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第28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電視劇類別評委會主席胡智鋒在「白玉蘭對話」電視論壇主席大師班上，以影視學者的眼光，結合《山海情》《覺醒年代》《人世間》《夢華錄》《縣委大院》《狂飆》等6部作品，分享了對近年來中國電視劇「現象級」作品的觀察與思考。
胡智鋒認為，「能成為『現象級』的作品，一定不是只具備單一屬性，它應當是綜合了各種複雜的特質。」
史詩級全景式呈現不能缺細節
「從古至今，我們看到的經典作品都有一個規律，就是做史詩性的提升。」胡智鋒說，《山海情》《人世間》這樣的作品，都堪稱「史詩」。《縣委大院》或許算不上是史詩級作品，但它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全景式呈現，同樣是「史詩作品」的調性。
「《山海情》的成功，是把『扶貧奔小康』的主題放在了更恆久的視野中，升級成為一部具有史詩意義的作品，在時空和格局、境界上都完成了突破。」《縣委大院》也跟脫貧攻堅有關，但它與《山海情》不同，它在全景式展示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景觀的同時，也直指縣域體制內的工作與生活狀態。「圍繞著環保生態和經濟發展的矛盾、民生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是非常具有時代性的，」胡智鋒說，這部劇中大概出現了一兩百個角色，「把中國社會裡公務員、教師、醫生、農民、工人、企業家、學生等，幾乎全覆蓋，視野非常廣闊，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有觸及，視角非常豐富。」
被他點評為「最近10年間中國電視劇一個高峰之作」的《人世間》，在他看來是中國老百姓的「平民史詩」。「如果我們需要找一部半個世紀來最生動地體現中國老百姓愛恨情仇、悲歡離合的家庭生活、日常生活的影像，我想沒有比《人世間》更恰當、更合適的了。」他說，這部劇從上世紀60年代一直寫到了今天，跨度長達50多年，「有著非常飽滿的歷史感。」
要成為成功的「史詩作品」，不能只靠主題提升或全景式呈現。胡智鋒說，厲害的編劇，都是用瑣碎的細節來說話的。「比如《山海情》，圍繞著搬遷的經費，圍繞著孩子的上學、老人的贍養、每個人的就業，都是一些很世俗的很現實的事情，高滿堂、孔笙他們的厲害在於把這些世俗瑣碎的事情，變成一個更具有情感衝擊力和感染力的內容。」他說，《人世間》的做法也差不多，「劇組在整個東北三省到處收集當時的舊物件，大到鍋碗瓢盆，小到掛曆和舊報紙，就是為了還原半個世紀來的中國社會變遷最真實的歷史。這種歷史感喚起的，是每個人的青春記憶、童年記憶和家族的記憶，和每個中國人的愛恨情仇、悲歡離合、家族變遷都息息相關。」
打破慣性思維找到時代共鳴
近年來，現實主義創作成為「爆款」的最基本特質之一。作為現實主義創作的研究者，胡智鋒認為，無論是重大主題創作，還是歷史題材，甚至是一度被認為「懸浮」的古裝偶像題材，只要堅持現實主義精神、打破「套路」，都能打造出有溫度、有共情的代表作。
重大主題創作，在胡智鋒看來，「其實是命題作文」。一般觀點會認為，命題作文會束縛住創作者的手腳，限制藝術發揮，但《山海情》和《覺醒年代》卻打破了這種慣性思維。對這些作品的共性，胡智鋒用了一個詞「出格」來形容：「『出格』體現在它沒有去概念化地呈現，做得特別有藝術感。」
《覺醒年代》是重大主題創作，但它完全摒除了口號式、概念化。編劇龍平平和胡智鋒是多年老友，在兩人交流時，龍平平曾經告訴胡智鋒，他選擇了還原建黨初期那些生活化的細節，用「細節真實」來展現「歷史的力量」。「陳獨秀在東京發動革命的時候，被日本當局驅逐，這前後他的生活內容，包括在東京的哪一天在哪個場合吃了什麼，當時是什麼天氣，龍平平老師都做了非常精細的研究。回到上海以及在北京，陳獨秀住在什麼地方，這個地方的環境和他日常的工作，以及他飲食起居的細節，甚至細到每一餐他吃什麼，都做了大量的考據。」他說，這個考據的結果就是《覺醒年代》經得起挑剔，「它可能跟我們以往的教科書，甚至影視劇當中的黨史景觀不太一樣，但能讓觀眾感到震撼，感覺似乎回到了歷史的現場。」
打破套路，找到和當下觀眾的共鳴點，也成為古裝劇《夢華錄》的成功原因之一。它在古裝的外衣下，卻又具備時代性和當代性。胡智鋒認為，這部劇的故事發生在宋代，「這個朝代的思想比較保守甚至是被禁錮的，但文化和社會生活方面又比較開放，詩詞歌賦和藝術都很活躍，商業也很繁榮。這部劇就找到了跟當下中華文化傳承創新的結合點，從裡面找到了生活情趣、家國情懷和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這些，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依然是有價值的。」
描述掃黑風暴的《狂飆》，也同樣沒走尋常路。它播映之初就被大家關注，是因為有突出的亮點，即「敢於直面尖銳的現實問題」，對京海這個城市存在的非常複雜的矛盾進行了深入的解剖。但觀眾看到後期，其實都被張頌文所飾演的高啟強給吸引住了。胡智鋒說：「平衡正反面人物的塑造是個難點，但這部劇有相當大的突破，內容呈現的尺度也不小。現在看來，張頌文的表演，拿捏得還是很合適的。當然，關於反面人物的塑造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結尾被認為過於倉促，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