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我到位於王府井大街36號的中華書局古典文學編輯室報到，開始了我後半生三十餘年的編輯生涯。1988年杪，已調離中華書局總編室至文化藝術出版社任社長兼總編輯的黃克先生（1937—2018）邀我去該社主持一個編輯室的工作，終於結束了我在中華六年的工作。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在中華時間並不算長，卻為我以後從事文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堪稱是一次學術的洗禮。
學人與編輯
上世紀80年代中，我在中華書局工作期間，全國出版業基本處於計劃經濟階段，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較有古籍出版優勢的大社，力爭編輯學者化的努力方興未艾，對書稿精雕細琢、精益求精，幾乎是大多數編輯的共同追求。上世紀70年代初「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整理是繼60年代中斷的工程重新啟動的，曾會聚起全國一大批專家，中華書局借調或調入白壽彝、劉大年、張政烺、翁獨健、唐長孺、陳仲安、王仲犖、孫毓棠、王鍾翰、陰法魯、陳述、王毓銓、周振甫、啟功等著名學者來出版社參與這項有歷史意義的工作。1978年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本就全部出齊，傳下學人與編輯通力合作的一段佳話。
周振甫先生（1911—2000）在參與「二十四史」整理過程中，人事關係也於1975年從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調入中華書局。1983年2月4日正值農曆癸亥年立春日，首都出版界熱烈祝賀周振甫從事編輯工作五十年的集會在當時的文化部出版局會議室隆重舉行，與會者超過百人，學界與出版界的著名人士如錢鍾書、王子野、葉至善、啟功、楊伯峻、劉葉秋等先生皆前來祝賀，為人作嫁的編輯能夠獲此殊榮，極大震撼了剛到中華半年的我，編輯的學者化從此成為我不斷努力的方向。
1983年2月4日上午9時，中華書局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在出版局三樓會議室聯合舉行祝賀周振甫同志從事編輯工作五十年茶話會，與會人員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為：於廉、趙守儼、張先疇、啟功、周振甫、楊伯峻、王春、程毅中、馬緒傳、周妙中，後排左起為：常振國、許逸民、柴劍虹、冀勤、黃克、趙伯陶、趙又新、王秀梅、雋雪艷、馬蓉、劉尚榮、江寶章。
編輯與作者之間的學術關係，在周振甫與錢鍾書兩位先生的交往中最為感人。1947年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手稿經由葉聖陶先生交開明書店出版，周振甫先生當時擔任此書的校對工作，認為該書沒有目錄不便查閱，特為之編目，因而受到錢先生的讚賞：「周君並為標立目次，以便翻閱。底下短書，重累良友，浪拋心力，尤所感愧。」（《談藝錄》首版序後附言）1977年，錢鍾書先生特將其《管錐編》書稿交予中華書局出版，並期望周振甫先生擔任此書的責任編輯。翌年初，周先生向編輯室提交《審讀報告》，同時附有長達38頁的修改意見。1979年8月《管錐編》出版，受到學界的一致好評，錢先生在序中有云：「命筆之時，數請益於周君振甫，小叩輒發大鳴，實歸不負虛往，良朋嘉惠，並志簡端。」三年以後，在周振甫從事編輯工作五十年的慶賀會上，錢先生又深情地談到《談藝錄》《管錐編》二書在定稿過程中，周先生所給予的無私襄助。編輯與學者這一長達三十餘年的深情厚誼，正是建立於相互尊重並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的基礎之上的。
1983年中，編輯室分配我審讀一部有關清代桐城派文集的點校整理書稿，並請周振甫先生覆審，這令我有了向周先生請益的機會。周先生在我審稿意見上密密麻麻的批註，給予我深刻的啟發，雖然至今許多內容早已忘記，但其中有一句話令我印象異常深刻，即「再查一下」。四字無多，卻言簡意賅地道出做編輯所應當必備的基本功：即要時時以各種工具書或相關著述為師，絲毫不能偷懶懈怠，否則就易生訛誤。「學問」一途之「問」，不僅意味著覿面向師長或友朋求教請益，在很大程度上更趨向於直接向書本問津求道。學無止境，這四個字的確令我終生受用。
1986年，國家出版局局長邊春光先生（1925—1989）為上海辭書出版社主編《出版詞典》，中華書局有多名編輯參與其事，周先生名列十九名編委之中，我則在一百餘名的「主要撰稿人」之列，如此就有了與周先生更多接觸的機會。
1986年夏：趙伯陶、周振甫、許逸民
（太陽島《出版詞典》會議）
