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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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就是那大鵬灣、波濤洶湧澎湃：1962年6月2日廣州火車東站（大沙頭站）聚集大量擁港民眾鼓譟，凌晨1點，當局宣布戒嚴，警方出動民眾散去，市公安局組織警力抓捕民眾，據計有16人被逮捕，被勞動教養有22人，被行政拘留有34人。
1962年這一次，是瘋傳是英國女王生日，香港政府打開邊界三天，只要過來的大陸老百姓一律給居留權。於是數萬各地老百姓擁擠在廣州火車東站，要前往香港，不達目的堅決不離開。
寶安縣委於1962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這樣敘述：「這次大批的群眾外流是從4月27日開始，5月中旬達到高潮，5月22日採取『堵截』等措施後，至月底基本平息。由於持續時間長，波及面比較大，不僅惠陽、東莞、寶安三縣外流成風，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12個省的群眾亦相繼聞風而來，寶安境內通往邊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眾成群結隊，絡繹不絕，一時鐵路、公路客運頓然緊張。從4月27日以來，外流人數不下十萬人次。」
香港自從建立以後，一直需要大量的勞工。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就有很多廣東人去香港打工，主要做一些體力活。
最初的廣東打工者，並沒有在香港定居的意思。他們在廣東打工賺錢以後，多選擇回老家蓋房娶妻不再回來。即便很多人在香港工作一生，老了以後也會選擇回老家走完最後一程，最後葬在祖墳里。
生生死死都定居在香港，那是20世紀以後得事情。
這麼多年來，通過偷渡手段到香港的廣東人至少200萬人，其次才是福建和四川人，江浙、山東、河南等省的偷渡者較少。所以香港流行的方言為粵語，就像台灣流行的方言是閩南語一樣，台灣早期移民全部是福建人。
逃港有幾個高峰時期，第一是抗戰時期。當時全國各地都被日軍入侵，廣東也遭到日本的攻擊。很多人為了躲避戰火，選擇逃到香港去。不管怎麼說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日軍不敢隨便進攻。這一時期除了普通老百姓以外，還有很多社會名流跑到香港。1941年12月，日軍也攻打香港，這些人僅僅躲避了三四年的戰亂；
第二是50年代的1957年。國內在搞人民公社，將民眾土地沒收，家畜也被徵用。
這打破了廣東農民千年的傳統，很多鄉民不能接受，選擇離開故土，去香港打工。反右鬥爭也在進行，將大量知識分子打作反革命。這些知識分子為了求生，很多人選擇逃到香港。
當時香港政府對於偷渡管理不嚴格，香港飛速發展也需要更多勞動力。偷渡者被拘留一段時間以後，就允許留下打工。
著名的作家倪匡當時在內蒙古做警察，因為口無遮攔，做事隨意，不守紀律，蔑視上級，在22歲被扣上了不小的罪名（反革命破壞）。眼見未來不會有好下場，倪匡被迫以450元（在當時是一筆巨款）價格買通蛇頭，坐船偷渡到香港，投靠在香港的父母。
第三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廣東出現饑荒，全省110個縣有72個縣缺糧，受災人口高達3800萬，非正常死亡至少60多萬。這個數字在全國各省中是靠後的，仍然造成老百姓生活困難，怨聲載道。在民國時期，一旦鄉下出現饑荒，廣東人就會去香港打工，藉此養活自己和全家。由此大量的當地民眾，設法偷渡到香港。需要說明的是，當時的廣東政府並沒有堅決制止，大體是默許態度。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王志向省委呈遞報告，認為應該從寬對待，報告還提出設想：「目前國內尚不能完全消滅災荒和失業，我們既然不能包起來，去香港打工這條路就不應該堵死。」
