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跨界經緯、
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喬納森·斯威夫特厭女症、女性審美與審丑
張欣
原刊於《外國文學研究》 2015,37(06)
Jonathan Swift
摘 要：英國18世紀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因其在小說《格列佛遊記》和一系列「污濁詩」中對女性身體及功能的露骨描寫,被貼上了「厭女症」的標籤。其自傳體長詩《卡德努斯和范妮莎》中的女主人公貌美智慧卻遭遇感情挫敗,也成為女性主義批評者對斯威夫特「厭女症」的另一例證。然而斯威夫特的詩文和私人信件對女性精神之美大加讚譽,視女性為精神平等之友,表現出女性主義意識傾向。狂歡化的污穢敘事成為斯威夫特對抗社會性別規範的手段。「丑」並非斯威夫特的終極目標,而是通過窺視和放大的視角,反撥西方以男權為中心的理性哲學傳統。斯威夫特對女性身體與身體功能進行審丑描寫,彰顯女性情慾和激情,改變了18世紀女性形象和兩性關係的社會範式。從這個意義上看,斯威夫特的審丑表達與女性主義現代性批判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關鍵詞：喬納森·斯威夫特；厭女症；審丑
文學評論界對英國18 世紀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的關注持續了近三百年。20 世紀70 年代以後,隨著女性主義批評的興盛,從性別研究視角對斯威夫特其人其作進行分析的嘗試越來越多。一方面斯威夫特在眾多作品中展現了他對女性友人的崇拜和讚譽,在現實生活中亦將女性的精神陪伴視為重要的支柱;然而另一方面,他在很多作品中卻用「污言穢語」對女性進行露骨的描繪和抨擊,對女性身體及其功能這個在18 世紀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話題大書特書。18 世紀對斯威夫特「厭女症」傾向進行抨擊的女性批評家比比皆是①。現當代女性主義批評對斯威夫特的「厭女症」也有過猛烈的抨擊,代表人物有約翰·馬瑞(John Middleton Murry)②,艾倫·波拉克(Ellen Pollak)③,瑪格麗特·杜迪(Margret Ann Doody)④等。從斯威夫特膾炙人口的小說《格列佛遊記》到其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污濁詩」,從他寫給斯特拉(Stella)的情意綿綿的書信日記到自傳體長詩《卡德努斯和范妮莎》(「Cadenus and Vanessa」),從母耶胡的形象到令人心生厭惡的骯髒軀體,從可敬的摯友斯特拉到在理性與激情間掙扎的范妮莎,筆者認為,簡單地給斯威夫特貼上「厭女症」標籤是過於草率的。
一、 斯威夫特「厭女症」
對斯威夫特女性觀的關注與論述在21 世紀尤為突出。、18 世紀英國文學批評家、斯威夫特研究專家克勞德·羅森(Claude Rawson)教授⑤在其2001 年的論著《上帝、格列佛與種族滅絕》(God, Gulliver and Genocide)中格外關注並論述了斯威夫特作品中的兩性關係範式與其個人生活中兩性經歷的關聯性,試圖為斯威夫特女性觀的矛盾性建構解讀框架。他指出《格列佛遊記》中年輕的母耶胡對格列佛所抱有的「性趣」「吸引了對斯威夫特本人的心理傳記感興趣的人。一個不情願的男性迴避著一個充滿欲望的女性的挑逗,這被視為重現了斯威夫特與范妮莎關係當中的某些顯著特點」(羅森50)。現實生活中斯威夫特有兩段令人津津樂道的感情生活,女主人公都是比他年輕得多的女士,而且都與他形成了師徒輩分關係。與同年發表的詩作《卡德努斯和范妮莎》的對比,可以發現小說中的年輕母耶胡是范妮莎情慾的再現。細緻的羅森發現:「小說中有句話很古怪,(格列佛)竟然承認那位耶胡女子的容貌並不像別的耶胡那樣可憎」(50)。羅森對格列佛不經意流露出的對「野蠻」女耶胡的親近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將這種反應定義為人類與野蠻人「性邂逅」時的慣用語。由此,羅森為斯威夫特女性觀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也為撕去斯威夫特「厭女症」的標籤奠定了基礎。