1987年夏，我陪同周振甫先生到哈爾濱太陽島出席《出版詞典》編輯會議，旅途中所乘坐的「安24」小型飛機一遇紊亂氣流就上下顛簸，空調運行也不穩定，而且中途要在瀋陽起落一次，一路辛苦難以備述。周振甫先生卻鎮靜自若，一改素常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嚴肅態度，時常談笑風生，議論縱橫。儘管周先生的浙江平湖方言一說快了，我就似懂非懂，難得要領，但先生的睿智與幽默仍能於其語氣與表情中不時洋溢而出，當時先生的音容笑貌，至今記憶猶新。在六個多小時的航程中，我特意談及周先生於60年代初所著《詩詞例話》一書對我的教益，並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不料周先生卻立即收斂笑容，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書寫得不好，你要是發現錯誤，請多提意見。」這反而令我有些無地自容了。謙遜與虛心，永遠是一位真正學者的本色。
周先生一生著述等身，怹後來贈送我的《文章例話》《小說例話》以及《詩經譯註》《周易譯註》《文心雕龍注釋》《文心雕龍今譯》《談藝錄導讀》等著作，我都仔細拜讀過，受益匪淺，然而若論對我影響的刻骨銘心，則非早先反覆閱讀過的《詩詞例話》一書莫屬。毫不誇張地講，正是這部著作令我日後走向了文史治學的道路。
學人而兼編輯並做出不俗業績者，在中華書局指不勝屈。歷史編輯室楊伯峻先生（1909—1992）是1960年調入中華書局的，作為著名的語言學家與古籍整理專家，楊伯峻先生著述宏富，《中國文法語文通解》《文言語法》《古漢語虛詞》等為語言學專著，《列子集釋》《論語譯註》《孟子譯註》《春秋左傳注》等古籍校注成果，更為治文史的學人所熟悉。哲學編輯室馬非百先生（1896—1984）是1957年調入中華書局的，他一生致力於先秦史與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著有《秦集史》《秦史綱要》《管子輕重篇新詮》《秦漢經濟史資料》《桑弘羊年譜》等。歷史編輯室王文錦先生（1927—2002）是「三禮」專家，著有《禮記譯解》，點校《周禮正義》《大戴禮記解詁》《禮書通故》等，我曾向王先生請教過古代宗法社會有關「五服」關係的諸多問題，一經詮解即豁然開朗，猶如醍醐灌頂。
20世紀80年代中攝於長城。前坐者：王力、楊伯峻。後排：鄭仁甲、王瑞來、趙伯陶。（左起）
學人與編輯界限的模糊，是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華書局等大型古籍出版社的一大特點。如文獻學家、詞學家孫人和（1894—1966）於1958年來中華書局古代史組從事編輯工作，文字學家馬宗霍（1897—1976）於1962年調來中華書局任編輯，天文歷算學家曾次亮（1896—1967）、文獻學家童第德（1894—1969）、版本目錄學家陳乃乾（1896—1971）、文學史家徐調孚（1901—1981）等學者，皆曾任職中華編輯，為共和國的出版事業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史學家張政烺（1912—2005）曾於1962年被文化部任命為中華書局副總編輯。20世紀80年代以後馳名學界的中華書局總編輯傅璇琮（1933—2016）、副總編輯程毅中（1930—），對於80年代進入中華的新編輯而言，他們編輯學者化的榜樣作用更為顯著。傅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程先生的《唐代小說史》《宋元小說研究》等皆可稱傳世之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沈玉成（1932—1995）、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褚斌傑（1933—2006）皆曾任職中華書局編輯。作為著名學者，沈先生的《左傳譯文》《南北朝文學史》、褚先生的《中國古代文體概論》《楚辭要論》，都是功力深厚之著述。文史大家、北京大學教授吳小如先生（1922—2014）於20世紀80年代初也曾供職於中華書局《文史》雜誌數月。在中華書局，學人與編輯水乳交融般的「難解難分」，堪稱當時出版界的一時之盛。
典籍與版本
在中華書局當編輯，無論哲學、歷史、文學，熟悉有關典籍及其目錄、版本，屬於不可或缺的基本功。20世紀80年代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成立《古本小說叢刊》編委會，擬選版本價值較高的善本、珍本乃至孤本白話小說百種，分輯出版，每輯選小說五種，交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我參與了第一輯《唐三藏西遊釋厄傳》《生花夢》《才美巧相逢宛如約》《斬鬼傳》以及舒元煒序本《紅樓夢》五種的影印工作，在努力將珍本白話小說原貌呈現於廣大讀者的同時，也培養了自己有關典籍與版本方面的意識。
