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的時候，我（本文作者於國勛）回憶起五十多年前發生在淪陷區北平的一件鮮為人知的往事。
那時，我的公開職務是偽市政府社會局科長，後來又任局長，實際從事八路軍太行總部北平情報的秘密工作。在負責人王岳石同志（公開身份是偽警察第七大隊隊長）的領導下，收集、了解淪陷區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並以米糧庫2號我家為聯絡站，完成黨和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
1943年抗日戰爭進行到第六個年頭，日本侵略軍已占領了北平、上海、廣州、武漢等大城市和沿鐵路線的一些地區，與國民黨軍隊相對峙。由於我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英勇抗擊，加之太平洋戰爭對日軍的牽制，日軍的兵力、物力、財力不足的弱點已充分暴露出來，日本遂改變了侵華方針，從以軍事進攻為主轉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
日軍在中國大陸的主要兵力，集中用於打擊活躍於敵後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這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的頑固派，正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反共、分裂、倒退的活動日益猖獗。他們大力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並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與日軍和汪偽政權相勾結，政治上妥協，軍事上合謀，共同進行打擊我抗日根據地的罪惡活動。
1943年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多年沒有聯繫的老朋友傅涇波的電話。他說，他現在已經回到北平，仍然住在西四磚塔翻同，但不是路南的舊居，是路北的一個院子。打電話的目的是希望見面談談，敘敘舊，並表示歡迎我去他家會面。
對傅涇波的出現，我是十分重視和警惕的。因為現在的傅涇波，遠非我們相識時只是燕京大學校務辦公室秘書了。
我與傅涇波相識於1926年。當時我在燕京大學讀書，傅是燕大校長司徒雷登的秘書。這位清朝王族的後裔，十七八歲在燕大讀書時，受到司徒雷登的關注，並在留校工作後，逐新與司徒雷登形成了情同父子、勝似父子的親密關係。
傅才華出眾，辦事幹練，深得司徒雷登信任。在為籌建燕大校舍，購買陝西督軍陳樹藩的土地過程中，經陳的介紹，司徒雷登與我父親於珍（東北軍元老、當時京畿衛戍司令，與陳樹藩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相識。由此，傅涇波也與我相識，並多有交往，成了很好的朋友。我經常去磚塔胡同東口路南他家玩。他也去過我在米糧庫胡同的家。我離開燕大後，就很少聯繫了。
此後，隨著司徒雷登在政治上與國民黨、軍閥等上層人物交往日多，參與政治活動愈深，傅涇波成為司徒雷登的左右手或代言人，每每肩負著特殊任務和秘密使命，往返於國內政要人物之間，既有美國政治背景，又代表某方的利益，進行軍事、經濟、政治交易而出力奔走。
如1930年蔣介石為爭取張學良在東北易幟，就曾委託司徒雷登派傅涇波去瀋陽做張學良工作，傅且「不辱使命」，傅還數次受命去美國會見胡佛總統和其他各界要人，交換信息，爭取支持。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司徒雷登被日本憲兵隊監禁，傅涇波的行蹤則不太了解，傳聞東京、重慶、北平都有他的蹤跡。他現在已成為背景複雜、政治能量很大的人物。他的出現，絕不僅僅是敘舊，一定是另有企圖或使命。
我急於在會面前了解傅涇波的情況和意圖，於是想到了他在北平的摯友周濟仁，周是蔣介石方面派遣於淪陷區的重要工作人員，抗日戰爭期間長住北平，公開身份是商人，與我是同鄉而素有交往。對於周的真正的公幹，我是心照不宣。我想傅涇波來北平的目的，周濟仁定能了解，於是我拜訪了周濟仁，當我談及傅涇波時，周緘口不語，似乎他們並未接觸過。這使我很失望，我只好親自去會見傅涇波了。
磚塔胡同路北傅的新居（即現在地質禮堂址），是一所北京城裡典型的兩進四合院。左右廂房與北房是用走廊連結起來，呈品字形的整體建築。門、窗、廊都是木結構，鋪著地毯。這種建築與裝飾很像燕京大學的姊妹樓山坡上司徒雷登的住宅。
見面那天，傅涇波走出房門，在遊廊上迎客，我們互相寒暄後便走進房內。雖然十多年未曾晤面，但他看上去仍像舊日模樣，30歲出頭，精力旺盛，舉止瀟灑，一口北京話，非常健談。沒等我詢問，他就主動爽快地向我說明，這次來北京是奉重慶當局之命來搞「和平行動」的。並且向我介紹了這次活動的背景、經過和進程等情況。我記得大概有如下內容：
