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阿來研究》
羅偉章早期作品通常被貼上「底層寫作」的標籤，不過，他在隨後的文學實踐和審美開掘中逐步探索出獨屬於自己的文學道路，不僅沒有掉入「底層寫作」類型化敘事的語言陷阱，反而通過對個體心理世界的闡幽顯微而最終確立起富有個性化和辨識度的文學審美世界。早在寫作《聲音史》（2015）時，羅偉章就發現了一處「裂縫」，「這處裂縫就是有一對鄰居，他們的性格和為人，都存在強烈反差，他們富有可能性的人生」[1]。正是對於「可能性的人生」的痴迷與好奇，使得羅偉章在完成《寂靜史》（2018）之後，藉助《隱秘史》（2022）的長篇敘事容量來專門探究人生的可能性以及小說語言的可能性，進而在對當代鄉村和當代農民的「泣血的吶喊」[2]中盡情釋放自己的審美衝動。
在最新長篇小說《隱秘史》中，羅偉章繼續沿著《聲音史》《寂靜史》中的鄉土社會文化路徑出發，依託平白又不失雅致、鮮活又飽含情感、簡淡又富有哲思的個性化語言復原了一幅以河口村為縮影的當代鄉村圖景。羅偉章當然不滿足於以駕輕就熟的方式去複製《聲音史》《寂靜史》的審美經驗，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放棄了《聲音史》《寂靜史》中對小說「寬度」的探究，轉而在《隱秘史》中痴迷於對小說「深度」的勘探。從這一創作訴求出發，《隱秘史》 嘗試確立人心發生學的敘事基石，從原始狀態以及個體心靈的寫作路徑出發來重新接觸、擁抱和挖掘當代農民的精神世界及當下鄉村社會的文化生態。在日趨碎片化的後現代文化語境中，羅偉章自覺地拋棄「完整性」「宏大性」的語言神話，轉而致力於不斷發現精神與肉體、自我與他人、現實與真實、鄉村與城鎮、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種種撕裂和種種縫隙，屏息凝視這些撕裂和縫隙背後的隱秘、隱痛和隱憂，進而建構起獨具魅力的「人心敘事」審美範式。
一
隱秘：深挖人心的個體特質
在羅偉章近年來的小說創作中，「人心」成為頻入眼帘的審美焦點之一，而人心敘事也賦予羅偉章小說言之不盡的藝術魅力及哲思涌動的思想鋒芒。羅偉章另一部長篇小說代表作《誰在敲門》（2021）圍繞父親的生病和死亡，寫出了兒女們內心世界的複雜性，從表面來看，這幾個孩子都在盡孝道，實際上小說發掘的是兒女和父親之間、兒女之間更深層更隱秘的東西。這篇小說也比較早地顯示了羅偉章寫小說的一個敘事方向，那就是小說本身在不斷地「敲門」，敲開一扇屬於他自己的審美之門。長篇小說《隱秘史》在挖掘人心、表現人心、寫出人心這樣一條道路上繼續堅定地走著，而羅偉章在當下文壇中也由此站在了前沿和先鋒的位置上。顯然，相較於難脫宏大敘事焦慮的「鄉土史」，「人心史」的審美路徑要深微得多。「人心」成為打開《隱秘史》審美大門的重要鑰匙，羅偉章正是藉助極端隱秘的人心通道和難以捕獲的人心裂變而真正進入當代農民的人心史、個體史與心靈史。
通常情況下，人們在談及人性時，常常會不自覺地陷入善、惡的評價窠臼，這究其本質而言仍是一種靜止的、歸類化的、二元對立的分析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性總是可以歸類的，甚至有時候也帶有概念化的成分，然而人心卻是沒法歸類的，更是反本質和反概念化的。正如有評論家注意到的，幾年前的《聲音史》儘管建構了對於鄉村心靈史的絕妙隱喻，但在不少情景下，聲音並沒有「起到化入情節，因之而起，因之而沒，因之再起的完全與人物命運融合為一的妙用。