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出獄後面臨的新問題
出獄之後，我已經無家可歸，只好仍回天津，寄居岳父家。緩刑的條件是取保開釋後，三年之內沒有遷居旅行自由，並且要隨傳隨到；有事必須外出時，要事先書面報告外出的時間和地點（報告要寄到一個用阿拉伯數字做代號的地方，這個數字我已忘記)。這種情況，對岳父一家也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可我還是受到了很大的照顧，精神上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安慰。
岳父張子翔老大夫是位很有聲望的醫生，他對我說：「中國人是絕不會屈服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的。」這樣，我總算是有了個立足之地。至於取保的條件，必須是鋪保。可到哪裡去找個鋪保呢？這又是一大難題。幸好燕大原來的校醫，也就是親自為去解放區的學生注射防疫針的吳繼文大夫，已在東城開了個光明診療所，自願為我作保，當然，這也要擔風險的。
1、一次迫不得已的冒險
一旦在天津住下去，新問題便接踵而至。第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藏在學校辦公室里的那份記錄究竟怎樣了。如果落在敵人手裡，後果不堪設想。我也不敢把這件事告訴瑋瑛，怕她為此擔心，最後只好到北平找我的老師洪業教授商量。
他告訴我說在他出獄後，師母已經從校內的燕南園搬家到城裡。有些教職員家不在校園內的，也曾被日本占領軍允許，回到校內的辦公室取過自己的東西。現在我既已緩刑出獄，也可以提出要求，回校藉機取出記錄。為此，我先到憲兵隊，要求把逮捕我時抄去的圖書還給我，回答說是已經找不到了，於是我又要求回學校辦公室取東西，這一點倒是得到批准，但是須按指定的時間和地點前去。
記得那是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我按著指定的地點，先到校內燕南園51號，填寫了一張表格，註明要取的東西和地點。在我填寫的東西中，有圖書和鐘錶、鋼筆等。同時前來的還有同學王鍾翰和李榮芳教授、李汝祺教授。填過表後，我和鍾翰同路，由一個帶有手槍的日本兵，帶我們來到穆樓（即今北大西校門內外文樓)。
開門之後，鍾翰指著樓道內的一大捆書說，這是他上一次取東西時沒有來得及拿走的。日本兵讓他等在那兒，然後帶我上樓。我的辦公室在樓上西頭的一個套間裡。打開頭一道門時，靠牆的小桌上擺著一架油印機，日本兵對它很感興趣，大概是想利用，便動手擺弄。
我趁機走進屋裡，拉開寫字檯的抽屜，立即找到了那個裝有記錄的封套，按著預先想好的辦法，順手把這個封套貼著腹部緊勒在腰帶內。我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這既是當時知識分子普通的穿著，也便於掩護。
在那一剎那間，我既高興，又緊張。為了鎮定自已，我大聲對留在門外擺弄油印機的那個日本兵說，我要拿的鐘表鋼筆都不見了，日本兵回答說：「你的朋友的去看看。」意思是說可能被同辦公室的人拿走了。
那時室內的東西確實十分零亂，於是，我順手揀起一些線裝書，連同一個織錦的椅墊，用帶來的繩子捆作一包，就和那個日本兵一道下了樓。鍾翰還等在那裡，我們一同走出樓門，在去南門的路上，李榮芳教授抱著一些裝裱好的畫也走過來了。於是三個人一道，由兩個日本兵跟著，直奔南校門。
到了門口，一個面目兇狠的日本憲兵，從看守大門的房間裡走出來，在距離我1米多遠的地方站了下來，目不轉睛地盯著我，一句活也不說。我心裡立刻緊張起來，忽然靈機一動，先開口對他說：「太君，鐘錶、鋼筆通通沒有了，只有這些書籍，還有媳婦（妻子）送我的這個椅墊子了。」同時我走前一步，把填好的取物單子拿給他看。他一聲不響，惡狠狠地抓住我手中的那包東西，一下子投在地上，又舉起胳臂把我推到一邊去了，沒有再理我。
這時，我看到李老師的兒子正在半掩著的校門外面往裡瞧，便大聲對他說：「快去找個車子來，幫你父親拉東西！」我一邊說一邊揀起東西向他走去。就這樣，我安全走出了校門，立即沿著校園的南牆外一口氣跑到東牆外槐樹街李老師的家裡，正趕上他家保姆在用一口大柴鍋烙大餅，我便搶過去幫助燒火，隨手掏出那份記錄，付之一炬。
就這樣，幾個月來最揪心的一件事，總算解決了。當時我確實感到無限的輕鬆和快樂。可是現在回想起來，又多麼可惜。如果能把這份記錄保留到現在，那該多好！
但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2.擺脫敵偽的糾纏
我在天津住下來之後不久，有個姓飯野的日本人，不止一次地來到我岳父家，說是來看望，實際上是來偵察我的情況，還想要我出去做事。幸而岳母梁擷香老人家主動出來幫我應付。她是個很能講道理的人，有口才，也富有社會工作的經驗，那時正擔任著天津廣東中學董事會的董事，也免不了和敵偽打交道。