以《紅樓夢》為例，舒元煒序本屬於十二種脂硯齋評本之一，或稱之為「脂評本」；是抄本卷首有序，後署「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屠維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氏舒元煒序並書於金台客舍」，乾隆五十四年即公元1789年，為農曆己酉歲，故又稱「己酉本」。這部抄本原藏玉棟處，玉棟字筠圃，滿洲正白旗人。黃葉《舒元煒序本〈紅樓夢〉小札》（載《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五輯）有云：「舒元煒，字董園，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舉人。此後，屢上公車，均未獲售。直至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進京應春闈，結果，和他弟弟元炳仍均名落孫山。曾寄寓玉棟之家，看讀易樓藏書。玉棟出示這部抄本《紅樓夢》，舒元煒作了校勘，並寫下駢文序。元炳則題詞一闋。」這一番考索，可惜未註明出處。另據黃葉先生考證，舒序本《紅樓夢》當為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前所抄。舒序本以後輾轉為著名學者吳曉鈴先生所收藏，殘存一至四十回，雖無脂硯齋批語，卻仍屬脂本系統，保存了曹雪芹初稿的某些痕跡，較為珍貴。書局在影印舒序本的過程中，又以「金鑲玉」的形式重新裝裱了這一抄本，起到妥善保護善本的作用；而將其原貌公諸世，對於紅學研究無疑是一個有力的推動。
在責編《古本小說叢刊》第一輯的過程中，我從中學到了不少有關典籍版本的知識，同時分別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7年第185期）、《瞭望》（海外版1988年第18期）、《書品》（1987年第4期）撰文介紹這部《叢刊》影印本，擴大了這部《古本小說叢刊》的影響。
1983年中，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李一氓先生（1903—1990）在收到長居香港的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1917—2018）所編《全明詞》初稿後，審閱其凡例、目錄以及部分內容，考慮到香港地區受客觀條件的限制，難以求「全」責備，於是決定由張璋先生組成編纂組承擔《全明詞》的補輯修訂工作，並為此約見張璋與中華書局領導趙守儼（1926—1994）、傅璇琮以及文學編輯室負責人許逸民等商談相關事宜，我有幸參與其中，獲得了一次對於明代詞家與諸多明詞總集與別集相關目錄與版本的不可多得的寶貴學習機會。《全明詞》的編纂是繼唐圭璋所編《全宋詞》《全金元詞》，張璋、黃畬合編《全唐五代詞》後的又一部斷代詞總集，與其前後至今仍在陸續出版的五卷本《全清詞》屬於有系統的大型文獻工程，影響深遠。《全明詞》2004年1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全六冊，出版名義為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責任編輯是曾為我同事的孫通海學長。以後，國內對於《全明詞》的補輯工作始終處於「進行時」狀態，其中，2007年1月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周明初、葉曄編纂的《全明詞補編》最引人矚目。一部新編總集需要不斷完善，也可反證《全明詞》二十餘年編纂工作的繁難。
1984年年杪，《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編纂工作會議在廈門召開，我有幸隨文學編輯室參與其事。與會者有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曹道衡、沈玉成兩位先生以及廈門大學周祖譔教授、蘇州大學錢仲聯教授等，有系統地聆聽上述著名學者對有關人物辭典編纂的宏論，機會誠屬難得，對我此後從事編輯工作大有裨益。《唐五代卷》周祖譔主編，1992年出版；《先秦漢魏晉南北朝卷》曹道衡、沈玉成編撰，1996年出版；《清代卷》錢仲聯主編，1996年出版；《近代卷》梁淑安主編，1997年出版；《宋代卷》曾棗莊主編，2004年出版；《遼金元卷》鄧紹基、楊鐮主編，2006年出版；《明代卷》李時人編著，2018年出版。七部辭典中有一部為兩人合作編撰，一部為個人獨立完成，其餘五部則屬於集體項目。七卷本《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涵蓋中國歷代文學家，時至今日，已成為古典文學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明代卷》