路易絲·巴尼特(Louise Barnett)在2007年出版的論著《女人圈裡的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in the Company of Women)是聚焦斯威夫特女性觀的首部專著。該書對20 世紀70 年代以來有關斯威夫特女性觀的批評進行梳理,在此基礎上對斯威夫特的書信和傳記生平進行了細緻的考察,提出自己避免標籤化定論的觀點。巴尼特對18 世紀女性普遍低下的社會地位進行考證,細緻剖析斯威夫特女性觀的成因,試圖為普遍的斯威夫特「厭女症」定論尋找一個更溫和的替代性結論。在巴尼特看來,斯威夫特在作品中展現出的對於女性身體的異常關注和厭惡性的污濁描述,始終與18 世紀主流文化格格不入,這給巴尼特帶來了困擾。最終,巴尼特選擇將生活中的斯威夫特與作家斯威夫特分章論述,呈現同一人物的兩面性,以期為斯威夫特女性觀的矛盾性做出一個合理解釋。巴尼特認為,儘管斯威夫特在個人生活中對個別女性心存景仰,但其創作確是明顯「反女性」的。
《上帝、格列佛與種族滅絕》
《斯威夫特的怒火》
《女人圈裡的斯威夫特》
《婦女小說家的興起》
羅森教授繼2001年提出斯威夫特「兩性範式」之後,在其2014年新著《斯威夫特的怒火》(Swift’s Angers)中延續了對斯威夫特女性觀的探討。這次他在題為「憤怒、嘲弄與斯威夫特——以《卡德努斯和范妮莎》為例」的章節中指出,斯威夫特對於范妮莎兼具美貌與智慧的完美女性構想是他的理性女性主義思想的雛形。羅森認為,斯威夫特在范妮莎的形象中潛藏著一種觀念,即「女性可以也理應與男性一樣,因其才智而備受敬仰,而非作為天使供奉或作為玩偶把玩」(Rawson 189)。羅森進一步指出,備受女性主義批評家喜愛的亞歷山大·蒲柏、斯梯爾以及約瑟夫·艾迪生,「無非是表現出對女性更為溫和殷勤而溫文爾雅的友善,但就其女性主義立場而論,遠不及斯威夫特理性和熱烈,他們所做的不過是斯威夫特戲稱的『粉飾女性』罷了」(Rawson 153)。由「厭女症」到「女性主義」,羅森對斯威夫特的女性觀解讀又邁出了一大步。
反觀18 世紀的英國文壇,人們對婦女道德行為的教化意識尤為突出。塞繆爾·理查遜的《帕梅拉》1740 年問世,成為宣揚女性道德規範的流行讀本。簡·斯潘塞(Jane Spencer)於1986 年出版的《婦女小說家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omen Novelists)對18世紀英國女性文學和婦女地位進行了細緻梳理,指出18 世紀英國婦女的社會角色發生的最顯著變化是在經濟上愈來愈依賴於婚姻,而同時在生活中面臨更為嚴格的新型「女性規範」。女性作為男性霸權與「男性凝視」的客體,其社會形象必定是男性慾望的投射。作為男性作家的斯威夫特在其作品中對女性身體本身和身體功能的審丑描寫,以及他對兩性關係中女性情慾和激情的彰顯,改變了其時代女性形象和兩性關係的範式。
二、 斯威夫特的女性審美
生活中的斯威夫特對兩性情感既嚮往又恐懼,終身對兩性親密關係保持若即若離的狀態。關於斯威夫特的個人感情,一直讓文學批評者感到困擾。他同時與兩個極愛他的女人過往甚密。這兩個女人是斯威夫特詩歌和書信散文的創作原型或創作對象,也是批評家探討斯威夫特女性觀的重要線索和依據。