這個階段偷渡的人非常多，大部分偷渡者在香港有親戚，僅僅1個月內香港就接納15萬人。
由於偷渡者高達幾十萬，還有更多人躍躍欲試，香港政府認為無力承擔，開始遣返政策。如果偷渡者無法自己進入市區找到香港親人，就會在抓捕的2天內遣返回大陸。
香港市民甚至軍警並不贊成這個政策，往往私下幫助偷渡者，甚至坐視他們逃入市區。
香港樂壇教父羅文，就是在1962年偷渡到香港。羅文全家就曾在40年代居住過香港，後來回到廣州。他們在香港有親戚，過去以後還是可以站住腳的。
第四個階段是1972年文革時期。當時全國一片混亂，很多人被批鬥甚至關押，鄉下非常貧困，很多人再次選擇偷渡。
在1974年香港政府改變政策，不再要求偷渡者到市區還要找到親友才能留下，而改為只要到市區就可以留下。
香港有個老電視劇叫做《還看今朝》，男主角是黃日華。黃日華飾演的男主，本來是香港富商家庭，在70年代文革中父親被批鬥而死。他也連帶倒霉，試圖偷渡去香港。進入香港以後，黃日華一直被各路警察追捕。最終警察抓住他的時候，發現有大量市民圍觀，卻選擇放他走。這是因為黃日華已經逃入市區，就不能逮捕了。
第五個階段是剛剛改革開放的1979年。此時的偷渡者就不是為了政治原因，基本都是想得到好的生活。那個時候，大陸經濟同香港差距巨大。干同一份工作，在大陸的收入僅為香港打工者的幾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
就像東德人逃亡西德一樣，大量老百姓逃到香港打工，試圖獲得更好的生活。僅僅1979年全年，因偷渡失敗而被拘留的大陸民眾就有30萬人。
13歲的陳小春，跟著父親偷渡到香港。偷渡的原因是貧窮，身在惠陽鄉下的陳家生活困難，甚至無力撫養剛出生的小弟，以低廉的價格賣給別人。
以上只是大規模逃港時期 ，其實每年都有一些逃港者，持續了很多年。
逃港分為陸路和水路兩個途徑，相比來說水路比較簡單，主要從廣東沿海乘船進入香港水域。
只是當年普通老百姓是難以搞到船隻的，通過蛇頭的船隻進入，也需要很多錢，難以承受。
以倪匡為例，他在60年代拿出450元給蛇頭，通過小船偷渡，是老百姓承受不起的。當時一個優秀工人月薪僅40元，還要養活一大家子，每月幾乎存不下錢。450元需要一個工人家庭存很多年！
相比乘船，通過游泳進入香港的偷渡者很多。不過大鵬灣一帶經常有鯊魚出沒，還有較大的風浪，這樣偷渡即便是乘坐小船，也是要冒著生命危險，更別說游泳。
大陸方面頗為提防這些人，對於進入可能游泳到寶安縣的民眾一律查通行證。沒有通行證就一律逮捕，遣送回老家。即便你有通行證（很多是偽造的），也需要全身搜查，只要搜出浮具如游泳圈，塑膠吹氣枕頭，單車輪胎內膽或乾糧等，立刻遣送收容所。
有意思的是，一些偷渡客就各顯其能，躲避搜查。曾有人帶了上百個桌球，謊稱是做生意，其實是藉助桌球漂浮。還有一些人更絕，直接帶幾盒保險套，下水前吹起來當作氣球使用。
至於陸路分為三條，
第一是從蛇口、紅樹林一帶游過深圳灣，步行1個多小時進入新界西北部的元朗。這條線需要游泳，有一定的危險性。而且沿途有不少沼澤，陷進去以後可能連性命都保不住；
第二是合法進入深圳羅湖（必須有通行證，哪怕是偽造的），夜間伺機在羅湖一帶跨越深圳河，翻過鐵絲網進入香港。這條路最近，但大陸和香港政府都設有大量軍警守護巡邏，突破的難度最大。
尤其這裡還有警犬巡邏，很容易通過氣味發現陌生人。為了對付警犬，偷渡客也是各顯其能，甚至有人從動物園中買來新鮮的老虎糞便，在突破鐵絲網前塗抹在身上。警犬聞到是老虎的味道，就會畏畏縮縮，不敢撲上去了。