孔凡禮先生（1923—2010）原系北京三中退休語文教師，大半輩子無任何學術頭銜，但於整理宋代文學典籍卻在海內外卓有聲望。孔凡禮編《全宋詞補輯》，198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雖僅為一百多頁的小冊子，卻影響巨大，是繼王仲聞（1902—1969）系統訂補唐圭璋所編《全宋詞》書稿後的又一學人。王仲聞系王國維的次子，曾供職郵局，又一度因丁酉之厄而失業，後在中華書局擔任臨時編輯（這與中華書局金燦然、徐調孚等領導慧眼識英才分不開）。王先生自幼博聞強記，熟悉有宋一代典籍如數家珍，玩笑中敢以「宋朝人」自稱。對於《全宋詞》，孔凡禮能於王仲聞之後踵事增華，可見其文獻功底也非同凡響。孔凡禮先生對陸游、范成大的典籍整理而外，《范成大年譜》《宋詩紀事續補》《蘇軾年譜》等八九部屬於專著性質的書稿，大都問世於20世紀80年代後，他校點整理的《蘇軾詩集》《蘇詩文集》等較大部頭的宋人別集，也大多在20世紀80年代中出版於中華書局，影響深遠。孔凡禮與中華書局結緣，開始於1959年末，他與齊治平先生合編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陸游卷》即由中華書局為二人牽線搭橋，並在四年後問世。從此，孔凡禮對宋代文學典籍整理與研究的熱情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並不斷取得驕人的成果。
在輯佚蘇軾詩的過程中，孔凡禮在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所藏明抄本《詩淵》中意外發現了四百餘首《全宋詞》失收的詞作，經過一番艱苦細緻的考斠，前揭《全宋詞補輯》即因而問世，一度轟動了詞學界。在這部明抄本《詩淵》中，孔先生還陸續輯出多種宋人的佚作。汪元量（1241—1317後）字大有，號水雲，別號楚狂，南宋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以擅長鼓琴供奉內廷，工詩能詞，傳世有《湖山類稿》與《水雲集》。他曾親歷德祐之變，隨宋三宮屈辱北遷，與愛國志士文天祥也有交集。歷史變革的風雨、中原板蕩的慘痛，一一奔競於汪元量筆底，其作品在痛悼國破家亡的悲涼中，更跳動著時代的脈搏，抑鬱哀婉，備極傷感。他的同時代人馬廷鸞、李珏等曾稱賞其詩歌創作為「詩史」，洵非溢美。孔凡禮先生從《詩淵》與傳本《永樂大典》中輯出失收於《湖山類稿》與《水雲集》的汪元量詩詞達120餘首，寫有《關於汪元量的家世生平和著述》一文，刊於《文學遺產》1982年第2期；又寫有《汪元量佚詩抄存》一文，刊於《文史》第十五輯。李一氓先生讀到孔先生有關汪元量的文章後，高興之餘，特意接見了孔先生，並委託他整理汪元量的集子，隨即又送來「增訂湖山類稿」的題簽。
汪元量的詩詞歷經元、明、清三代，散佚頗多，傳世的《湖山類稿》五卷與《水雲集》一卷，皆屬選本，並非全帙，而且間有重複，諸多版本更互有參差。孔凡禮所選底本為無是樓藏清人汪森輯抄本《湖山類稿》與《湖山外稿》，抄寫甚精，後者與鮑廷博知不足齋刊本《水雲集》略同，但刪去了與《類稿》互見的69首詩。這個抄本原藏於李一氓先生處，李先生特意提供給孔先生作整理汪元量集的底本，可見對這一工作的高度重視。《增訂湖山類稿》於198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李一氓先生在1986年7月25日《人民日報》撰文《古籍整理的幾個問題》，曾盛讚是書說：「迄今為止，可算是汪元量詩詞集的最豐富、最有科學性的一個整理本，成為研究宋元史和宋元文學史的要籍。」
《增訂湖山類稿》
我作為《增訂湖山類稿》一書的責任編輯，在不斷向孔凡禮先生請益討教的過程中，於典籍版本的鑑別與使用方面也受益良多；因校勘的需要，對於《詩淵》抄本也有了感性的認知。汪元量的《竹枝歌》十首其十中有「銅仙有淚如鉛水，不似湘妃竹上多」的吟詠，抒發南宋亡國之痛。「如鉛水」，典出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詩淵》的明代抄手誤書為「銅仙有淚如船水」，「船」「鉛」，顯然是因形致訛。孔先生認同了我的判斷。對於抄本諸如此類的「形訛」或「音訛」的誤書字，「理校」而外，不能排除目驗的必要性。我為此經過一番周折，專門到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查閱了這部類書。是書雖皇皇二十五冊，卻已然屬於殘本，遠非全帙。我可能是最後一位翻閱這部類書紙文本的讀者，不久以後，因為孔凡禮先生的力薦，當時的書目文獻出版社很快影印出版了這部《詩淵》，十六開開本，分裝六大冊，共4634面，分精裝與平裝兩種，平裝者每冊僅售25元。此影印本的《前言》即為孔凡禮先生所撰，後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前言」有云：「《詩淵》的珍貴，首先就在於它保存了從魏晉六朝到明朝初年這一段時間大量散失了的作品，豐富了我國文學特別是宋代文學的寶庫。《詩淵》收詩約五萬多首，其中十分之二三不見於過去刊印的和新印的古籍。收詞近一千首，其中大部分不見《全宋詞》《全金元詞》。」上揭汪元量《竹枝歌》即見於影印本第六冊第3992—3993頁。出於對孔凡禮先生學術建樹的敬佩景仰，我曾寫有《孔凡禮：沒有頭銜的學者》一文，發表於《陰山學刊》1994年第3期，也是職司編輯的應盡之分。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北京圖書館劉卓英等五位先生特意做出《詩淵索引》，包括「《詩淵》作者索引」「《詩淵》原題作者索引」「《詩淵》索引」「姓氏筆畫索引」四大部分，甚便於讀者查考使用，極大提高了這部類書的使用價值，堪稱功德無量。《詩淵索引》於1993年3月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平裝或精裝十六開，與《詩淵》影印本的裝幀保持一致，平裝售價30元。20世紀90年代中，平裝六冊《詩淵》連同一冊《索引》，從國圖書店花費不足百元的打折價即可「抱得美人歸」，而現在同樣一套書在孔夫子舊書網已經賣到600—3000元不等的辣價錢，令人頓生「此一時彼一時」之嘆！
