州潰敗埋下了伏筆。但是這一切悲劇的根源都在於孫可望自身的貪慾和短視，起兵謀反奪取皇位，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本來就不少見，但是在己方陣營心懷叵測之人層出不窮，防線漏洞百出的時候起兵謀反卻極其少見。孫可望的惡行不僅讓自己從稱霸一方的梟雄淪為了的清廷奴才，還為南明王朝掘好了墓坑，真是損人而不利己。
黃宗羲曾經在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戰後這樣寫道「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捷，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筆而問天也！」這一大段話其實也是永曆後期整個明清戰局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