第三是從惠州出發（香港的惠州地區得人最多），徒步穿過惠東，寶安，攀越梧桐山進入香港。
這條路的優勢是比較安全，缺點是行走距離太長，沿途有大量巡邏軍警和民兵。
對於廣東省，偷渡者並不是只有負面作用，也是有一定好處的。
偷渡者跑到香港，雖然減少了廣東省的勞動力，作為70年代人口就有8000多萬的大省是不缺壯勞力的。偷渡到香港的廣東人，大多會向老家的親人寄錢，這叫做僑匯。1980年廣東全省僑匯收入高達4億6600萬美元（當時幣值），大部分來自香港。而我國1979年外匯儲備，僅為8億4000萬美元。1980年支出多收入少，外匯儲備是負13億美元。
由此可見，廣東的僑匯對於該省，甚至全國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而廣東人得到這些僑匯，也享受到很多實惠。在計劃經濟時代，本來是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廣東政府為了鼓勵僑匯，出台很多鼓勵政策。最常見的，就是僑匯券。
根據僑匯額核發一定比例的僑匯券給國內收匯人,僑匯券持有者在專門商店或櫃檯購買緊俏商品或生產物資。
僑匯券基本涵蓋了衣食住行，包括糧票、布票、棉票、副食品購買券、工業品購買券等各種票證，甚至可以換成一定數量的木材、鋼材、玻璃、水泥和釘線等建築材料等。
基本上，只要在香港有直系親人的廣東家庭，基本的生活都可以維持，還會引起別人的羨慕。
大量的偷渡者，對於香港是有利有弊，但總體是利大於弊。
在1950年，香港人口僅為220萬人，勞工不多，薪水也較高。
偷渡香港的人越來越多，香港人口平均10年就增加100萬人，到80年代達到500多萬。
到香港的偷渡者，幾乎都是中青年壯勞力，很多還是技術工人或者知識分子，為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而此時發達國家因為各種原因，轉而搞技術和資本密集工業。而香港廉價勞動力迅速接盤了，發達國家丟下的勞動密集型工業。香港依靠這些低廉的勞動力，在70年代實現了經濟騰飛。
當然，負面影響也是有的。香港只是個城市，猛增數百萬人口以後，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土地稀缺。
香港可以建房的土地不多，導致市民住房的困難。直到1981年，香港仍然有近百萬人口住在木屋區。木屋區就是大陸的棚戶區，用木板或者鐵皮搭建的簡易房，居住條件比大陸很多城市還要惡劣。
幾乎所有的偷渡者，在香港都是從0做起。本來是警察的倪匡在報社當雜工，父親是銀行中層幹部的羅文在歌廳當服務生，陳小春更是13歲開始打工，建築隊小工，送外賣的小工，理髮店零工，什麼都做過，他們都吃過很多苦。
另外，他們還受到無所不在的歧視。最歧視中國人的群體，就是另一群中國人。周星馳的電影中，《賭聖》《賭俠》《整蠱專家》《龍的傳人》《新精武門1991》《賭俠2上海灘賭聖》《國產凌凌漆》等片中，無一例外都是飾演剛從大陸來香港的土包子。為什麼要這麼演？很簡單，因為這種電影是香港人最愛看的。
薩沙有個同學，初二時候就跟著父母去了美國。他研究生是在香港大學讀的，結果一到香港就發現了奇怪的事情。
他用普通話問路，經常有路人當作沒聽見，不搭理他。但只要用英文說同樣的話，當地人一般都會比較熱情的回應。區別在於，前者當你是大陸仔，後者當地是外籍華人。
最後，說一段逃港的經歷。
張宇德是廣州人，經過四次才偷渡成功。1972年，他和好友坐火車到了惠州，開始走徒步穿過惠東、寶安、梧桐山進入香港這條路線。
兩人好不容易翻過梧桐山，靠近邊境的時候被解放軍巡邏隊的警犬發現。兩人撒腿就跑，巡邏隊放出警犬追擊。結果兩人都被警犬咬傷了腿，雙雙被抓捕。好在傷勢不重，養了一段時間就恢復了，只留下幾個牙印。