河北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王樹民先生（1911—2004）編校《戴名世集》，也由我擔任責任編輯，在向老一輩學者學習的過程中也受益良多。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又字褐夫，號憂庵，學者稱南山先生，江南桐城（今屬安徽）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已57歲的戴名世考中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兩年以後，因御史趙申喬起因於私人嫌隙的告發，戴名世《南山集》案發，最終鍛鍊成獄，於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十被處斬京師（今北京市）。《南山集》案系繼清初莊廷鑨《明史》案之後又一影響較大的文字獄，屬於前後牽連三百餘人的冤案，戴名世的文集也從此被禁毀，其鄉人與四方學者隱稱之為宋潛虛先生，藉此以掩世人耳目。
戴名世以古文負當世重名，對於其後桐城文派的開創也有潛移默化之功。然而其集因禁毀而流傳不廣，直至清中葉以後文禁趨緩，戴集才漸有刻本問世，如戴均衡編本《潛虛先生文集》十四卷，為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本，王哲校刊本《南山全集》十六卷，為光緒十六年（1890）刊本，張仲沅校刊本《南山集》十四卷補遺三卷附年譜，有光緒二十六年（1900）活字印本，收文最多，中華書局圖書館有藏。然而《南山集》的最早刻本《南山集偶鈔》，當屬康熙四十年（1701）尤雲鶚寶翰樓刊本，因嚴遭禁毀而絕少流布，僅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有藏，雖收文不足張仲沅本之半，但吉光片羽彌足珍貴，校勘價值不容忽視。王樹民先生編校《戴名世集》因各版本頗多參差，於是就採取對諸多版本擇善而從的原則，將原文用鋼筆一絲不苟地抄錄於稿紙之上，再行校勘標點。儘管悉心而為，個別處魯魚豕亥實所難免。我作為責編，就要攜帶書稿分別到北圖、首圖、科圖乃至北師大圖書館提取《南山集》的有關版本加以對校，以儘量減少錯訛。無疑，這一工作在為人作嫁的同時，也增強了自己的典籍版本意識，堪稱一舉兩得。為此我寫有《〈戴名世集〉簡介》一文，王樹民先生認為文字簡明扼要，就推薦於《河北師院學報》主編，發表於1987年第3期。
《戴名世集》
在編發《戴名世集》的過程中，因其內容涉及以後遭受牽連的散文家方苞，從而對清代桐城派也特別關注，研讀過有關文獻與論文，這為隨後編發王獻永先生的《桐城文派》書稿奠定了基礎，就有了駕輕就熟的從容。是書出版於1992年1月，已是我離開中華書局三年以後了。當編輯若作有心人，就能觸類旁通，收事半功倍之效。
丹鉛與問學
唐韓愈《秋懷詩》其七：「不如覷文字，丹鉛事點勘。」古人將典籍的校訂工作視為丹鉛事業，無非因古代文人多用硃砂與鉛粉校勘書籍之故。在中華書局當編輯除「丹鉛事點勘」而外，也不乏處理論述性書稿的機會，這自然也離不開問學一途。
黃克先生在文學編輯室主要負責戲曲與詞學方面的稿件，他曾接手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劉念茲研究員（1927—2010）的《南戲新證》書稿，後因忙於總編室的繁雜業務，經文學編輯室主任許逸民先生同意，就轉手交與我處理。我分配至中華，因本科畢業論文曾探討中唐詩人李益的邊塞詩歌，原想致力於唐宋詩文的編輯業務，後因文學室缺乏明清文學方面的編輯人員，就被指定主要審讀明清詩文方面的書稿，堪稱偶然，然而這卻決定了我後半生的學術方向，此是後話。
