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下)，作者李惕乾，曾任第九戰區長官部機要室秘書。
李惕乾1944年至1949年曾任湖南省瀘溪、新化、長沙等縣縣長，之前發過他一篇文史回憶文《從舊時縣政府看國民黨的吏治》。
薛岳（1896年12月27日—1998年5月3日），原名薛仰岳，字伯陵，綽號「老虎仔」，廣東韶關樂昌客家人，漢族。薛岳是陸軍一級上將，國民革命軍著名將領，軍事家，曾獲得美國總統杜魯門頒授的總統自由勳章和國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勳章。
1909年參加同盟會。1916年考入保定軍校第六期。畢業後至廣東，任孫中山大總統警衛團第一營營長。北伐時任第一師師長，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師長。1933年任第五軍軍長，參加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圍剿」和對紅軍長征的追擊。1937年任滇黔綏靖公署主任兼貴州省政府主席。抗日戰爭時期，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第一戰區前敵總指揮、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參加淞滬抗戰、蘭封會戰、南潯作戰。1939年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6年內戰爆發時，任徐州綏靖公署主任，進攻蘇北、安徽、山東各解放區。萊蕪戰役失敗後，被撤職，後改任參軍長。1949年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海南防衛總司令。1950年撤往台灣。任「總統府」戰略顧問、「行政院」政務委員、「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1998年5月3日逝世於台灣，享年102歲。
正文
1942年至1943年，我在薛岳的第九戰區長官部機要室任過秘書，雖處身機要之地，因淵源甚淺，等於閒散作客，根本沒有做實際工作，與薛岳本人接觸亦少，耳聞目見的幕中情況，均屬東鱗西爪。回憶所及，信筆紀之。
薛岳，廣東樂昌縣人，自第一次大革命時代以營長從著名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北伐，驍勇善戰，屢立戰功。紅軍長征北上時期，他已升任總指揮，率領舊四軍為基幹的吳奇偉等部十餘萬人尾追紅軍，轉戰贛、湘、黔、滇、川各省，給紅軍以很大阻害。他常自稱：「共匪長征二萬五千里，我窮追了三萬里。」據說，在長途行軍中，他常常舍馬不騎，赤腳草鞋，走在士兵前列，屬下官兵因此不敢叫苦。為了炫耀追擊紅軍的戰功，他編了一本五六百頁的戰史，擬名《追殲共匪紀實》（付印後，我未得見，不知是否用此書名）。
武漢淪於日軍以後，薛岳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主任委員，大權集於一身，儼然是一個「方面之王」。經過三次長沙會戰大捷，國民黨大肆宣傳，薛威名顯赫，宣揚中外。這是他一生志盈氣滿最得意的時期。他的性格非常堅強剛愎，常自比岳飛，以當代民族英雄自居。他瞧不起任何長官、同輩，不信任任何部屬，除對蔣介石、陳誠在表面上表示尊重外，常常謾罵別人都是飯桶。屬下的軍、師長甚至總司令見到他，都畢恭畢敬地不敢疏失軍人的禮儀，不敢對他多說一句話。但當他高興的時候，又故意表示平易近人，能夠「禮賢下士」。在軍事順利或有其他得意事件的時候，他的興致也最好。這時，座客盈庭，不為厭倦，有所請求，也容易得到允准。