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個周末，俄羅斯又一次緊緊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莫斯科時間周五上午到周六晚上，華格納軍團首腦普里戈任從質疑俄羅斯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到占領頓河畔羅斯托夫、向莫斯科推進，再到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達成協議、掉頭返回營地，一場兵變在 36 小時內落幕。
堅硬與脆弱之間，俄羅斯又一次展現了一個模稜兩可的面貌。去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軍事行動之初，我們邀請了單讀的作家朋友們分享了自己眼中的俄羅斯，為它的種種兩面性、我們對它的複雜情感尋找具體的根源。
一年過去，他們的許多觀察依舊對於當下有意義：一個冷酷的國家，與它感情充沛的文學與藝術；一個符號化的政府，與它漫長的富有革命性的歷史；以及戰爭背後，聰明的、憂愁的、樸實的人民。今天我們再次分享這篇文章，看見堅硬背後的人情和苦難。
楊瀟
記者、作家，《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
2017 年十月革命百年時我曾經去俄羅斯採訪了兩周。這些天，我總是忍不住想起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見到的那些聰明的、有教養的人們。因為一個瘋狂的獨夫，他們也不得不被化約為令人嫌棄的符號，甚至一些人口中的「賤民」（pariah 這個詞在英文世界出現得好像從來沒這麼頻繁），真是叫人難過。
另外一件感慨的事情，是又一次見證了晚期蘇聯和 1990 年代的記憶如何塑造了今日俄羅斯——不論是痛苦的內部轉型，還是同樣痛苦的外部地緣政治劇變（不妨參考托馬斯·弗里德曼前些日子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專欄文章「This Is Putin’s War. But America and NATO Aren’t Innocent Bystanders」）。
普京在開戰前的演講並不陌生，如果你對他的軍師之一亞歷山大·杜金有所了解的話。2017 年我也恰好採訪了杜金，他的故事可以參考發表在單讀上的《三種俄羅斯知識分子》，你會看到一種奇怪的非主流觀念是如何一點點登堂入室，成為一個國家官方意識形態的，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與觀念土壤上，生長出了大大小小的普京。
亞歷山大·杜金
張猛
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最近被鋪天蓋地的俄烏戰爭新聞砸得頭暈。不時有久不聯繫的朋友發來普京講話的視頻，問我字幕內容是否可靠。我們自己俄語圈子的群聊則開啟了罵戰模式，一位老師告訴我，「每天都要拉黑幾個人，也被幾個人拉黑。三觀不合真要命！」實話講，我本人面對突如其來的政治事件，處於一種失語的狀態。我似乎患上了話語的「潔癖症」，感覺無論表達哪種觀點，都是被輿論操縱的結果，任何一種觀點都是偏頗的。