多處只是對他的聲音感的外部的生動渲染，還沒有設計出更高妙的東西」[3]。從「心靈」到「人心」讓我們看到審美重心轉移的「高妙」之所在。《隱秘史》最值得關注的就是對於人心的洞幽燭微的審美熱情，小說的主線暗含的是對於桂平昌的人心史變化過程的揭示。如果遵循人心的思路來理解《隱秘史》，那麼它在看透人心、深挖人心這兩個極具寫作挑戰的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藝術突破，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這部長篇小說的思想深度和藝術水準。
結合文學史來看，有些作家作品之所以缺乏吸引力，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畏懼看透人心之難而直接放棄了深挖人心的藝術嘗試。特別是在類型小說中，不乏類型化的人性、類型化的人，比如武俠小說里的大俠和虛偽的人。有的人瘋狂追求成為武林盟主,，有的人要為愛情奉獻出一切，這種書寫都是類型化、模式化的。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真正能通過文本看透人心、寫透人心的，除了魯迅、張愛玲等少數作家，出色者並不多見。看透人心非常之難，它體現為幾個層面的難度。首先，能不能看透「一個人」的人心，連一個人的人心都看不透，連身邊生活著的最親密的人的心都看不透，又怎能看透所有人的人心呢？這一層就很難，《隱秘史》中的桂平昌連自己妻子的心理都摸不准，也不知道妻子為什麼討厭自己，更不知道妻子還有不為人知的情感的燃燒；他對自己的仇人苟軍也看不透，只有恐懼，後來雖然有所變化，但是他始終是看不透的。
除了看透人心，還需要寫透人心，這直接決定了藝術成就的高低優劣，與之相應的寫作技巧也面臨更高要求和更尖銳的挑戰，而羅偉章在這個方向上就通過一次次「敲門」，不斷地接近這個目標。《隱秘史》即羅偉章經過這種長久寫作探索後的藝術結晶，小說中涉及的社會、時代、農村，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向我們全方位展示了現實與真實之間的裂隙、錯位或背離。個體成為在現實生活中行走的幻影，真實的自我潛伏在秘不示眾的人心腹地，而現實世界和心理世界的盤織交錯則真實投射出人心的幽深、複雜與多變。在《隱秘史》中，主人公桂平昌活著的樣子並不是真實的樣子，他真實的樣子只能在他的心理世界中。正如發現白骨後的桂平昌在反覆自剖後的自我確證：「他變得那樣遲鈍，連他自己也感到驚訝。他的腦子裡裝著兩個世界，一冷一熱，一陰一陽。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4]羅偉章就這樣緊緊追隨桂平昌的腳步在兩個世界之間不斷穿梭，不斷追蹤，不斷「敲門」，以期探尋到人心的變化軌跡和複雜性，捕獲到不易為人覺察的真實暗流。
另一個層面，小說通過敘事還進一步表明，只有在人的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中、在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關係中，才能找到人心所代表的個體的真實、複雜的樣貌。《隱秘 史》裡追蹤和敘述的這種目標，必定是一個小說家經過多年的寫作探索後才能達到的一種非常好的美學意識和審美境界。桂平昌這個人物就是經由他的心理變化過程才得以建立起來的，因此，只有回到他的「隱秘史」中，回到他隱秘的內心世界中，才能找到這個人的真實自我、主體自我，這是我們看到的他活著的樣子所不能取代的。
