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被日寇逮捕入獄
1、被捕之前的一段經歷
1941年12月8日是個星期一，早上第一、二節有我教的課。當時我住在南校門外，當我騎車趕去上課時，還未到校門，就看到有些日本兵站在那裡，我預感到必有重大事情發生，立刻想先回家再說。可是還沒到家，就遠遠看到我家的保姆老於媽斜倚在大門邊上，頻頻向我搖手。我心知有異，忙轉過身來，就近躲進燕大附中一位王老師的家裡。
這時我們還不知道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只是心裡納悶，不知道出了什麼事。等了一個時辰，也聽不到有什麼動靜，我就請王老師打發他的一個小女兒去我家探看一下。很快她就跑回來，說我家裡一切如常，於是我立刻趕回家去，才知道我早上剛離開家，就有幾個日本憲兵和偽警察闖了進去。
那時岳母梁擷香老人兩天前才從天津前來看我和妻子張瑋瑛，因為瑋瑛離分娩的時間已經不遠了。我一進屋門，岳母就告訴我說，日本和美國的戰爭爆發了，日本憲兵趕來要問我有什麼看法，知道我已經進學校上課去了，他們沒有久留也就走了。
我了解到這一情況後，第一個反應就是應該找到陳絜同志商量一下怎麼辦。可是我無法和校內聯繫。我也曾想到要逃往西山解放區，可是瑋瑛身重不能同行。如果留她在家，免不了會被日寇捉起來當作人質，逼我回來，那就更糟了。考慮的結果是立即安排我岳母先把瑋瑛接回天津，我暫時留在家中以觀動靜。這時我已感到落進日寇的監視網中了。我之所以這樣想，因為考慮到下列幾件事：
(1)當我在輔導委員會兼職期間，西苑日本憲兵隊有個專門監視燕大活動的小頭目，名叫花田。據說他經常穿西裝到處活動。可能就是這個花田，曾兩次趁著我和瑋瑛都去學校的時候，一個人跑到我家裡來，要老於媽把我的像片指給他看，還拉開我書桌的抽屜，一個一個地看，卻什麼東西都不動。還是事後老於媽詳細給我講的，她還說這個人穿的是洋人衣服。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2)有一個星期天，我不在家，有個自稱是從城裡來的青年人跑到我家，說是要向我了解一下怎樣去大後方。以後這個人再沒來過。我想從學校送人走的事並不是公開進行的，這個青年人前來向我打聽去大後方的事，說明這件事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花田來我家中察看，應該是已經知道了我與送學生南下的事有關。
（3）我兼任輔導委員會工作的後期，家門前不遠的地方，開始出現了一個瘸腿討飯的人。終日坐在地上向過往行人求乞。其實我門前行人並不多，何以要坐在這裡求乞？我懷疑這可能是有意來監視我的，看我和哪些人有來往。
(4)最重要的就是在學校被封的這天早上，日本憲兵和偽警察一直跑到我家裡來察看我的動靜，這肯定是說明我已在被監視之中了。
第二天一早，瑋瑛的堂弟、英文系的研究生張漢槎（現在香港胡關李羅律師行工作)忽然跑到我家來，說是日本兵已經占領了校園，下令讓學生立即離校，他和黃國俊（現在是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教授)、何長亨（曾在中央黨校工作，任王學文同志的秘書)等幾位廣東同學沒有地方去，想暫時搬到我家來。我立即同意他們搬過來。
隨後我繞道從校外跑到學校的正門——西校門，去探看校內的情況。這時正好遇到男女同學紛紛推攜著自己的東西，在十分混亂的情況下，被趕出學校。我一心想混進學校去，可是剛進校門，就看到兩個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站在校門內的石橋上，檢查被驅趕離校的學生們，還遠遠看到夏仁德教授跑來跑去，幫助學生推運行李。
正在這時候，老同學王鍾翰（現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忽然從人群中擠過來對我說：「你怎麼還站在這裡！日本憲兵已經開始捕人了，還有人說你也被捕了，還不趕快離開！」這時我才覺得進學校去已經不可能，只好折回家中。家中已經有六七個廣東籍的學生帶著東西搬來，岳母帶著妻子也就趕早兒回天津去了。
我原以為日本憲兵在學校里捕人之後還會再來我家。但是過了幾天，並無動靜，學校里的情況也已完全隔絕。於是我決定也去天津，準備到岳父家繼續進行研究寫作，免得浪費時光，也可藉以安定心情。
當時我考慮到如果日本憲兵來找麻須，一定是為了送學生離開淪陷區的事（自料送學生進解放區的事，十分機密，不會外傳)。至於送學生南下的事，到了1941年的夏天，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因為確實有學生家在南方，畢業後或者還未畢業而家庭經濟來源斷絕，只好送他們回家。