當他失意苦惱之際，動輒暴怒凌人，些微細故，可以押人殺人。有幾回，不知為什麼原故，把電話機也摔碎了。這時，誰也不願去惹他，甚至重要文武官員也不敢見他。有時，省政府的廳長專程從耒陽來長沙謁見（當時湖南省政府遷駐耒陽，薛常駐長沙，每數月才去耒陽一次），聽說他的情緒不好，寧願坐候十天半月，再去請見，或者乾脆打轉。下面送閱送批的公文，常常被他亂畫亂批，或者撕得粉碎，丟進字紙簍里。幕僚人員只得囑託他的隨身副官悄悄收撿起來，重新拼貼。有時看到他寫的一些批語，簡直令人發笑。1943年秋，日軍進犯湘西，薛大罵六戰區代長官孫連仲抗戰不力（湘西北濱湖各縣為著名糧倉，行政上屬湖南，軍事上劃歸六戰區，薛早就不滿意）。孫請薛接濟軍糧，薛在電文上批：「你失了我的糧倉，哪裡有糧給你。」孫又請行政院長孔祥熙電薛撥糧，也被批上「不理」兩個大字，丟進了字紙簍。他的部屬摸透了他這種脾氣，就想出一套辦法去對付他。當他高興的時候，大家都去恭維他，乘機提出各種各樣的請求，即使不批准，也不會挨罵。反之，當他不高興的時候，就避之若瘟神，非不得已，不去見他，文書報告也不送上去。外面的黨、政、軍人員無法測知他的情緒，只得仰仗他身邊的幕僚，隨時窺察，通風報信，以便迎合他的興趣，因而他也就常常被左右欺騙蒙蔽了。
薛自恃文武全才，精力旺盛，軍事黨政大權集於一身，對任何幕都不放心放手。代理省政府主席職務的秘書長李揚敬既是廣東同鄉，過去在粵軍中與薛資歷相等，但此時凡事不容作主，每天必須把重要公文從耒陽專差送長沙呈薛批閱。有時李對工作提出意見，常碰釘子。李不安於位，不久即辭去。戰區長官部的最高幕僚是參謀長吳逸志，好像是一個吃閒飯的清客，即在戰事緊張的時候，薛也用不著他。吳因無事可做，平日專門找古童商收買古董字畫。有些人以為他是薛的親信，也買些古董字畫去逢迎他。因為他對古物實在外行，也有拿贗品去騙他的。閒來無事，他就想些主意向薛討好，做些歪詩，歌功頌德；在嶽麓山為薛立紀功碑；找些藝人編制「長沙大捷」的湘劇，把薛岳扮成貌似岳飛的蓋世英雄，他自己便扮成綸中羽扇的孔明軍師；醜態百出，貽笑一時，但卻為薛所喜。1942年春，吳逸志忽然異想天開，寫信給美國羅斯福總統，建議美國應先協力打垮日本，再打希特勒。不料羅斯福把這封信轉給了蔣介石。蔣介石赫然震怒，急電薛岳立即將吳押送重慶。薛摸不著頭腦，吳自己也莫明其妙，只是哀求薛救命。薛電請緩解，重慶復電不准，吳逸志急得要自殺。嗣經托人在蔣介石幕中打聽，才知道是這麼一回事。薛雖對吳無所顧惜，但把自己的參謀長押解重慶，總覺有傷面子，於是報稱吳逸志夙日間發神經錯亂，現在自知罪重,宿疾大發，已看守就醫，請俟病癒再行解送。蔣介石復電病癒仍應解輸，拖了一些時，蔣介石大概忘記了，不再追間；吳逸志也樂得趁此裝起神經病來。1943年冬，才換了趙子立（即解放前夕的河南省主席）當參謀長。總之，薛岳從不倚重幕僚，即在軍事緊張的時候，也只叫來幾個參謀人員在他身邊抄摘電報，記錄電話，做些事務性工作，他親自直接指揮一切。這時，他真是廢寢忘食，全靠香菸和白蘭地支持，時常連熬幾天幾夜。
薛岳的生活作風也是比較獨特的。那時，他的家眷安置在耒陽，自己常駐長沙，獨處小樓，除晨問散步外，從不下樓，飲食起居都很樸素。室內除軍事地圖外，無任何裝飾，桌上一筆一硯，從不留積公文；辦公室內置一木板軍人床，軍人被，用換洗衣包作枕頭。他一年四季都穿布軍服，打綁腿式著半長統馬靴，以此形成風氣。當時在長沙的軍官，無不是這種裝束。他自己生活嚴肅，也喜歡干預部屬的生活。長官部的工作人員必須每晨6時上班，晚9時下班；不准貪污、賭博；不准穿便服，不准留須。他曾在千百人的紀念周大會上叫留須的人站起來，罵個狗血淋頭。但他當然無法禁止這些人在外面胡作非為。當時湖南軍政界貪污腐化的風氣，並不比國民黨統治區其他地方好一些，特別是他所親近的廣東籍軍政人員和一些有待無恐的人膽大妄為，而有些無足輕重的可憐蟲卻每每禍從天降.死得不明不白。長官部警衛團一個排長只因為一點小事觸怒於薛，就被槍決。