她以家長的口吻，反覆說明我從監獄出來以後，身體十分衰弱，經常感冒，必須好好休養。實際上我也確是這樣，岳父曾為我仔細檢查過身體，發現鼻腔有毛病，還請了他的學生、一位耳鼻喉科專家想給我動個手術。這些實際情況都有利於應付日本人，但也並非長久之計。
這時，正好有幾位南開大學教授，因故未能隨學校內遷，滯留在天津，在舊英租界創辦了一所達仁商學院，為當時住家在被日寇封鎖的舊英法租界內的青年學生提供了一個升學深造的機會。內兄張偉弢教授是發起人之一，院長則是由曾在燕大經濟系兼任的袁賢能教授擔任。為了更有利於擺脫日寇的糾纏，經過袁賢能院長的同意，我在1943年春學期開始的時候，來到達仁商學院教書。
出乎意外的是在我的班上有一個學生，常在課後找我討論業務，日子長了，情趣相投，也就由師生而成為好朋友。可是直解放初，我從國外留學三年歸來，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從延安被黨直接派到天津進行地下工作的王金鼎同志(「文革」前擔任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長，現任中共天津市委顧問委員會常委)。那時他在暗中對我幫助很大，這是後來我才知道的，但因與燕大的抗日活動無關，當另文記述，這裡就不多寫了。
到達仁商學院教書之後，我總算擺脫了日寇的糾纏，可想不到漢奸偽政權又來找麻煩了。那時在北平的漢奸政府，企圖拉攏從日本監獄釋放出來的燕京人；經人聯繫，要分送給每人一些緊缺的糧食。我的老師洪業教授斷然予以拒絕，並且托人傳話給我：絕不要接受敵偽所送的任何東西。
後來又叫人通知我說：敵偽還想在中山公園裡辦一個中國社會經濟綜合調查研充所（名稱已難確記），要羅致燕大出獄的人參加，絕不要上他們的圈套。事後不久，果然有個燕大的敗類，跑到天津來拉我參加這個偽組織，我當即斬釘截鐵地斥絕了。在這裡，應該順便提到的是，當時借著來往於平津之間經商的機會，為洪業師和我進行傳話聯繫的，是琉璃廠舊書店的一位老相識，就是現在仍然供職於中國書店的郭紀森同志。
3.又幾乎是一場大難臨頭
我正在達仁商學院安心教書並開始著手研究天津城市歷史地理的時候，忽然傳來了一個使我深感震驚的消息：孫以寬和劉子健相繼遭到日本憲兵的逮捕。不知道孫以寬為什麼要從解放區回北平來；劉子健的再次被捕，也說明又有新問題被日寇覺察了。而以寬和子健是素有來往的，我則和他們兩個人都有關係，也一定會再次被捕，這又勢必牽連到送學生去解放區的事，那問題就嚴重了。
想到這些，我十分焦急。經過再三考慮，我決定逃往成都，因為燕京大學已經在那裡重新開辦。我預購了一天夜裡的火車票，準備經徐州轉商丘南下。臨行之前和瑋瑛商量，覺得還是應該告訴洪業老師。於是在臨走的這天早上，瑋瑛趕火車去北平，把我要走的事面告洪師。
這天吃過午飯之後，我等得十分焦急，在樓里坐不住了，就抱起我才一歲多的小女兒，跑到大門外的馬路邊上，踱來踱去，真是有些望眼欲穿了。記得是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忽然看到瑋瑛快步如飛地向我跑來，手裡還捧著一大束鮮花，說是師母從自己的院子裡采來送她的。
我們趕快回到家裡，瑋瑛果斷地說：「你不要走了，老師有話。」於是她一口氣傳達了洪師的兩點意見：第一，我不能走。萬一事情牽連到我，要抓我又抓不到，勢必牽連到我的鋪保吳繼文大夫和其他有關的人。第二，我不走，即使再次被捕，甚至被判處死刑，燕京人也會知道「侯仁之是為什麼而死的」。這句話分量很重。瑋瑛也認為洪師的意見很正確，當即表示同意。這便使我下了決心，改變主意，不走了，準備迎接更嚴峻的考驗。可是不久又傳來消息說，以寬、子健都相繼釋放了。只是子健因被嚴刑拷打受傷甚重，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恢復。
就這樣，我度過了在敵偽統治下終生難忘的一段生活歷程，它對我的成長，遠比課堂教育和書本知識的幫助更為重要。
勝利後燕大重新開學
1945年6月18日，我被判處三年緩刑剛剛期滿，相隔不到兩個月，日本戰敗投降了。直到這時，司徒雷登校長才得恢復自由。正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在北平城內東交民巷的三官廟，成立了燕京大學復校委員會。當時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的司徒雷登校長的秘書楊汝佶同志，負責辦公室的具體聯繫工作，我也被從天津招來參加了復校委員會。
經過兩個月的積極籌備，燕京大學終於在海淀的原校址重新開學，同時也開始了準備迎接在成都的燕京大學師生早日返回北平的工作。我曾殷切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可惜未及實現，我就出國進修去了。
寫到這裡，我這篇回憶應該結束了，不過還有一點，或許需要補記在這裡，即燕大復校委員會一致通過，在學校被封后，凡是參加過敵偽工作的，一律不得回校復職。國家民族所經歷的一場空前浩劫，對每一個人都是一種嚴峻的考驗，經不起這種考驗的畢竟是極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