有不少學生不必經過任何聯繫，就可以自己乘火車到徐州，轉車往商丘，然後步行過界首南下。在封鎖線上有日本兵把守，給一些錢就可通過。據說不少商人就在這條路線上來往。我想就是日本憲兵逮捕了我，應付當無困難。
因此，在我去天津時就留話給漢槎說，如果有日本憲兵來家中找我，就把我在天津的地址告訴他們，意在說明我並不是想走開，要想捕人，我在明處。我就這樣打定主意，帶著有關北京的地圖和書籍到天津去了。
2、在日本憲兵隊被拘留審訊
我到天津之後過了幾天，日本憲兵果然前來逮捕我了。岳父家在當時的法租界，有法國巡捕房的人同來。那是一天早上，他們闖進我所住的房間，首先掀開我的床鋪，大概是怕我有什麼東西藏在那裡，隨後又抄起我攤在書桌上的地圖和書籍，將我帶到法國工部局，經過簡單的問話之後，就由日本憲兵押解我到花園街的日本憲兵隊，扣了一夜。
第二天又乘火車把我解送到北平沙灘日本憲兵隊本部，也就是原來北京大學的大紅樓。解送我的日本憲兵是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他知道我在大學教書，告訴我說他的叔父是一個醫科大學教授。乘汽車離開花園街憲兵隊到達天津東站之後，他就解下了我的手銬，直到在北平前門車站下了火車，換乘汽車來到北大紅樓門前時，他才又給我帶上手銬。
這時天色已晚，在辦過交接手續之後，末經任何審訊，我就被押到地下室的一間牢房。鑽進設在木欄下部的小門一看，已經有一個人躺在那裡，原來是燕大的同學孫以亮（孫以寬的兄弟，也就是現在著名的電影藝術家孫道臨)。
記得他是因為在校內參加演出有抗日色彩的話劇而被捕的。那時以亮雖然已經睡下，但看見押進來的是我，就立刻坐了起來，顯示出又驚又喜的樣子，我也覺得心裡忽然熱乎起來。
他幫我在地上鋪好毯子，使兩個人躺下之後，頭部儘可能離得近些，而腿腳卻各自伸向另外一個方向，這樣我們就便於彼此講話了。不僅如此，他還要我把一塊手巾蒙在臉上，作出要遮掩燈光的樣子。實際上是為了避免日本憲兵窺見我們講話時嘴巴的活動。
以亮說囚在牢內的人是不准講話的，如果被發現，就要遭毒打。即使在夜間，日本憲兵也要躡手躡腳地在過道里巡視，通過柵欄窺視室內的動靜，白天更是這樣。我們躺下後，都興奮得不能入睡。我先告訴他我被捕的經過，他也把當時在押的燕大師生分住的牢房以及他們被押解到憲兵隊的一些情況講給我聽。
此後，我們又同住了一些時候，他就被釋放了。這一段牢房生活雖不自由，卻大大加深了我們的友誼。當時在押的燕大師生十多人，都分別住在這同一過道的不同牢房裡。只是每天下午，每個牢房各出兩個人，由憲兵押著抬起恭桶排隊到樓外廁所傾倒糞便時，可以見見面，偶爾在過道的轉彎處，也可以小聲傳遞一點消息。
在我被關進這憲兵隊的第三天一早，有一個打掃樓內過道的人，在打掃到我所在牢房木欄外面時，忽然把一個小紙團投到了我坐著的地方。我立刻撿起來，打開一看，是關在另一間牢房中的劉子健寫的，大意是說他已經過完堂了，和洪業師同押一室。其中有幾句話，至今我還牢記，原話是這樣寫的：在過堂時，「先偵察思想，後偵察行為。務要避實就虛，避重就輕。學生西遊之事，似無所聞」。
這幾句話非常關鍵，從字句判斷，當是洪師口擬而由子健執筆的。這裡所說的「學生西遊之事」，指的就是送學生翻越西山去解放區的事，看來日寇是不知道的，這和我所估計的相同，因此我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以對付即將臨頭的審訊。紙條最後還寫道：「看過紙條之後，立即毀掉。」
直到出獄之後我才知道，有些從憲兵隊直接釋放的人，在開釋之前，要服幾天「勞役」。投紙條給我的人就是即將被開釋的一個人。當時和子健同牢房的有位積極參加地下抗日活動的重要人物杜超傑，曾教子健如何在過堂時取得紙和鉛筆備用，也是由他指使打掃過道的人投紙條給我的。
果然，在我開始被提審時，憲兵首先給我紙和筆，要我寫了自己的思想和在燕大的工作情況。於是我就著重寫了我出身於一個基督教家庭，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自己也信仰基督教以博愛和服務為宗旨的教義。我畢業於燕京大學。這也是一所教會大學，畢業後留校教書，也曾兼任過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是幫助學生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問題等等。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