首先進入斯威夫特感情世界的是他早年在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家服務期間輔導過的家僕之女埃絲特 • 詹森(Esther Johnson)⑥。而立之年的斯威夫特與八歲的斯特拉相識,並成為她的導師。此後,斯特拉的一生都纏綿於斯威夫特若即若離的感情羈絆之中,直至1728 年逝世。兩人的感情沒有承諾,沒有婚姻,甚至沒有肉慾。斯威夫特對這段情感的表達匯聚在他年年為斯特拉寫的生日賀詩中,以及在斯特拉去世後才得以出版的書信集《致斯特拉的日記》(A Journal to Stella)中。成年後的斯特拉常居愛爾蘭,而斯威夫特則多在倫敦,兩人依靠書信保持聯絡。由於常年獨居、廣泛閱讀並參與體面階層的社交活動,斯特拉培養了自己超群的氣質和優雅的舉止,深受紳士們的追捧。然而,斯特拉卻無怨無悔地擔當著斯威夫特的精神伴侶,直至一位更年輕的女性進入斯威夫特的感情生活,繼而三人開始了一種微妙而近乎變態的「三角戀」關係。1728 年斯特拉病逝前,斯威夫特從倫敦趕到她的病榻前,感傷地說:「世間最愚蠢的事莫過於介入一段嚴肅而穩定的親密關係之中,因為一旦失去,那種悲痛無以復加」(Rosslyn 294)。斯特拉病逝後,斯威夫特作詩《詹森夫人之死》(「The Death of Mrs. Johnson」)紀念。斯威夫特在面對至親離世時往往用異常的冷靜和壓制的情感取代常人的憂傷,這成為他面對生死無常的本能反抗方式。他會對弔唁的人群抱怨:「人總是會裝得比實際悲痛,這反而把他們真切的悲痛給帶走了」(126)。「謹慎的清醒」和「防禦性的進攻」姿態被認為是斯威夫特處理情感關係的一大特徵(Rosslyn 294)。在遠離墓地燈火的一間密室里,斯威夫特寫下了一段品德評價:「承蒙天大的恩賜,我才有這位最忠實、最善良、最寶貴的朋友」(伍爾芙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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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斯特拉的日記》
(A Journal to Stella)
歐文·埃倫普賴斯曾經撰文關注斯威夫特在《致斯特拉的日記》中使用的一百個左右被篡改的英語詞彙,並將這些斯威夫特與斯特拉之間用來溝通的個性化詞彙稱為「小字」(Ehrenpreis 80)。這些語言仿佛密友間使用的密碼,用來傳遞不願與他人分享的情感。正因為這些「小字」,才導致《致斯特拉的日記》的眾多版本。這也許是斯威夫特留給後世的一個永遠的迷,因為這些漫不經心、模糊曖昧的書信原本並非為發表而創作。伍爾芙洞察到斯威夫特的用心,她的理由是:「如果把信寫得那樣清楚直白,我就會莫名感覺我們並不是在二人世界中,而是要接受全世界的眼光。胡亂寫一通,反倒舒服」(伍爾芙123)。這種自我獨白式的書信交流,這些密密麻麻難以辨認的「小字」成了兩個精神伴侶間溝通無礙的特殊手段。只有斯特拉一人清楚斯威夫特好壞夾雜的特質和種種弱點怪癖。「他雖然有時在言辭上粗魯,但在行動上卻可以很溫柔;他可能表面上憤世嫉俗,但是內心的感情之深厚是她在別人身上很難看到的……不管是深刻的思想還是瑣碎的想法,他們對彼此都有了徹底的了解」(伍爾芙125)。伍爾芙認為這種特殊的語言風格是斯威夫特拋開繁複禮數和俗套,獲得情感釋放和精神庇護的一種手段。赫伯特·戴維斯也認為這些書信採用「孩童語言」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斯威夫特政治生涯帶來的精神壓力,同時透視了斯威夫特試圖拉近與斯特拉年齡距離的企圖(Davis 86)。無論如何,《致斯特拉的日記》展現了一種兩性間親密而平等的精神依戀關係,一種超越語言媒介的默契。
1708 年進入斯威夫特感情世界的另一位年輕女子名叫范訥梅瑞(Esther Vanhomrigh),後來成了斯威夫特1713 年自傳敘事長詩《卡德努斯和范妮莎》中的創作原型⑦。范訥梅瑞年輕衝動而感情熱烈。面對范訥梅瑞的愛情表白,斯威夫特卻如同在其敘事詩中描述的那樣,用慣用的嘲弄和拒絕予以回應,並將這首隱射二人關係的詩作贈於范訥梅瑞。該詩在1726年范訥梅瑞去世三年後發表。在詩歌開篇,愛神維納斯賦予范妮莎美貌,然後用計使智慧之神帕拉斯誤將范妮莎當作男孩,賦予了她男性獨享的知識、判斷和智慧的種子。隨後舞台轉向了18 世紀的英格蘭。美艷絕倫、聰慧善良的范妮莎令導師卡得努斯嘆為觀止。然而范妮莎的自然之美受到上流社會巧取姿色的美艷婦女的藐視,而她的才智也被當時愚蠢無知的花花公子們視為令人討厭的品性。集美神維納斯、智神帕拉斯和愛神丘比特之助而生的完美生靈范妮莎兼具美貌、智慧與激情於一身,然而卻成為愛情的失敗者,詩歌的結局留下了一抹苦澀的無奈。