張宇德偷渡的原因，是對目前生活不滿。他是廣州市人，父親開工廠被定為資本家，成為階級敵人。在文革時期，他成分不好，從廣州市區被下放到落後的海南鄉下務農。他每天凌晨3點起床做重體力活，配給的30多斤糧食根本不夠吃，20多塊錢工資也不夠養家。
生活貧窮且看不到前途，不甘心一輩子務農的張宇德選擇偷渡，他有幾個親戚在香港生活。
1977年，25歲的張宇德第二次偷渡，他改走大深圳鵬灣的水路。
這次張宇德運氣很好，順利徒步到了大鵬灣，背著漂浮物跳入海中，遊了整整一夜。就在他筋疲力盡看到香港海岸時，突然被一艘香港水警船逮捕。
當時規定，偷渡者只有潛入香港市區才可以留下，不然就會被遣返。
張宇德功虧一簣，被押上了水警巡邏船。
搞笑的是，張宇德的表哥就在香港做水警，他在船上同警察攀談，說出了表哥的名字。
而表哥恰好在附近船上，得到消息以後立即來查看。這對表兄弟並沒有見過面，通過談起共同的親戚而確定了關係。表哥並不是小警察，而是帶隊的警督。就在張宇德欣喜萬分，認為自己會被留在香港時，卻在上岸時被帶上手銬，送到遣返收容所。
後來張宇德偷渡成功定居香港後，表哥給了他很多幫助，也向他道歉。當年表哥很想幫助他，然而知道此事的水警很多。只要有一個人去檢舉，張宇德同樣要被遣返回來，表哥還會被降職處分甚至開除出水警隊伍。
有意思的是，張宇德還是個情種。最後兩次偷渡，他都帶著女友，也就是後來的太太一起走。
1977年，張宇德和女友進行了第三次偷渡，走的還是最初的那條路線。這次的運氣很差，剛剛進入惠州山上就被當地民兵發現。當時是深夜，大量民兵圍捕過來。兩人慌不擇路，沿著小路狂奔。期間女友一腳踩空，摔傷了雙腿，躺在地上不能動彈。背著一個人走山路，是不可能的。女友讓張宇德先走，自己留下呼救，畢竟偷渡不是殺人放火，不會受到嚴懲。
張宇德被迫躲藏在附近樹林中，親耳聽到女友高聲呼救。大量民兵趕來，看到這個女孩受傷也沒有為難她，將她背到山下醫院救治。女友只是受了輕傷，沒多久就恢復健康，被遣返回到老家。
看到女友被救以後，張宇德才選擇獨自離開，沒多久也被民兵抓住，遣返回家。
最後一次，也就是1978年的第四次偷渡，張宇德又換了一條路線，終於成功。只是他和女友再次經歷了一次分離！
這次張宇德、女友以及一個同鄉，從元朗上岸到了香港鄉下。張宇德只要設法進入市區，就可以定居下來。沒想到，天黑看不清楚，女友無意中踩到了香港警察專門放置的空罐頭盒。罐頭盒的響聲，引來了幾個警察，三個人都被抓住。天亮後，女友被女警押走，張宇德只能看著女友離開。隨後警察們卻犯了一個錯誤，只讓一個警察將兩人暫時押解回警察局。
張宇德和同鄉私下商議分頭逃竄，這個警察只能抓住其中一人。同鄉膽怯，唯恐警察開槍射擊，到時候連性命也保不住。張宇德認為偷渡就是搏命了，怎麼也要拼一拼。
兩人趁著警察不備，突然分頭逃走。警察只得先抓住了同鄉，卻無法兼顧張宇德。警察曾拔槍讓張宇德停下，不然就要射擊。張宇德拼死逃竄，而警察認為偷渡者並不是罪犯，打死他們天理難容，最終手軟沒有開槍。
於是，張宇德花費6年時間終於偷渡成功。他剛在香港站住腳，就立即安排女友再次偷渡，最終兩人都獲得居留證，還結了婚。
張宇德在香港從0開始，做過各種底層工作，比如搬運工、印刷工、小販，但也積累了一些財富，在香港買了幾套房。
對於逃港問題，七十年代鄧公說的最好：「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靠軍隊能管得住的。生產生活搞好了，就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再說通俗點，這就是用腳投票。
前面就是那大鵬灣，波濤洶湧澎湃。可是在我們的面前，算得了什麼。一條小河分開兩個世界，令我心嚮往。只要你不畏那艱險，一定順利渡河過去!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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