1942年春節期間，薛在紀念周會上宣布嚴禁打牌賭博，凡軍、公人員犯禁者槍斃，普通百姓犯禁者罰苦役。這項命令下達戰區及各區、縣，聞者無不駭然。有些人以為照例是笛大雨小，不足為怪。一次，長沙市捕獲四個打牌的，其中一個公務員就當即槍斃了。多數軍政人員不願執行這種禁命，只把賭博的人驅散了事。也有人趁此敲詐勒索，犯禁者為了救命，任何代價在所不惜。也有的軍、政人員想藉此立功邀賞。東安縣縣長雷孟炎拿獲四個公務員打牌,除其中一人為故輜重兵監李兆彬之弟得重慶某要人保准免死外,經薛批准槍斃了三個。我在長官部機要室沒有動筆辦過公事，這時忽然被指定要我承辦賭博案，任務是將各處報告簽送薛批核。我實在不敢幹這個喪良心的勾當，只得佯稱急病，躲過去了。雖然有了幾個枉死鬼，也並沒有能夠禁掉賭博，只使人們有談虎色變之感。
薛岳之所以能夠專橫一時，主要是他在國民黨軍隊中有相當威信，得到蔣介石的寵信和陳誠的賞識。據聞，他與國民黨的當權派系或特務系統沒有密切關係，蔣介石之所以那樣信任他，因為他能征慣戰；特別是反共積極。他自命是忠於民族的英雄，實際上是忠於蔣介石。他的積極反共，從他自稱的窮追紅軍三萬里，就可想見。抗戰時期有名的平江事變就是他指示楊森乾的。嗣後，他在湖南下過對共產黨實行「密捕密訊密辦」的手令，不知陷害了多少革命人士。他不信任別人搞的特務組織。在他專權的時代，軍統、中統等特務組織在湖南均不敢肆無忌憚地活動。對那些人，他不大賣帳，那些人對他也無可如何。當然，那些特務從事反共活動，他並不禁止，不過一切都要受他的節制指示。他既不依靠這些特務，自己就得另搞一套特務組織，他的長官部設立了一個情報班，選派他最親信的機要室主任、樂昌小同鄉謝又生兼情報班主任（1943年謝另調，由黃中一繼任）。這個情報班就是專門秘密審訊殺戮共產黨人的機關。它對外不公開，局外人無從得其中底細。
由於薛岳專橫跋扈，目空一切，他與一些當權派系和特務組織，落落難合。從某些跡象看來，這種說法是比較可信的。在所謂長沙大捷以後，湖南戰局暫時穩定，薛岳居功自大，總想做一番永垂後世的事業。他除聽從下屬為他豎紀功碑、建伯陵路（薛號伯陵）等等之外，又想要在南嶽設一所伯陵大學。當串請立案時，教育部長CC頭子陳立夫提出由陳選派校長作為批准立案的條件，薛堅決拒絕，形成僵局，結果只得成立了兩所專科學校，並不得以「伯陵」命名。從此，薛對CC形同水火。薛保薦他的岳叔方學芬當湖南教育廳長不准，陳立夫反派一個CC中堅分子王鳳喈來當教育廳長。薛氣得暴跳如雷。王鳳喈到長沙請見，薛不見，叫他滾回去。王鳳喈厚著臉皮，仍去耒陽上了任，但一切大事都作不了主。因此，CC系在湖南的許多人都連帶倒了霉。軍統分子當時在湖南也不值錢，軍統派回湖南的重要分子劉人爵（此人為軍統負責人，解放前任省會警察局長，隨程潛起義，被特務暗殺)，無法展開活動，曾想求薛岳謀一縣長。薛對人說，這種人花樣多，不能重任。劉只得喪氣而去。薛岳既無當權派系作靠山，陳誠對他也不能事事照顧周到，他就不能不另尋背景。這時，恰恰有一個三青團的新進活動分子周天賢，通過他的同鄉辛樹幟為薛接通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的關係。朱為薛在中央作代言人，而辛樹幟以大學教授一變而為湖南省府委員，周天賢也當了省黨部委員，屢叨薛命，奔走湘、渝之間。朱系人物在湖南都大肆活躍起來。薛對湖南地方派系和湖南的京官們，從來就不放在眼下，對周震鱗、仇整、魯滌平等湘籍元老士紳，只當他們回來時送一筆錢，希望他們少說壞話。其實這些人說什麼，他也不理。