女性主義批評學者將《卡德努斯和范妮莎》視為斯威夫特「厭女症」的一個典型例證。瑪格麗特·杜迪認為斯威夫特塑造了桀驁不馴、能言善辯的范妮莎,並給予她苦澀的愛情果實,其中「反女性」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男性抱怨女性的淺薄無知,而這種淺薄無知恰恰是男性對女性最根本的需求。《卡德努斯和范妮莎》傳遞了一種對女性智慧的嘲諷,在斯威夫特的筆下,女性的才智成為自取其辱的累贅」(Doody 76)。然而羅森認為,斯威夫特在詩中運用了「項狄式」苦中求樂的自嘲來壓抑心中的怒火。這首借用神話創作的寓言詩顯現了詩人對女性智力和情操可塑性的理念,以及對女性身邊那些「沒有判斷力、見識、智慧和品位」的男性白痴求愛者的戲侮。詩人將普遍認為專屬男性的智慧學識賦予美貌的范妮莎,並使她通過教育獲得才智和道德的提升。可見斯威夫特堅信「女性不應被視為男性觀賞與追逐的尤物。女性唯有通過教育獲得才智和道德的提升,方能獲得男性敬仰,成為與男性平等的精神伴侶,因為容顏易逝,智慧永駐」(Rawson 189)。透過范妮莎,斯威夫特顛覆了父權制文化塑造的柔弱、被動、依賴的女性形象,其女性主義意識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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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德努斯和范妮莎》
(Cadenus and Vanessa)
三、 斯威夫特的女性審丑敘事
女性主義批評者格外關注斯威夫特的「污穢學」(scatology)敘事對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尤以《格列佛遊記》和一系列的污濁詩為代表,並由此為斯威夫特的「厭女症」傾向尋找到確鑿的例證。現代精神分析學家用精神病症候來解釋這種敘事手法,將斯威夫特診斷為「處於力比多發育的肛門發泄期」的分裂症患者(Landa 291)。其「污穢學」敘事以一種「狂歡化」的敘事方式指向人體和人性,被認為世界文壇唯有其都柏林同鄉塞繆爾·貝克特能與之媲美,在18世紀審美文化的主流中,成為捕捉丑感的先鋒者。欒棟曾提出「能否審丑不僅是一個哲學智慧問題,也是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是否成熟的標誌之一」(欒棟「丑學百年」31)。18 世紀作為西方美學「審美正題階段」⑧的開端,開啟了「美學」學科的先河,而此時的審丑經驗被譽為「陰性文化」,以一種反主流審美「陽性文化」話語的姿態,為「審美反題階段」做出了鋪墊。審丑思潮與實踐「裹挾著污泥濁水,攪起過歷史的沉渣,但是從總體上說,它體現了西方文藝界對審美文化偏頗的糾正,代表著一種思想解放的激情」(欒棟,「丑學百年」33)。
「裹挾著污泥濁水」的斯威夫特審丑敘事是「厭女症」表徵抑或女性主義思想解放?對斯威夫特「厭女症」的論述大量取材於《格列佛遊記》這部小說。從乳房到肌膚,從骯髒的軀體到難聞的體味,斯威夫特對女性身體直白露骨的描寫,對污穢細節的大書特書成了女性主義批評者攻擊的對象。在巨人國,由於身體尺寸和審美距離的變化,格列佛獨享審視人類醜陋的難得機會,看到了農場保姆「挺起來大約有十六英尺,乳頭大概有半個頭大」的乳房和乳房上布滿的「黑點、丘疹和雀斑」。在巨人國,侍女們如「切麵包墊板般粗糙不平」的皮膚「布滿了黑痣」,「頭髮比包裹的繩子還粗」,腳上割下的雞眼「有肯特郡生產的蘋果那麼大,堅硬無比」(Swift 102)。除了令人不快的女性身體意象外,斯威夫特還對女性生理機能進行了令人作嘔的描寫。巨人國侍女們「毫不顧忌地當著我的面小便,將喝進去的水排掉,一次至少有兩大桶,而裝小便的容器容量在三大桶以上」(Swift124)。這種樂此不疲、觸目驚心的細節描寫使「強硬」派斯威夫特批評家們認為斯威夫特不僅沉湎於對女性的厭惡之中,而是毫無顧忌地表現了他對女性的仇恨,並將其稱為「一個惡魔,急切地叫囂著,咬牙切齒地詛咒人類,撕下了每一縷端莊,拋棄了每一點男子氣概」(Thackeray 4)。
