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道北中架村。位於太華路（向北）與自強東路的夾角處，向北可到二馬路。
改革開放以來，陝西人境外游一度盛行「新、馬、泰」，道北人則默認為：辛家廟、馬旗寨、太華路，乖乖！稍微一動彈，就是一趟三國游，這是道北人獨有的幽默。
兒時的我，很狹隘地認為道北就是中架村，中架村就是道北！是我的天，也是我的地，是我出生的搖籃，我開混沌啟智的地方。當年招生，老師走進我們狹窄擁、擁擠、嘈雜的巷子時，一群玩耍的孩子們喚出家長，只要你辨識出紙板上的幾種顏色，或者看你能數多少數，就錄取上學啦，由於家和學校比鄰，學校的上課預備鈴聲響了，我們再動身都不會遲到。
剛進學校，聽著教室里傳出的朗朗讀書聲，便有樣學樣地跟著誦讀，還無師自通地學會第一首兒歌：美國強盜王，名叫詹森，他的嘴巴蜜蜜甜，藏的是野心，轟炸越南城，殺害老百姓……
兒時窮玩的遊戲
兒時沒什麼可玩，就自尋歡樂，雨水窩裡放小船，玩出了西湖的感覺；尿泥做出小球球，彌補買不起彈球的遺憾；用廢書疊三角、麵包摔、打，翻騰齊抓，從手心到手背乃至小臂肘，各種技巧、玩法，不亦樂乎，其樂無窮。
小時候，我們愛玩一種「吹畫片」的遊戲，先是小夥伴們各自手裡攥著數量不一的畫片，齊聲喚「預備齊」，同時展開手掌，比多少，然後把畫片全部放在地下劃出的飯碗大小圈裡，畫片多者優先從圈裡向外吹，吹出來的畫片就是自己的戰利品，隨後按多寡依次類推。
一般，力氣大的一次就能把圈內的畫片全部吹出來，就算完勝了。但這次卻出現了意外，前邊幾個人竟然沒有吹出來一張。大家沮喪之際，輪到了前院的根五，他喜形於色，急不可待，俯下身體，憋足氣力，用力一吹。
可能是想著別人不行，這都是自己的，激動地還未鼓勁氣息咋瀉，致使圈裡一堆畫片發生了輕微的晃動，大夥便認為他已吹了，齊聲呼喊了起來：「大家都沒贏，再來一盤」。
根五急忙表白，自己還沒開始吹呢，還俯下身準備吹，大夥信誓旦旦，公認他吹過了。
據理道：「剛才畫片是不是動了一下?」
「是」！根五老老實實的回答。
「沒吹咋動呢？」
「可我真的沒開始吹呀！」……
面對根五詛咒、發誓，大家毫不猶豫地把他從人群中間拽了出去，任其申辯、抓狂，大夥只管圍著圈盡情玩耍。
雪花膏 彎彎腰
巷子裡經常有一位弓背彎腰，提籃叫賣的老人，一進巷口就用秦腔高聲吆喝叫賣；「雪花膏……雪花膏……沒有瓶子拿紙包……」
高亢悠揚的叫賣聲，劃破了小巷裡的平靜，也讓以河南話為母語的道北小巷有了別樣韻味。寂寞無聊的大小孩兒們聽到叫賣聲，紛紛出來看西洋景，即興加詞跟著老者的叫賣聲胡謅起來。
老人吆喝：「雪花膏……」
孩子們：「彎彎腰……」
老人、孩子們同聲：「沒有瓶子拿紙包……」
老漢樂、孩子們也大笑起來。
老漢樂此不疲，自己賣貨還有人附和，省了氣力。孩子們樂在直述現狀，（老漢是個）「彎彎腰」，就這樣，一句秦腔、一句豫劇，合轍押韻，樂在其中。
賣黃土的、黑臉女人和綠豆粉漿
巷子裡除了高亢悠揚的「雪花膏」叫賣，還有比道北這些河南後裔們的老家口音更土、味道更重、更渾厚低沉的叫賣聲「賣黃土……」那時候，各家各戶全都是燒的面煤，必須參合一定比例的黃土黏合成煤餅（也有做成煤球的）後，才能燒火做飯。賣黃土人很實在，拉的每一架子車黃土都堆出車邦冒高尖，黃土五毛錢一車，卸車後現場給你掃得乾乾淨淨，生怕虧了買主。