為了讓自己安心，我求助於一貫喜歡的「俄羅斯文學」做抓手，於是，我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前對其他斯拉夫民族表達的不滿，讀到布寧對烏克蘭毫無節制的狂熱，讀到布羅茨基針對烏克蘭加入北約而寫作的諷刺詩歌，以及烏利茨卡婭等作家的反戰言論。我莫衷一是，又和自己的俄羅斯朋友聊了聊，沒想到他和我一樣，陷入了迷茫的境地。只是他擔憂的內容比我要具體很多：在讀法律系研究生的他還要擔負家裡的一日三餐，目前實習的律師事務所因為前途不明，隨時有可能停發工資。盧布貶值對於我們只是數字，對他們則意味著能否活命。我感到慚愧，只好安慰他：「希望戰爭可以很快平息吧。」22 歲的他告訴我：「戰爭將會平息，但制裁依然存在。這個會一直持續到我死那天。」
顧湘
作家，《好小貓》《趙橋村》《在俄國》
2001-2004 年我在莫斯科上學，接觸到許多俄羅斯人，絕大多數——無論是認識的人，或是在小城鎮、鄉野遇到的人——都非常非常好，極其友善，樂於助人，就像文學裡的那些好人一樣。但我也從新聞里了解、身邊朋友遇到、甚至親眼目睹過新納粹的暴行，在聖彼得堡，下午陽光燦爛、熙來攘往的涅瓦大街上，幾個光頭黨就在我兩米外襲擊了過路的韓國小伙，用皮靴踹他的頭之後揚長而去，而竟也沒有引起多少路人的驚嘩。許多俄羅斯人也憎惡他們，我的老師說：他們喝了太多毒酒，腦子裡有毒。但許多老師中，也有一位語法課的老師並不掩飾地討厭著外國人。還有一個老太太，討厭著外國人，熱愛著光頭黨，卻對她認識的一位蘇州青年很不錯，在面對眼前一個具體的人的時候，她調動了她主動的感知，而不是根據原先持有的觀念，發現他並不可憎，因此她無法無來由地仇視他。任何地方都有喝了毒酒的人。任何地方的好人，和因為種種原因（也可能只是對你而言）沒那麼好的人，和那個地方的文化、文明、大自然，以及那個地方的政府、官員，都是分開來的事情，你可以愛這個而不愛那個，尤其不應該混成一團來恨。我覺得人也應該獨立而包容，而不想要有你沒我的那種團結。
劉陽子
電台主播、記者、作家
2018 年我去俄羅斯看世界盃，拍節目，除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那些有電子樂的，有 DIY 雞尾酒的，有青年文化場景的，年輕人互相加 Instagram 的地方，還有那些俄羅斯的二線、三線城市，那些接近南部邊界的地方，那些「大後方」，史達林修過地堡的薩馬拉，烈士鮮血染紅的伏爾加格勒，吃生馬肉的韃靼斯坦地界，房東的侄女告訴我想去廣州留學，丈夫去莫斯科打工的少婦問我中國是不是更好掙錢，穿著泳褲的青年魚貫躍入河流，黑車司機開在連接兩個城市的公路上，指著曠野說：這裡，什麼都沒有。我看外面，房子，牛，羊，莊稼，拖拉機，看不到邊際的地，怎麼會什麼都沒有呢。你是六祖慧能嗎？兄弟。
王梆
作家，出版《貧窮的質感：王梆的英國觀察》
契訶夫、帕斯捷爾納克、索忍尼辛等，都是我摯愛的作家，斯特拉文斯基是我喜愛的作曲家，塔可夫斯基是我最崇敬的導演之一，女性主義朋克樂隊 Pussy Riot 的成員，是我最喜歡的音樂人之一，他們都是俄羅斯人。我在劍橋的一個英語學習班上，還認識了一位來自俄羅斯的同學，叫麥克，曾在聖彼得堡的某所大學教數學，現在劍橋一個技術公司做電腦程式員，英語很好，思想西化。第一天下課後，我們就互相推薦了各自的國產電影，我這邊是賈樟柯的作品，他那邊遞過來的是俄羅斯邪典導演 Aleksei Balabanov 的《兄弟》，相當於俄羅斯版的《猜火車》。