除了對於主人公桂平昌「人心史」的完整呈現，《隱秘史》同樣藉助陳國秀、夏青、李成等人物的心理世界深入挖掘了「人心」的複雜、幽微與深邃。羅偉章的寫作特別重視挖掘人心，尤其是對於各式各樣農民心理世界的深入挖掘。回顧中國百年文學史，舉凡挖掘人心、描寫心靈史的各類小說通常都熱衷於聚焦知識分子這一群體，而挖掘的心理往往也是以知識分子的心理為主，比如《傷逝》中的子君、涓生，《圍城》裡的方鴻漸，《財主底兒女們》裡的蔣純祖等。此外，還有部分小說傾向於將現代鄉土文學史建構成熔鑄了歷史與傳統文化的民族秘史。必須看到的是，部分作品在觀照底層人物，再現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時，不管是「為老百姓」的代言體寫作，還是「作為老百姓」的代入式寫作，對於普通百姓心理世界的挖掘依然是遠遠不夠的。
在曾經風靡一時的「底層寫作」中，部分作家對「底層」的書寫主要是基於一種無根的想像和同質化的身份設定，一旦滿足於這種類型化的想像，對所謂底層群體的心理描寫就很容易走上背離真實的歧路，而這顯然違背了一個真正的小說家的藝術道德和審美操守。就這一點而言，羅偉章較早地自覺疏離了類型寫作的陳規俗套，轉而開啟極具個人化、個性化的追求之路，那就是把這種內心世界的隱秘史的寫作，植根於鄉土社會，安置在老百姓身上。正如羅偉章所說：「真正驚心的，都很普通和日常。」[5]儘管當下越來越多的作品熱衷各類博人眼球的離奇敘事，有的作品甚至開篇就是生死大戰或者重大衝突，但是，真正的生活只能是日常，只能是以瑣碎的姿態存在，就像桂平昌去挖麥冬，突然趔趄了一下，發現了一個洞。小說中的這個洞有強烈的隱喻性。在此之前，忍氣吞聲的桂平昌一直生活在苟軍的恐怖之下，進而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心理其實就是老百姓的一種很有標誌性的心理狀態。而這種恐懼心理一方面來源於惡鄰每時每刻的欺壓、侮辱、威脅，另一方面還來自即使在不被威脅的時候，仍舊不能擺脫恐懼心理，久而久之，這種可怕的威脅造成了一種難以擺脫的「心魔」。即便害怕的那個人死了，已經是一具白骨了，他還是很害怕，甚至得了一種譫妄症。當小說在深入挖掘這種集體無意識式的個體心理的時候，就無異於把它升華為了一種隱喻性的、更古老的存在方式。
《隱秘史》充溢著濃郁的日常生活敘事傾向，然而描寫普通老百姓的日常和普通人的點點滴滴，單純依靠想像力是遠遠不夠的，脫離生活土壤的無根想像極容易造成作家語言與寫作對象的距離感、疏遠感。而在《隱秘史》當中，我們會發現普普通通的桂平昌及其妻子陳國秀，甚至包括惡鄰苟軍都被寫活了。對於桂平昌及其妻子來說，蠻橫霸道、心狠手辣的苟軍堪稱惡魔般的存在，極盡各種侮辱、欺凌之能事，但是，他對自己的母親、自己的師傅及村裡的孩子卻又展示出善良、友好的一面。通過描寫桂平昌這種普通人的普通心理、日常生活里的點點滴滴，羅偉章把一個老百姓的內心世界表現得豐滿、真實而立體，真正實現了小說人物與普通人真實狀況的無縫對接。對作家來說，這是單純依靠想像力所難以實現的，唯有通過真正深入理解普通人的真實人生狀態和心理狀態，才有可能讓有血有肉的鮮活面目躍然紙上。