與此同時，一個黑臉女人，常常選擇在盛夏的午後，太陽稍偏西時分，在中架巷裡來去匆匆。這時候，學校的樓房遮擋了正午烈陽，讓巷子裡有了庇蔭，感覺涼爽。黑臉女人是一位理髮師，手裡提著一個不大的提兜，裡面裝著最簡單的傢伙什，遇到有理髮的學生，圍上圍裙動手就理。她理髮又快又好，從不拖泥帶水，三下五除二，一個頭就理好了。起初，大家恐懼這個半張臉長著黑胎記的矮個子女人，感覺彆扭、嚇人，但她卻我行我素，對大家的看法全然不顧，她用嫻熟的手藝很快就贏得大家的信任。
那時候，手動的理髮推子經常夾頭髮，把理髮者痛得齜牙咧嘴，她急忙安撫道：「馬上就好了。」說得風輕雲淡，手上卻不曾停止，大人們見她手藝好，人也隨和，就與他拉話，她收了五分錢後，急匆匆地趕往另一處。
中架村西頭1號院對面的院子很大，村里人都稱之為「馬號」。大院裡面有圈養的騾馬牲畜，還有磨豆漿的作坊。鄰居嬸子，到了夏季常使喚我跟她一起去「馬號」，抬一大鐵桶粉漿回來。院內幾家相互分享，很快河南風味名吃「漿水面」便開啟了因酷暑高溫厭食的「河南擔」們，冥冥之中的味覺記憶。一時間，整條巷子裡瀰漫著漿水那種微酸的味道，老鄉們則歡欣地互相打招呼：「今天吃漿水面嘍」。
「漿麵條、綠大豆、一毛錢、一格嘍……」
濃濃的粉漿湯酸酸的、香香的、濃濃的，濃縮著全都是平凡百姓的幸福感。
我那貧寒的家
母親得病後，半身不遂多年，父親的早逝，家庭境況逐日漸衰，全由大姐擔當。大姐帶著與我哥倆一樣大的仨孩子共同生活。既要上班工作又要打理家務，總是不停地匆匆忙碌。行動不便的母親在去巷子口外茅房的途中偶有失禁，前院的玉華嫂怕忙碌的大姐抱怨，就把母親攙扶到他家，讓母親坐會兒說說話，一來消磨時間，二來要等她把母親尿濕的褲子洗淨、晾乾，一切完成後再把母親送回來，儘可能地舒緩我們的生活壓力，直到後來才知道這常態化的「偶然」。得知真情後，這個舉動感動了我們一家人，讓我們的心中充滿了感恩之情。
再就是茅房對面小道里住的玉愛姐了，她跟我哥是同班同學，每次見到我母親都出手相助，攙扶母親，生怕母親有所閃失。母親晚年最開心的事就是念叨和誇獎她：「咋這麼好的孩子！」
母親在批評和抱怨我做不好事時，總愛拿玉愛姐說事，說：「你看人家玉愛，咋就做啥啥好呢！」。
玉愛姐的父親徐叔，自從當了黃河棉織廠的廠長，仍然和普通工人一樣待人接物，待人和藹可親，從來不擺架子。我下鄉當知青幾年後，那年招工，他們廠正好也在我下鄉的鳳翔縣招工，我被招工到了西郊新西北的印染廠。徐叔問我：「願不願意回到黃河棉織廠上班？這樣離家近，上下班也方便。」我當時只想憑自己的能力飛得更高、飛得更遠，遠離道北擁擠、嘈雜的貧民窟，也就沒有正面答覆他，含含混混地應付過去。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我是多麼地摯愛著這片土地。即使有條件住進環境優雅的高檔社區，腦海縈繞的還是道北的日子。老輩人的艱苦歲月，童年、少年的快樂時光，街坊鄰居的互助、友愛，默默地傳承著民族的傳統美德，潛移默化地印在我的骨子裡。
感謝趙利文先生的歷史瞬間，為本文增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