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汪曾祺：
西南聯大的「壞學生」
文｜汪朗 汪明
寫作是因為數學不佳
爸爸出生在江蘇高郵縣，當時汪家在高郵還算是殷實人家，有兩百多間房、兩千多畝地和兩家中藥店、一家布店。汪家雖沒出過大官，卻有些文化，家裡人大都讀過書，書畫、字帖之類的也不少。爸爸的祖父考取過小小的功名，算是「儒商」；爸爸的父親畫畫在當地很有些名氣。所以爸爸上小學時，國文成績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滿分，畫的畫也總被貼上牆展覽。
但凡有特長者，必有特短之處，爸爸數字這根筋似乎就沒長好。我們都認為，爸爸是由於理科不好，才轉而去當作家的。此論並非臆測，有詩為證：
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這詩是爸爸69歲時寫的，雖語帶調侃，但也有真實的一面。
他上初中時，有個老師見他美術不錯，曾想培養他成為建築設計師，這在當時是很吃香的職業。但是看了爸爸的幾何作業後，這位老師只好作罷，並發感慨：「閣下的幾何乃『桐城派幾何』。」因為幾何求證須環環相扣，可是爸爸卻常常缺好幾個步驟，就毫無道理地得出了結論，硬是把寫文章時的跳躍思維挪到數學上來了。
西南聯大的「壞學生」
1939年，爸爸如願以償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用今天大學的標準衡量，當年的爸爸絕對算不上好學生。因為他生活太散漫，學習太偏科。爸爸的散漫是有據可查的。他在小說《雞毛》中，對聯大25號宿舍有這樣一段描寫：
二十五號南頭一張雙層床上住著一個歷史系學生，一個中文系學生，一個上鋪，一個下鋪，兩個人合住了一年，彼此連面也沒有見過：因為這二位的作息時間完全不同。中文系學生是個夜貓子，每晚在系圖書館夜讀，天亮才回來；而歷史系學生卻是個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鋪的鋪主睡覺時，下鋪是空的；下鋪在酣睡時，上鋪沒有人。
這睡在下鋪的中文系的夜貓子，就是爸爸。
晚上不睡覺，白天自然不能按時上課，加之爸爸當時「自由主義」十分嚴重，有興趣的課便上，聽不下去的就逃，因此學習成績也就好壞參半，不少課學得相當差勁。
聯大文學院的必修課之一是《西洋通史》，可是爸爸對此始終沒有入門。他曾經交過一份作業，內容是他精心繪製的亞力山大時期馬其頓帝國的版圖，老師在發還作業時加了一段評語：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學術價值全無。所以第一學期，他的《西洋通史》考試只得了37分，第二學期只有考到83分以上，兩次平均分數超過60分才能及格。即便這樣，他也不想為此花費功夫，臨到第二次考試之前，他拉了兩位歷史系的同學坐在兩旁，左抄抄，右抄抄，居然抄了85分，總算過了關。
一些無法找人幫忙的課，爸爸就傻眼了。體育課便是如此。教大一體育的是馬約翰教授，當時他已經60開外，但是身體還頗為健壯。他是混血兒，上課不說中文而說帶有北歐口音的英語。學生列隊，他要求學生必須站直：「Boys! 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爸爸年輕時就有些駝背，始終未能straight起來，因此上過幾次課後，就逃之夭夭了。但是，聯大的體育是必修課，而且要上兩年，沒有拿兩年學分就不能畢業。為此爸爸以後可吃了苦頭。
還有一門必修課很讓爸爸頭疼，就是英語。大一英語他是連滾帶爬，湊合及格的。到了大二英語期末考試時，爸爸借來同學的筆記（他上任何課都不記筆記，實在是瀟灑得可以），連續開了幾個夜車複習備考，沒想到，由於過度疲勞，到了考試的當天，他竟然一睡而不醒，錯過了考試時間。結果大二的英語成績是零分。大學四年學習期滿，爸爸就因為體育和英語不及格，又在學校多待了一年。
爸爸更多的課學得相當不錯。這些課，有的是因為他非常感興趣，捨得下氣力往裡鑽；有的是他原本基礎就較好，又有靈氣，因而很能出彩。
西南聯大中文系有許多名教授，他們講的課爸爸大都聽過。這些教授對學生都不錯，但有的更喜歡遵守紀律、刻苦治學的；有的更喜歡有才的，不太刻苦也無妨。
在前一類教授面前，爸爸不太吃得開。例如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教宋詩，他很認真，上課時帶著一沓卡片，一張一張地講，還要求學生詳細地記筆記，還要定期考試，小考之外還有大考。可惜，爸爸不是這樣的好學生，他上課從來不記筆記。於是上朱先生的課便有些不適應了，所以就經常缺課了。大學學習期滿，爸爸找不到工作，當時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先生想讓朱自清先生收他當助教，朱先生一口回絕：「汪曾祺連我的課都不上，我怎麼能要他當助教？」
不過，教授中並不都像朱自清先生那樣要求嚴格，不少教授的課都不用考試，只是要求學生到期末交一份讀書報告。逢到這樣的課，爸爸就能夠應對自如，因為他的才能可以充分發揮，讀書報告常能別出心裁，受到嘉獎，這使爸爸很得意，以後屢屢向我們提起。