很多作家熟稔於知識分子心靈史的寫作，他通常只要以自身為參照，從自身經驗出發去展開藝術想像，就基本上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重現知識分子的人生經驗和心理世界。現代主義思潮的起源就是知識分子自我的一種新感受的體現，比如象徵主義認為，人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實的世界，只有內心的世界才是真實的，他們所找的內心世界不是桂平昌這種人的內心世界，而是波德萊爾的內心世界，是馬拉美的，是蘭波的，更廣一點說，或者是魏爾倫的，或者是里爾克的，是一種為世紀末的情緒所裹挾的知識分子的世界。然而善寫知識分子心靈史的作家卻未必能處理好農民心靈史，不少作家面對農民心靈史時往往不自覺地陷入捉襟見肘的藝術窘境。《隱秘史》的主人公不是知識分子，而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但是羅偉章在人心敘事的維度上重新發現了農民的個體心理世界：他有老婆，也有仇人，他和老婆之間那種點點滴滴的愛情，那種對情感、身體的渴望，那種細膩的感受與失望，他統統都有，而且都顯示出真實而堅硬的質地。在知識分子心靈史這一敘事主流之外，《隱秘史》深入挖掘了一個普通農民身上的「隱秘史」，這樣一種寫作方向堪稱羅偉章極具獨創性和個人性的藝術創造，它不僅對廣為人知的「知識分子寫作」構成了巨大的藝術衝擊，也以農民心靈史的審美範式及時刷新了當下長篇小說的藝術經驗和美學閾限。
二
隱痛：挖掘人心的情感面向
《隱秘史》以發現洞穴為敘事起點不斷加快敘事節奏，在當下與回憶的交叉閃現中不斷打亂人物的內心寧靜，轉而不斷放大著主人公面臨白骨時的疑惑、恐懼、焦慮等隱秘心理體驗。在桂平昌的心靈秘史中，「發現」這一極具動作性的關鍵詞富有鮮明的個體能動性，而及物性的「發現」更是助推主人公從發現秘密一步一步嬗遞到發現自我內心的精神之旅。作為閉塞鄉村的普通小人物，桂平昌的人生自然難以擺脫苦難和痛苦，它們要麼來自時代，要麼來自苟軍這種鄰居的霸凌、羞辱、辱罵，然而，這些都是為河口村村民所熟悉、了解的，也似乎被理所當然地認定為毋庸置疑的現實。然而，隨著人心冰山浮出水面，我們才發現，這完全是現實的幻影，真正的真實恰恰來自深藏於桂平昌內心深處的不為人知的隱痛。眾所周知的痛苦，不過是他用以抵禦真實苦難的物質外殼，強化無辜者人設的幌子，而只有隱痛才是決定桂平昌之為桂平昌的核心所在。
小說詳細描寫了桂平昌與白骨的三次相見，也以這一秘密行動為依託最終發現了桂平昌藏匿於心靈深處的隱痛。羅偉章的創造性在於藉助充滿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話語而成功實現了主體和對象的自由轉化。第一次相見讓桂平昌重溫了驚懼和痛苦，他因為發現了白骨的秘密而焦慮不安，正如小說中所言：「擁有秘密的人生是狹窄陰暗的人生，你只能被秘密牽著走，越走越窄，越走越陰暗。更讓桂平昌難以承受的是，日日夜夜，他都被那架白骨盯著。白骨想揭開他這個秘密。」[6]這具絕對不會開口因此也絕對不會泄密的白骨竟然一點一點激發了桂平昌的傾訴衝動，桂平昌通過一次一次的傾訴一層一層剝去心靈的偽裝，最終在自我重複、自我推翻中重新找回真實而真誠的赤誠之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桂平昌發現白骨構成小說的外顯線索，而白骨發現桂平昌則成為更加重要的內隱線索，它們以雙重語言裝置的交互樣貌出現，也將人心文化的本真與深邃一步步推向縱深。