我沒有去過俄羅斯，但我猜測俄羅斯一定是一個長期以來觀念分裂的社會，倘若每個俄國人都追捧同一種意識形態，就不會出現上述那些偉大的藝術家，也不會冒出像麥克那樣不怎麼隨大流的青年，更不會有幾千人因反對入侵烏克蘭而一夜之間淪為囚犯。電台里說，俄羅斯的新聞管控十分嚴厲，很多人都不知道烏克蘭正在經受著怎樣的煉獄，各種針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無疑會被視為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虐待和新冷戰的序幕。這都是不難想像的，如果大部分人終其一生所能接觸到的信息，永遠是傾斜的，那麼即使只想短暫地保持中立，也會變得十分困難。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糟糕的嗎？當然有，比如核武器，核武器就是死神的手杖，比如被輻射刺透地層的車諾比中心地帶，要等兩萬年才能變回人居之地。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我每天都祈禱，希望普京不要發動核武器。
車諾比
羅新
歷史學家
在俄烏危機向侵略戰爭發展的這一段時間，我經常想到耶魯的東歐史教授 Timothy Snyder，一個自 2015 年就不斷警告俄羅斯必將全面入侵烏克蘭的歷史學家。我去年夏天聽了他在視頻網站上的幾乎所有演講，對他的思路略有理解。他的書我只讀了《論暴政》，其他幾本只翻翻而已。按照他對俄烏當代史的分析，我想，攫取克里米亞相當於九一八事變，現在發生的就是七七事變。歷史的進步也許會表現為，烏克蘭人民不需要苦鬥八年。對內獨裁、對外霸凌的威權政權，其本質在這樣的時刻才顯現無遺。
Timothy Snyder 和他的著作
巫懷宇
青年學者，《大地上的尺規》
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國家（state）」與「國際關係」都是 17 世紀西歐的發明。越是現實的思想家，例如霍布斯和邊沁，就越是主張國家只是虛構，其實際意義可還原為對暴力的合法壟斷。國界也只是為了滿足各種現實具體的需要而被人為劃出，儘管會參考語言或宗教因素依勢而立，卻絕非文化單方面所能決定。然而現實政治總是超出現實的邊界，從浪漫的想像中借力，利用文化動員政治力量。缺乏政治經驗的人將文化的邊界混淆為國界，而馬基雅維利式的統治者利用這一點；俄國指揮家捷傑耶夫多次指揮過穆索爾斯基的作品，也與普京私交甚密，在 2014 年第一次烏克蘭危機時就公開支持普京政府，但音樂家與政治家畢竟是兩種不同的人。藝術研究者常說音樂的無語義性使其遠離政治，這甚至保護它度過最黑暗的時代。就在昨日，因捷傑耶夫八年前的言論，且如今又拒絕對俄烏戰爭表態，他被慕尼黑愛樂樂團解約。不知被捲入輿論紛爭的他有否想起過基輔大門的輝煌金頂，以及音樂才是唯一能真正訴說它的光榮的語言，這樣的價值本不必參與到這些狹隘的紛爭中去。
指揮家捷傑耶夫
廖偉棠
詩人
作為一個熱愛俄語詩歌的漢語詩人，我遭遇最大的誤會也和俄語詩有關。1999 年的時候，我創作了一組詩《末世吟》，書寫兩個世紀交接之間的流離浪蕩，其中作為序曲的，是一首《1927 年春，帕斯捷爾納克致茨維塔耶娃》。
這可能是我最多讀者的一首詩，尤其是裡面那一句「說吧，今夜，我的嗓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車，你的名字是俄羅斯漫長的國境線。」但因為這首詩我是代入帕斯捷爾納克的口吻寫的，以致於常被誤當作帕斯捷爾納克的詩。直至有人把它譯回俄語，上傳到一個俄語文學論壇，才被研究者發現帕斯捷爾納克根本沒有寫過這首詩。
現在提起這句「你的名字是俄羅斯漫長的國境線」未免像是反諷，因為這都成了敏感詞了，俄羅斯也因為對國境線的貪得無厭，給鄰國帶來無邊的痛苦。