無獨有偶,在斯威夫特的大量「污濁詩」(filthy poem)當中,這種「污穢學」敘事的痕跡更為直觀露骨。「天仙就寢」(「A Beautiful Young Nymph Going to Bed」)的女主角科麗娜是紅極一時的青樓女子,每晚就寢前都會寬衣解帶,裸露身體上的「潰瘍,分泌物和膿液」(Rogers 448)。而翌日清晨又會濃妝艷抹、花枝招展。風月女子如此尚可理解,而純潔的「女神」也難逃斯威夫特的醜化。「女士梳妝間」(「The Lady’s Dressing Room」)將男主角史蒂芬心中的「女神」西莉亞描繪得污穢不堪:「骯髒的罩衣先入眼帘,腋窩部分污跡片片,種種梳子,種種用途,污泥附著這縫隙,用刷通開可算奇蹟,坨坨污泥清晰可見,汗漬、皮屑、粉末、頭髮和絲線。」藉助放大鏡,「女神」「將鼻中蛆蟲看清,小心翼翼伸指入鼻,將蛆攆捏成泥」(Rogers 451)。少女在斯威夫特的筆下也同樣被肆意醜化。「史蒂芬與克洛伊」(「Strephon and Chloe」)中的克洛伊是史蒂芬的新娘,純淨無暇。而新婚之夜,克洛伊卻在床上小便放屁,並伴以污言穢語,沉溺其中。
乳房、汗孔、鼻孔、分泌物、排泄物……這些18 世紀文學描寫中的用語禁忌,構成了斯威夫特對女性身體及其功能「污穢」敘事的意象群。從古希臘哲學到現代理性哲學,始終試圖將靈魂與肉體割裂⑨,對肉體的忽視是18 世紀文學創作的主流。斯威夫特對女性身體的描寫冒天下之大不韙,形成了斯威夫特式的「丑」。「丑是人文的禁忌。丑學是對人文禁忌的突破和挑戰」(欒棟,「丑學的本性」66)。一種觀點認為「污濁」是斯威夫特諷喻的武器,而這種諷刺指向的是女性華麗堂皇外表下掩藏的醜惡與骯髒。⑩男性求偶者眼中女性的浮華外表和聖潔靈魂在污穢不堪的女性私密空間裡瞬間坍塌。但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斯威夫特諷喻的對象並非是坍塌的「女神」形象,而是對「不食人間煙火的女神盲目崇拜」的男性窺視者。「是他自己的認知存在問題,他忘記了她作為人的存在,她作為人的肉體,有著和他自己的肉體一樣的種種功能,會散發體味,需要吃喝拉撒」(張金鳳117)。這些令人詬病和不悅的身體意象成為斯威夫特打破社會性別視角局限性的手段。
審丑文化是「主流社會必欲淘汰而後快的現實層面」(欒棟,「丑學的本性」64)。在啟蒙主義和理性主義精神主導的18 世紀,斯威夫特讓「丑」占據了創作的中心,將現實生活之丑一點一滴無情地撕開並放大直至令人窒息,其現代性在「審丑」創作中初現端倪。他徹底撕掉了包裹女性軀體的華麗外衣,粗俗地表現女性身體之丑,打破了男性視角下女性審美文化的一面之詞。這種「審丑」令人生惡,卻讓人美中知假、丑中見真。斯威夫特採用生理學、解剖學和病理學為特徵的自然主義手法,對女性身體和機能進行詳摹,以審丑諷喻男權文化對女性身體的包裹和窺視。女性的身體被男性窺視「肢解」為零散的肢體。斯威夫特巧妙借用格列佛、史蒂芬等男性窺視者的視角,描繪了他們在遭遇女性肢體和女性生理功能視覺衝擊下的狼狽不堪。被窺視者毫髮無損,而窺視者卻身心俱毀。男性窺視者的無知愚蠢諷喻了斯威夫特時代文學中流行的對女性殷勤獻媚的讚美模式。正如羅森所論,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和污濁詩從視覺上對女性身體的「肢解」和「重組」,是對奧維德式「變形」的升華(Rawson 194-195)。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將女性拉下神壇,揭露女性「天使」刻板形象的虛假性和欺騙性,賦予女性與男性平等的人性,這也是斯威夫特的審丑目標。「丑」並非斯威夫特的終極目標,而是通過窺視和放大的視角,反撥西方以男權為中心的理性哲學傳統。從這個意義上看,斯威夫特的審丑表達與女性主義現代性批判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因此,我們可以摘掉斯威夫特 「厭女症」的標籤。