古代戲曲，除元明雜劇而外，南戲一向不被中文系本科教育所重視，令我看南戲方面的書稿，可謂又是偶然中的偶然，針對宋元南戲從頭學起，就成為我作為編輯的當務之急。研讀明徐渭的《南詞敘錄》，拜閱南京大學教授錢南揚先生（1899—1987）的《戲文概論》，瀏覽山東大學教授馮沅君先生（1900—1974）、陸侃如先生（1903—1978）合編《南戲拾遺》等，就成為當時「惡補」功課之必需。劉先生研究南戲蹊徑獨辟，不同於大多數學者僅局限於相關文獻的梳理，而是從調查、目驗福建、浙江、江西、廣東等地的地方戲曲（如莆仙戲、梨園戲）出發，參考相關歷史文獻反推南戲的本來樣貌，重視實地考察的內容，凸顯了這部「新證」的特色。誠如小說戲曲研究大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趙景深先生（1902—1985）在是書序言中所云：「念茲先生這部修訂增補後的大著《南戲新證》，正如中華書局編輯部所說，是一部在南戲研究中另闢一新徑的著作。這是念茲先生北走河南、山西等地，南走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幾乎走遍全國，辛勤調查歷數十年的豐碩成果。」《南戲新證》於1986年11月出版，李復波兄曾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俞琳先生（1926—1989）的碩士生，後來分配至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成為我同事，他曾對我說，劉先生因這部《南戲新證》的及時出版，而趕上了他有資格被評聘為博士生導師的最後一班車，因而非常感激中華書局。
《南戲新證》
我所擔任責編的另一部著述稿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聶石樵（1927—2018）、鄧魁英（1929—）夫婦合著的《古代小說戲曲論叢》，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在對這兩位藹然學者的請益過程中，也學到許多書本上難以領悟到的學問，從此「編學相濟」就成為後半生編輯生涯的座右銘。當然，校點、注釋古籍仍是我在中華六年最有心得的問學收穫。
清中葉詩人張問陶的《船山詩草》，僅有詩而無文，整理難度似乎不大，但要萬無一失又談何容易！文學編輯室安排我在工作時間整理點校，以作為文學專業畢業的編輯初涉古籍整理工作的一次實踐，有意彌補我非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畢業生的先天不足。
《船山詩草》的校本無多，底本所用即嘉慶二十年（1815）乙亥刊本。卷二《琉球刀歌為周補之作》七古有句云：「枉將切玉炫西湖，不用攬環誇大食。」詩中「西湖」何謂？筆者三十八年以前草草點過，竟未細思。實則「西湖」乃「西戎」之音訛，典出《列子·湯問》：「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至於「誇大食」三字亦有所本，典出唐杜甫《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同書卷一〇《題愚亭智瑩受之問彤兩弟洛陽倡和詩後》七律尾聯：「憑君為吊長沙傅，絳灌無交計本疏。」「長沙傅」即賈誼，《漢書·賈誼傳》：「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又云：「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所謂「絳灌」，即漢絳侯周勃與潁陰侯灌嬰的並稱，兩人均佐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建功封侯。可惜因起自布衣，鄙朴無文，又曾讒嫉陳平、賈誼等，在歷史上留下罵名。那麼「絳灌無交」何義？似是說賈誼不與二人交往，因而受到他們的詆毀。其實四字乃「絳灌無文」的形近而訛，語本《晉書·劉元海載記》：「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隨何）陸（陸賈）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人所恥也。」張問陶借用劉元海之語道出對周勃與灌嬰等武人嫉賢妒能的鄙夷，並非責難賈誼不與兩人結交而招禍。一字之訛，謬以千里！校勘一事，真當慎之又慎。
巴蜀書社2010年出版《船山詩草全注》，即以中華書局1986年版《船山詩草》為底本，一些錯訛即因襲了底本的失誤，令我抱憾終身。張問陶論詩標舉性靈，但其詩創作絕非全憑興致，任意揮灑，往往巧用典故，得雅馴之趣，意在言外，讀之令人回味無窮。點校《船山詩草》一類的古籍，絲毫不能大意。陳垣先生首次提出校勘學的「四校」之法，即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以理校最為危險，不宜濫用。上揭二例，即運用他校之法，因有確鑿書證，並非妄下雌黃。
在整理《船山詩草》的過程中，除為《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總159期）寫有《一氣如雲自卷舒——張問陶及其〈船山詩草〉》外，還陸續寫有《張問陶與「性靈」說》（《寧夏社會科學》1987年第3期）、《從張問陶的兩首佚詩談起》（《蘇州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張問陶七絕詩芻議》（《張船山全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國三峽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讀〈船山詩草全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11年第2期）、《性靈與學識——〈船山詩草全注〉問題舉隅》（《文藝研究》2015年第5期）等。可見從事編輯工作，也有一個「九層之台，起於累土」的循序漸進過程，一切貴在堅持，終究會有「驀然回首」的驚喜；如若半途而廢，一切也就無從談起了。