蘇聯則以別的方式給他優秀的詩人帶來痛苦，除了帕斯捷爾納克和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我最愛的詩人曼德爾斯塔姆和策蘭一樣是蘇聯的痛苦的承受者。而同代詩人中我最欣賞的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出生於烏克蘭的敖德薩，亦因為蘇聯解體後的排猶浪潮流亡美國。我和卡明斯基相識於鹿特丹國際詩歌節，我們一見如故，因為我們的詩都深受曼德爾斯塔姆影響。
不過那次，我們談論最多的，是娜傑日達·曼德爾斯塔姆——曼德爾斯塔姆的妻子，她那偉大的回憶錄那年剛剛在中國大陸出版，我告訴卡明斯基，他表示難以置信。如果你們有幸看到這本絕版的譯本，相信就能理解當時我和卡明斯基的心情。
日後我為娜傑日達和中國的娜傑日達寫了好多篇文章和好幾首詩，其中一首《光手裡》結尾是：
「光手裡的核，一星半點
鐵丁香
廢棄的集中營暴雨進駐
是的，我是暴雨，尋找落髮」
娜傑日達和曼德爾斯塔姆，他倆正是認識於基輔，他們的愛情故事，比我想像的帕斯捷爾納克對茨維塔耶娃的愛要艱辛淒楚得多，那一場暴雨根本說不出你的名字。
娜傑日達·曼德爾斯塔姆
胡赳赳
記者、作家
如果要找一位作家，是能夠進入俄羅斯或烏克蘭的線索，我希望是納博科夫。或者說要找到一條和歐洲的有關線索，我同樣希望是納博科夫。當然，如果說和美國發生絕大的關係，他同樣會是納博科夫。
19 世紀的最後一年，他出生在聖彼得堡。在 1899 這一年裡，誕生的作家還有：中國的老舍和聞一多；日本的川端康成；美國的海明威；阿根廷的博爾赫斯。納博科夫的父親是個自由主義者，做過記者、律師和政治家。他小時候家裡說三種語言：俄語、英語和法語。他最先會說的是英語。他 18 歲時，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全家乘船到克里米亞避難，父親在克里米亞任司法部長。18 個月後，克里米亞被蘇維埃接管，全家流亡到西歐：先是在英國，後來去了德國柏林。
1919 年 10 月，納博科夫進入劍橋的三一學院攻讀法國及俄羅斯文學，「靠一筆與其說是作為智力價值的承認，不如說是政治災難的補償而頒發的獎學金。」他在《說吧，記憶》中說到：「我在英國的大學歲月的經歷其實就是我努力成為一個俄國作家的經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勃洛克那樣的俄羅斯詩人，當時他有一種近乎病態的恐懼：「我害怕由於外國的影響，我從俄國搶救出來的僅有的事物——她的語言——會喪失與腐敗……我時常徹夜不睡，被堂吉訶德式的一堆厚重的書本包圍著，創作典雅並稱得上不結果實的俄語詩歌……」
納博科夫在劍橋大學畢業後，到柏林與家人團聚，好在柏林的物價只有巴黎的四分之一，納博科夫不可能規規矩矩地做一個小職員。從小受到的教育使他形成了準則：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藝術自由。納博科夫在一家德國銀行只幹了三個小時就辭了職，從此以後再無固定的工作，以教授語言、拳擊、網球為生。1922 和 1923 年之間，在柏林可以看到很多重要的俄國作家的身影（其中有些並非是流亡者）：高爾基、別雷、伊萬諾夫、霍達謝維奇、馬雅可夫斯基、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阿.托爾斯泰及什克羅夫斯基等。「很少有例外，一切具有自由派思想的群體——詩人、小說家、批評家、史學家、哲學家等——都離開了俄國。那些沒有離開的不是在那裡凋萎下去，就是因順從了國家的需要而玷污了他們的天才。」