他在上楊振聲先生的「漢魏六朝詩選」課時，根據一句古詩「車輪生四角」，寫成了一份很短的作業《方車論》，從這合乎情而悖乎理的奇特想像中，挖掘出了詩中人物依依惜別的感情。楊先生看過大為讚賞。到了期末，楊先生宣布，班上的同學都要參加考試，只有汪曾祺除外。因為他寫了《方車論》。楊先生平素對爸爸也很好，有一次，他托沈從文先生帶話讓爸爸到他的住處去，親自給爸爸煮了一杯咖啡，然後讓爸爸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1876-1930，書畫家)的冊頁，因為他知道爸爸也喜愛繪畫。
聞一多先生也很喜歡爸爸，儘管兩人「政見」不同——在西南聯大期間，聞一多先生的政治態度出現明顯轉變，逐步成為先進的民主主義者，而爸爸當時則對政治基本不聞不問，甚至對聞先生參與政治的做法還有些不以為然，覺得文人就應該專心從文。聞一多先生在聯大中文系開了三門課：楚辭、古代神話和唐詩。這三門課，爸爸都選了。
聞先生上課有一個特點：可以抽菸。老師抽，學生也可以抽。他一走進教室，便點燃菸斗。有時抽捲菸，還問一問學生：「你們誰抽？」老師的煙，學生自然是不好意思要的，於是大家全都擺擺手，等到聞先生點燃煙之後，下面抽菸的學生隨即也開始吞雲吐霧，這其中便有爸爸。
聞先生教楚辭，爸爸記得最牢的是他的開場白：「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為名士。」聞先生教的古代神話，爸爸的評價是非常「叫座」，因為聞先生講的這門課「圖文並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按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因此，不單是聯大中文系、文學院的學生爭著聽，就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學生也趕來聽。當時工學院與文學院一個在城東，一個在城西，聽聞先生講課，工學院的學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
爸爸對聞一多先生講課的印象最深的，還是唐詩。一來聞先生課講得好，二來爸爸對此也感興趣。他不只一次說過，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世無第二人。因為聞先生既是詩人，又是畫家，而且對西方美術十分了解。因此能將詩與畫聯繫起來講解，給學生開闢了一個新境界。他講晚唐詩人時，便是把晚唐詩與西方後期印象派的畫聯繫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點畫法），說點畫看起來只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繫。
爸爸對聞先生的這門課可以說是「深有體會」，因為他也是對文學和美術都感興趣的一個人。後來，爸爸曾替一個比他低一班的同學代寫了一篇關於李賀詩作的讀書報告，聞一多先生看過大加讚賞，評價說：「比汪曾祺寫得還好！」
大齡結緣
爸爸在昆明一共住了7年，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時期之一。在這裡，他接受了高等教育，結識了許多師長和朋友，開始走上文學創作之路，還認識了一個與他以後的生活密切相關的人物——媽媽。
我們的媽媽施松卿，福建長樂人，1918年3月15日生，比爸爸大兩歲。
媽媽小時候，時而在老家，時而在南洋，跟著外婆到處跑。外公的收入按國內標準看還是相當可觀的，因此在老家建了房，買了地，日子過得還不錯。
1939年，媽媽來到昆明考入西南聯大，和爸爸是同一年，但不是同一個系，所以並未相識。媽媽畢業之後，由於戰爭，家中經濟來源中斷，為了謀生，便到中國建設中學，這樣就和同在建設中學任教的爸爸成了同事，這才相識。之後很快就互相有了好感，有點相見恨晚的味道。那時，他們一個25歲，一個27歲。
談到大學的往事時，媽媽常常很得意地說，在西南聯大，人們叫她「林黛玉」，因為她長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細細的眼睛，又有病，一副慵慵懶懶的樣子。還有叫她「病美人」的。當然，她的本意不是說自己有病，而是有病時尚且如此之美，沒有病就更不用說了。一次，我們問爸爸是否如此。他笑嘻嘻地說：「是聽過有這麼個人，有這麼個外號，但當時不熟。等到我認識你媽媽時，她的好時候已經過去了。」說得媽媽乾瞪眼。
一次爸爸媽媽聊起聯大的事情，媽媽對我們說：「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著長衫，一點樣子也沒有。外文系的女生誰看得上！」
「那你怎麼看上爸爸了？」媽媽很得意地說：「有才！一眼就能看出來。」
選自《汪曾祺別集》
汪朗，汪曾祺之子。汪明，汪曾祺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