《船山詩草》
王士禛的筆記《古夫於亭雜錄》，是我為中華書局整理的另一部典籍，在版本調查過程中搞清楚了其五卷本與六卷本的異同，寫有《〈古夫於亭雜錄〉的成書時間及其版本》（《文史》第32輯）、《讀王士禛〈古夫於亭雜錄〉》（《王漁洋研究論集》，山東文藝出版社1991年出版）。如果沒有在中華有關典籍版本的訓練，學以致用就無從談起。
在中華書局醞釀編纂《全明詞》的過程中，我因而與張璋先生逐漸熟識。他對晚清女詞人顧太清（1799—1877）的詩詞整理興趣甚濃，曾委託我幫他審閱顧太清的詩詞集。顧太清集名《天游閣集》（其中詞集名《東海漁歌》，詩集無名），庚子事變（1900）後，其集流亡域外，國內諸多刊本皆非全帙。20世紀80年代初，為編纂《全清詞》的需要，我國學者始輾轉從日本得到日藏抄本《天游閣集》的複印件，包括詩七卷、《東海漁歌》詞六卷。張璋先生得到這個複印件，我也先睹為快，從中發現顧太清還是《紅樓夢》續書之一《紅樓夢影》的作者（署名「雲槎外史」）。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張璋編校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據其《前言》可知，《天游閣集》詩集部分與詞集部分或以日藏抄本為底本，並皆於日藏抄本外又補得顧太清作品若干，堪稱較為完備，但所據日藏抄本之影印複製件系輾轉得來，略有缺失，正文亦間有誤植處，可謂美中不足。2001年遼寧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日藏抄本《天游閣集》，為金啟孮（1918—2004）、烏拉熙春父女兩人編校，僅印300冊。這部影印本的正式出版，終於使我們有機會得窺全豹，並得以糾正《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中的若干錯訛，可參見拙作《日藏抄本〈天游閣集〉》（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5年第11期），此不贅言。我圍繞顧太清，前後寫有《留得四時春 豈在花多少——太清及其詞略論》（《寧夏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太清》（《清代人物傳稿》下編第六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紅樓夢影〉的作者及其他》（《紅樓夢學刊》1989年第3期）、《關於滿族女詞人顧太清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輯刊》1993年第1期）、《清代第一女詞人的信史——讀金啟孮〈顧太清與海淀〉》（《社會科學輯刊》2001年第4期）等。所謂：「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在中華書局的編輯工作也促進了我自身的學術實踐。
北京大學著名學者袁行霈教授主編《歷代名篇賞析集成》，曾邀我為明代詩人謝榛的《榆河曉發》五律寫鑑賞文字，我沒有淺嘗輒止，在熟悉相關背景材料的過程中，發現其《四溟詩話》（又名《詩家直說》）文字有版本的異同，於是利用業餘時間到北圖、科圖、首圖以及清華大學圖書館校勘《四溟山人全集》的文字，因此發現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詩慰》初集收錄《四溟山人集選》一卷，內中有陳文燭所撰《四溟山人集序》與謝榛《自序》一篇，皆不見於別本。為此我寫有《〈四溟詩話〉考補》一文，刊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7年第2期，此文的發表，促使我與國內研究謝榛首屈一指的學者李慶立教授（1943—2015）結識，並在以後學問的相互切磋中成為好友。當時到北圖善本部調閱明刊本《四溟山人全集》，已經不能閱讀原書，只能在閱讀器上看膠片，電動翻篇，20分鐘後就頭昏腦漲，頓覺天旋地轉，差點嘔吐。平生只此一回，因而記憶猶新。
近代徐世昌（1855—1939）所編《晚晴簃詩匯》二百卷，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一代清詩總集。點校整理這部總集，由文學編輯室集體承擔，署名「聞石」，責任編輯由我擔任。在清末民初風雲變幻的政壇上，徐世昌依違於各派軍政勢力之間，進退有據，不無其算計精明處，是近代史上較為典型的官僚政客，其政治作為並無光彩可言。然而縱觀其一生，徐氏於文化事業尚較留意，他於總統任內，以「偃武修文」為職志，曾主持編訂《清儒學案》與《晚晴簃詩匯》兩部巨帙，對於研究有清一代的學術文化不為無功。徐世昌自己也能詩，著有《水竹村人集》十二卷、《退耕堂集》六卷。我曾寫有《徐世昌與〈晚晴簃詩匯〉》一文，刊於《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總第198期，介紹這部總集的來龍去脈及其四位選政操持者。《晚晴簃詩匯》整理本199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精裝十冊。2018年重印，精裝十五冊。