1922 年，他曾和卡夫卡共乘過同一輛街車：「那張臉令人難忘，它的蒼白，緊繃的皮膚，非同尋常的眼睛，在山洞中閃爍的催眠般的目光。後來當我第一次見到卡夫卡的照片，我立刻就認出了他……想一想：我本來是可以同他交談的。」
他 23 歲時，父親在柏林被俄國政敵中的極端分子所刺殺——是為了掩護在野黨領袖而被誤殺——這一情節被改編寫進小說《微暗的火》中。這時他的筆名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弗拉西林」，只在俄僑精英文化圈中被知曉。由於二戰前的反猶運動，他在 38 歲時，和猶太人妻子薇拉從柏林移居巴黎。42 歲時，又被迫從歐洲移居美國。49 歲，他任康奈爾大學俄國與歐洲文學教授，並開始寫作《洛麗塔》。
納博科夫
他對文學的理解有兩則逸事可供一閱。
第一則：
納博科夫在美國講俄國文學時，在黑暗的屋子裡先打開屋角的一盞燈，說：「在俄羅斯的文學蒼穹上，普希金是第一盞明燈。」接著打開中間的一盞，說：「這是果戈理。」然後又一盞，「契訶夫是俄國文學悠遠的餘韻。」然後他大步走到窗邊，扯開窗簾，讓陽光傾瀉全室，喊道：「這就是托爾斯泰！」
第二則來自一封《給薇拉的信》：
我們可以總結出蘇聯文學工作者的奮鬥路線：去掉政府不喜歡的部分、大眾不喜歡的部分、文學界大佬們不喜歡的部分、同伴不喜歡的部分，儘量符合國家學說、民族學說、大眾共識，寫作技巧共識，把作品弄得光滑可口，圓潤小巧如鵪鶉蛋，並且每一隻鵪鶉蛋的大小和形狀都彼此相似，所有的蛋都像是同一隻鵪鶉生出來的，甚至蛋皮上的花紋和生出來的熱度也基本一致。蘇聯的文學報刊就是這些可笑的鵪鶉蛋集體篩選和展示的場所。他們的荒唐、愚蠢和可笑令人難以想像。
順便說一句：克里米亞半島一直是俄羅斯與烏克蘭發生地緣衝突的區域。克里米亞曾經是共和國，後來是蘇聯的自治州。蘇聯解體後，又成為烏克蘭的自治區域。2014 年，克里米亞鬧獨立，然後由俄羅斯接管。
來看看納博科夫如何評價歐美作家的：
「加繆、洛爾卡、卡桑扎基斯、勞倫斯、托馬斯·曼、托馬斯·伍爾夫都是二流作家，短命作家，跟其它數百位二流作家一樣。為此我不被他們陣營里的追隨者所喜歡。」
「布萊希特、福克納、加繆，還有其他一些作家，對我來講什麼也不是，當我看見查太萊夫人的性交或龐德做作的胡說八道被說成是偉大的文學時，我懷疑有陰謀。」
「海明威和康拉德在精神和情感上的幼稚不可救藥。」
如果說政治和文學都離不開「現實」的話，我們不妨看看納博科夫是如何定義的：「現實是非常主觀的東西……人們離現實永遠都不夠近，因為現實是認識步驟、水平的無限延續，是抽屜的假底板，一往無前，永無止境。人們對一個事物可以知道得越來越多，但永遠無法知道這個事物的一切……我們多少生活在鬼一樣的事物里……」
汪天艾
西班牙語譯者、編輯
提起俄羅斯，總是會首先想起普魯申科在 2004 年俄錦賽上的自由滑節目《獻給尼金斯基》，背景音樂從呼嘯的風聲中浮現，廣袤壯闊的情感澎湃，為愛而生，為自由而死。
多年前有個朋友去俄羅斯旅行，想找普希金的故居（或是雕像）而不得，舉著地圖發懵的當口，過路的一位本地老太太停下來問她在找什麼，朋友不會俄語，老太太幾乎不通英語，卻聽懂了「普希金」的名字，帶著朋友找到了目的地，離開的時候對她憋出了兩個詞：「Pushkin, beautiful.」 這個故事朋友講給我聽的時候我曾經無比感動，那時我篤信有這樣的大美的存在，可以無視政權的更迭，衝破語言的隔閡，跨越時間的長河，亘古地停留在那裡。此刻寫下這些卻有些遲疑，似乎太輕巧了，輕巧得令人羞愧。還是就此擱筆吧。
▼
加入 2023 單讀全年訂閱
看見堅硬的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