作者簡介：張欣，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外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戲劇敘事學、性別研究、文學倫理學和比較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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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Sarah Green, Mental Improvement for a Young Lady (London: Minerva Press, 1793) and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Letter to Lady Bute,」 23 June. 1754,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III (Oxford:Oxford UP,1967) 56-57.
[2] See John Middleton Murry, Jonathan Swift: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 1967) .
[3] See Ellen Pollak, The Poetics of Sexual Myth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5) .
[4] See Margret Anne Doody, 「Swift among Women,」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18 (1988) 75-77.
[5] 羅森教授被著名文學評論家特里·伊格爾頓 (Terry Eagleton) 稱為當今學界「最具鑑賞力的、最敏銳的18世紀研究專家之一」。以第一部論著《格列佛與溫雅的讀者》(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1972) 為始端,羅森教授對斯威夫特的研究持續了近半個世紀,其後出版了數部斯威夫特研究專著,主要包括《格列佛、上帝與種族滅絕—野蠻與歐洲想像:1492-1945》 (Gulliver,Gulliver and Genocide) (2001)、《文學與斯威夫特時代的政治》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wift’s Age) (2010)、《斯威夫特的怒火》(Swift’s Angers) (2014) 以及《斯威夫特比較文學研究》 (Swift and Others) (2015)。羅森教授將斯威夫特研究拓展到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博大深邃,奇思迭出。
[6] 埃絲特就是斯威夫特筆下的斯特拉(Stella)。
[7] 卡德努斯是斯威夫特教職「主持牧師」 (Dean) 這個字的拉丁文decanus的字母顛倒排序,范妮莎 (Vanessa) 來自范訥梅瑞 (Vanhomrigh) 的名字。參見劉意青:《英國18世紀文學史》(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95。
[8] 欒棟認為,1750—1850年是西方美學的「正題階段」,1850—1950年是西方美學的「反題階段」,1950—2050是西方美學的「合題過程」。
[9] 畢達哥拉斯認為身體是靈魂的墳墓。柏拉圖認為靈魂必須擺脫身體「洞穴」的束縛才能獲得理性。笛卡爾將人的存在完全歸結為理性的存在。
[10] 參見何習堯:「斯威夫特污濁詩中所體現的女性觀」,《名作欣賞》36(2011):1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