《晚晴簃詩匯》
曾供職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文史大家史樹青先生（1922—2007）收藏有《清儒學案》《晚晴簃詩匯》殘稿若干，內有《清儒學案暫擬草目》（包括徐世昌字條一件）一冊；《清儒學案姓氏韻編》一冊；《潛邱學案》《燕峰學案》《半岩學案》底稿各一冊；《清儒學案》發刻進度單四件；《晚晴簃詩匯目錄》一冊；《晚晴簃詩匯》編纂體例一冊；曹秉章《晚晴簃詩匯》徵引詩集目錄編纂事宜說帖一冊；《鹿儕詩賸序》一冊；《江大銳呈兩峰詩》一冊；《思舊集序》及詩人小傳一冊；吳廷燮等致曹秉章函一件，索還原借江蘇省之詩集；江蘇省公署來函一件；晚晴簃詩社征送各縣書目清單一冊；前二項合訂一冊（附公府秘書廳復函）；閔爾昌代傅增湘借書單一件。中華書局語言編輯室主任劉宗漢先生得知我為《晚晴簃詩匯》整理本的責任編輯，於20世紀90年代初曾賜示上列的《晚晴簃詩匯》編纂體例一冊的複印件等，可補我上揭所撰文章內容的諸多不足。拙《遠岫集：趙伯陶文史論叢》已經由人民日報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書評」部分即收錄了經過補充修訂的《徐世昌與〈晚晴簃詩匯〉》一文，這裡不再贅言。
在中華書局當編輯期間，像劉宗漢先生這樣曾對我提供幫助者指不勝屈，如文學室周妙中（1923—1996）、冀勤、劉尚榮、許逸民、柴劍虹、王秀梅、李復波（1947—2020）、王景桐、張一兵、徐俊、戴燕、顧青、趙又新諸位先生，古代室謝方（1932—2021）、張忱石、崔文印、陳抗、王瑞來諸位先生，近代史陳東林先生，哲學室熊國禎、王國軒（1939—2021）諸位先生，語言室趙誠、鄭仁甲、張力偉諸位先生，綜合編輯室李肇翔先生，《文史》編輯部李解民、盛冬鈴（1944—1991）諸位先生，《文史知識》編輯部楊牧之、胡友鳴諸位先生，總編室主任俞明岳先生（1911—1985），古籍小組辦公室主任沈錫麟先生等等。儘管其中有些先生已然作古，但六年相處，或曾承蒙指教，或曾相互切磋，至今難忘。正是中華書局當時學術氛圍的平和，激發出眾多編輯的事業心。
時過境遷，在全國出版業日新月異的今天，自不能以個人年發稿定額在七八十萬字左右的過去，衡量個人年發稿定額多已超出三百萬字的當下，「十年一劍」與「書稿旁午」也不可同日而語。對於過去，懷念不等於留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展望未來，出版事業必將蒸蒸日上、一往無前！在應邀為中華書局創建百十周年華誕的題辭中，我曾用十二字聯語傳達我的心聲：
嘗坐春風六載 旋鍾鄴架千秋
（本文收錄於《創新向未來——中華書局創建110周年紀念文集》）
作者簡介
趙伯陶，1948年8月生，北京市人，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編輯部編審。校釋編選撰著有《明文選》《七史選舉志校注》《中國文學編年史·明末清初卷》《聊齋志異詳註新評》《三國志選註譯》《王士禛詩選》《徐霞客遊記》（選注）《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義理與考據》《聊齋志異新證》《遠岫集》等四十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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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志異選》
[清]蒲松齡 著 趙伯陶 選注
本書從《聊齋志異》中擷取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突出，併兼顧可讀性的作品46篇，輔以精當的注釋，以提供給讀者一閱讀《聊齋》的基礎性選本。其文字以手稿本為底本，手稿本闕者以康熙抄本為底本，手稿本、康熙抄本皆無者以青柯亭本為底本，三者皆無者以《異史》本為底本，並以二十四卷抄本、鑄雪齋抄本等參校，文字準確。其注釋特長有三。一是長於精準深入地說解，尤其長於所涉名物制度、科舉制背景、有關清人生平仕宦經歷的介紹。二是對疑難字注音。三是每篇首注的解題，說明本篇主旨，對蒲松齡的創作意圖多所發明，對讀者意義尤大。全書平裝16開，每頁上文下注，版式疏朗，內容豐富，且精心選配彩插27張，手工插入特定故事中，以便展現故事情節。
（統籌：一北；編輯：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