「早在抗日戰爭初期，日本方面就有一部分人，反對日軍主戰派製造的『中國事件'。戰爭爆發後，日軍由於錯誤地估計形勢，不但沒在短期內結束侵略中國的戰爭，反而深深地陷入了中國廣闊戰場的大泥潭中不能自拔。為儘快結束中日之戰，日本政界和軍界的一些領導人，尋求與蔣介石妥協談判的途徑，曾通過司徒雷登的關係，與重慶政府進行接觸。為此，我已經去過東京兩次，曾受日本當局的委託，為蔣委員長帶過信件，探討中日雙方結束戰爭狀態的具體條件。同時，也給日本方面捎過回信，這種活動當然都是非正式、非官方的行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司徒雷登被日方監禁而中斷。」
他說：「這次『和平行動'可以說是過去行動的繼續，但是在新的形勢下一個地區性的安排。這次來會見的對方僅是華北駐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商談的內容是就華北地區或華中地區的雙方軍事行動，達成默契，互相停止戰爭行動，雙方一致對付共產黨的八路軍。從目前的現實情況著眼，促使雙方都認識到局部地區性的協議，是可能的、現實的，為此我還帶來了實施的初步方案。」
他的一席話，講得相當坦率、概括，可以說是全盤托出。雖然我早已從上級傳達的軍事形勢、政治動態中得知國民黨反動派與日軍勾結的趨勢和企圖，但真正面對現實直接聽到這些陰謀詭計，仍令我十分震驚，十分氣憤。在全國各族人民與日軍浴血奮戰，在進步與倒退、光明與黑暗、民主與法西斯的殊死搏鬥中，國民黨當局競然與外國侵略者勾結，打擊自己的民族兄弟！十年剿共不成，竟靠敵人之手繼續剿共，多麼卑鄙無恥！
我又想，這些屬於政治、軍事的絕密材料，作為十幾年沒謀面，又沒聯繫的老朋友，為什麼敢於如此「坦誠」、「信任」與我交談？他的真實目的是什麼呢？
於是我問他：「怎麼知道我在北平？又怎麼找到我的？」
他說：「我做這種工作，當然得摸清楚各方面的情況。我是從劉玉老（當時北平偽市長劉玉書）處，得知老兄和您老翁情況的。我是非常敬重和欽佩於濟老（指我父親於珍）的，可能還有求於濟老呢！」
原來我父來與劉玉書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關係很好。回國後，劉玉書政治野心很大，一向依附於日本，做些親日媚日勾當，我父親曾多次進行勸誡而未果。但劉對我父親的正直、無私、民族意識和愛國心，內心是尊重的，也是指任的，以至我父親向劉玉書推薦中共人員擔任重要偽職，劉都欣然接納不疑。
對於我，劉玉書當然也是信任有加，所以當博涇波找到劉玉書推行其「和平行動」時，劉就想到我父親的社會影響和我，認為有可利用之處，因而向傅推薦。
傅還說：「經過幾年戰爭的消耗，中日雙方都感到影響和平進程的是共產黨、八路軍，從我這幾天與岡村及華北中方軍政首腦接觸的情況來看，雙方都有誠意，而且觀點相當一致。但有些具體問題、實施細則，還要繼續商談解決，所以還需花費一些時間。這次『和平行動』若有個大致的成就，屆時還要請於濟老在必要時為我們助一臂之力呢！這是後話，現在說還為時尚早。」這時我才明白他找我的目的。
傅涇波的這次名為「和平行動」的北平之行，實際是一場骯髒的戰爭陰謀，是對民族、正義和歷史潮流的背叛和反動。我按捺心中的激憤，強作鎮靜，虛以應付，同時還要及時掌握這場陰謀的進展情況。我表示今後應多加聯繫，定將常來拜訪，而後告辭。
我立即將傅的情況向王岳石（時任冀晉軍區政治部政工科長）同志做了匯報。
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去磚塔胡同與傅會面，這次他的情緒極好，精神很振奮。閒談一陣後，傅便以滿意的心情說：「這次深入虎穴，總算不虛此行，商談已經有了很好的進展。可以說雖不近亦不遠矣！還有些枝節技術問題，還要繼續研究。」
他又解釋說：「這次雙方討論一致認同是個地區性的行動，岡村只是負責華北方面，南京還有位駐屯軍總司令，若要華中與華北同步，這也不難，但要與他們商議。我認為，對雙方都有益的事，是不難促成的。」
在談話中得知傅還不斷地外出活動，往返於華北偽政權的頭面人物中。劉玉書、王輯唐（偽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已下台的偽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汪時璟（偽財務總署督辦）、齊燮元（偽治安總署署長)等，傅涇波都分別進行過遊說和密談，內情則不詳。
又過了一些日子，我見到周濟仁，他已與傅有過接觸，他說：「涇波要走了，我們去看看他。」於是我和周一同去磚塔胡同傅涇波家，在客廳落座不久，傅夫人出來告訴我們，傅涇波已經走了。我們很吃驚，為什麼走得這麼快？傅夫人說：「辦完事，就走人，這是傅涇波的習慣。一年到頭，老是家居似客居，沒完沒了。這次走了，也許幾個月不會回來的。」我聽了傅夫人的話，不禁心中盤算：他這次的「和平行動」結果到底如何呢？看他這樣匆匆地離去，是滿載而歸？是一無所獲？這些只有今後才能見分曉了。
時光匆匆，歲月悠悠，天翻地覆，五十年過去了，真是往事如煙，俱往矣！在那民族危亡、浴血抗戰的難忘年代，歷史的長河滾滾向前，一股逆流是成不了氣候的，正義必定戰勝邪惡，因為人民常在，歷史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