薛岳本是一個單純的軍人，但他說：「軍事就是最高的政治」，也自以為是政治天才。他當湖南省主席，很想搞出自己的一套。他唯一信任的政治人物就是他的岳叔方學芬。方學芬資歷能力都很淺薄，薛岳幾次保他當教育廳長、民政廳長、省府秘書長，因中央無奧援，均未獲准（1943年冬才得一省府空頭委員），無法令方代行省主席職權。這使薛大傷腦筋，於是特設一個設計委員會，自兼主任，命方學芬為主任秘書，收羅湖南各方面人物，以設計委員、專員名義，作為他的養士之所，使方學芬代他接納各方人士。後來，更擴大為省行政幹部訓練團，要這些閒員都去訓練團充當講師，從中選拔專員、縣長。按規定，民政廳長本應掌握選用專員、縣長大權，省政府任命縣長，應由主席發令，民政廳長副署。但當時歷任民政廳長陶履謙（曾任內政部次長）、周斕（任過代理省主席）均絕不能過問專、縣人事，撒什麼人，用什麼人，都出自薛的手令，民政廳承命辦理任命手續而已。薛自己無暇經常接見考查那些鑽營專員、縣長的人，把這個任務委給方學芬。於是，想在湖南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不論在位在野，無不奔走方學芬之門。因方官銜不大，人們尊之為方先生而不名。可惜出自方學芬門下的一些專員、縣長多半貪污瀆職，他們待有靠山，膽大妄為，地方側目。例如湘陰縣長鄧宏逖(tì)這是方學芬出名保薦的，雖經參政員仇鰲一再要求撤換，甚至控之於重慶，也屹然不可動搖，原來鄧宏逖連撿獲敵機丟下的降落傘也作為禮物送給了方學芬。
薛岳自負知人善任，任用中級以上文武官員，都必親見而定取捨，但最愛以貌取人。凡初去見他的人，必須服裝整潔，精神抖擻，裝出一副精明能幹的樣子，印象一好，官運就快到了。否則，甚至還要碰到意外的倒霉。有一次，他在耒陽集合省政府機關職員點名，點到一個叫朱毓麟的參議，一看他長須短須，薛大不高興，對左右說，這種人留著幹什麼。因朱有靠山，省府當局未便將其撤除，朱以後也再不敢見薛。不久，薛與朱家驊搭上了關係，才知道那個朱毓麟就是朱家驊的族弟，不得已，又把他調升參事。
薛岳標榜廉能政治，竊取古人管、教、養、組的統治原則，牽強附會，加上「生、用」兩字，自創所謂「生、養、教、組、管、用」六大政綱，作為他向黨、團、政、軍人員講話題材和訓練團的首要教材，並製成巨幅表解，即發專、縣及轄區各機關、學校，作為施政宗旨。即所謂「生民之政」，包括育嬰、衛生、醫藥等事項；「養民之政」包括工農業生產、市場供應、積穀備荒等事項；「教民之政」包括大、中、小學教育，宣傳、訓練等事項；「組民之政」包括警察、軍事、國民兵訓等事項；「管民之政」包括保甲、戶口、人民團體組織等事項；「用民之政」包括徵兵、征糧、徵稅、軍工夫役、義務勞動等事項。雖然按照他自出心裁的劃分辦法，劃出六大綱領和幾十個項目，除羅列國民黨政府諸般暴政之外，並無絲毫新的內容。在國民黨統治下，特別是在抗戰時期，苛政虐民，達於極點。所謂「生、養、教、組」，都是空談；而所謂「管民之政」則是對人民的緊箍咒，用民之政則更是敲骨吸髓，無所不用其極。我那時年輕，還有些傷時憂國的心情。當薛岳在省訓練團召集該團講師們座談時，我以兼任講師出席，冒冒失失發表了一篇狂論。我說：主席提出的六大政綱真是面面俱到，但是目前各地就是「生民、養民、教民、組民」的事做得太少，而「管民、用民」的事太多，管民、用民的時候弊病也太多；甚至「養民之政」也變成了「用民之政」。例如，積穀本為備荒,但捐募積穀弊端百出，存倉無谷，有谷也被貪污挪用，真正缺糧的老百姓借不到谷。修堤築垸，本來也是好事,但我在濱湖各縣看到提垸的毛病更多，百姓年年出錢，都進了別人的腰包，水災一來，就只有逃荒。這樣，長官的養民之政豈不變成了「用民之政」（其實是虐民之政）？我以為今天除抗戰急需外，應該力求簡政便民，更須清除積弊，使民休息。薛注意聽了我的發言，為之默然變色，但仍點頭表示首肯，只說了一句：「你可以寫個書面意見給我。」會後，訓練團的教育長找我談話，認為失言，警告我應加注意。不料薛並未見怪，反而隨即選派我出任縣長，從此我就離開了他的幕下。但我對他還存有幻想，臨別前，寫了一個書面意見給他，並無任何下文。半年後，日軍大舉犯湘，他在湖南的六大政綱也就煙消雲散了。
(1962年10月15日)
資料來源: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