面對白骨的沉默，桂平昌親手打碎了「被欺負」的牢固人設，重述自己與苟軍的仇恨關係，並忠實坦陳了「被傷害」才是自己痛恨苟軍的真正原因，從而完成了對於現實世界中二人關係的撥亂反正。在食不果腹的饑荒年代，出身木匠家庭的苟軍卻從不為食物煩惱，甚至嘴角還經常泛著充滿誘惑力的油花。與之相反，桂平昌的童年則是充滿了貧窮、飢餓、自卑的沉重苦難，兒時的他經常與苟軍躲進同一個草洞，就是為了更近距離地聞到油花的味道，而這種隱秘的情感體驗在兒童極敏感的本能反應中逐步從羨慕演變成仇恨。這個傷害事件自然是桂平昌的自主命名，卻成為伴隨他一生又難以療愈的童年創傷。然而，桂平昌在群體心理和社會成規的潛移默化之下，逐步篡改了童年創傷的真實根源，並逐步為之披上虛假的外衣，進而在日復一日的經驗強化和心理暗示中將虛假塑造成真實。這就是人心問題的複雜之處，「當某個人固執地保持某種假象的時候，對他本人來說，那假象就成了真實，他一個人的真實」[7]。
人心的複雜，當然也脫不開生活的複雜，而對虛假和真實的辨識成為認識人心、理解生活時的最大挑戰。即便是天賦異稟的楊浪也常常對此感到無力，即便他始終懷著極大的善意去理解他身邊所有人、所有事，也常常面臨「不能理解」的困境，其關鍵就在於「他無法剝去生活的殼，無法辨識虛假的外殼和真實的核心，或者真實的外殼和虛假的核心」[8]。這是楊浪的困境，也是所有人的困境：當真實與虛假以混淆視聽的方式共存，一個人無法準確辨識真實與虛假，自然也難以準確辨識生活與人心。不管是以真實為虛假，還是以虛假為真實，它們都是對人心的蒙蔽，對生活的背叛。人類難以輕易抵達真實的人心和生活，這或許是難以更改、迴避的根本真實，然而為人心祛魅，進而反觀生活和現實，卻為小說家們提供了發現真實、重建真實的審美通道。
究竟何謂人心？很顯然，羅偉章有著自己的獨特理解和闡釋。在《寂靜史》中，蕭道長臨終前留給林安平一個重要神啟：「心，刀帶三點，一點自己，一點眾生，外面一點是邪心，所謂修行，就是把邪心去掉。」[9]這番生動且富有禪意的闡釋也啟示著我們從以下三個層面去進一步理解羅偉章在《隱秘史》中的人心敘事：人心文化審美範式的第一個層面指向真實的個體自身；第二個層面指向真實的他人，特別是個體面對他人的方式和姿態；第三個層面則是指向人心之中不能忽視的邪惡性。小說的人心文化意蘊首先表現在承認人心所具有的天然的邪惡性，與此同時，也明確指出心靈修行的核心要務即是去除邪心。
當桂平昌徹底脫掉無辜者的虛假外套後，他從對苟軍的詛咒和報應中發現了「不可解釋的惡」，這次令人驚異的自我發現使得桂平昌在一面「無形的鏡子」中「清晰地照見了自己」。正如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那是一面無形的鏡子。正因為無形，才不僅能照見面孔和衣服，還能照見臟腑。鏡子裡的人，分明是他，可眼睛一眨，又變成了苟軍。眼睛再一眨，那個人成了兩個腦袋，兩副肩膀，兩雙手臂和腿腳，卻共用一顆心臟。從這顆心臟湧出的血，一段一段把身體點亮，像電流把街上的路燈點亮……某些地方亮得耀眼，某些地方僅存微光，某些地方閃閃爍爍，某些地方已經熄滅，還有些地方，從沒亮過。」[10]通常被框定在正邪、善惡、強弱對峙關係中的兩個人居然如此的相似，居然擁有「孿生的靈魂」。這不啻是《隱秘史》最觸目驚心的發現，它震驚了桂平昌，也震驚了讀者。當苟軍辱罵、暴打桂平昌妻子陳國秀的時候，桂平昌居然還能鎮定地在裡屋做飯；聽不到妻子的喊叫，桂平昌居然冒出妻子是被打死了的念頭；妻子被打被罵，桂平昌全都能忍受，唯獨對苟軍坐到妻子身上耿耿於懷，甚至覺得打了苟軍一巴掌的妻子很「噁心」……當桂平昌毫無心理負擔和情感掛礙地向白骨將這一切完全敞開的時候，他其實面臨的正是一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11]的靈魂療愈，他把自己秘不示人的痛點甚至「不可解釋的惡」毫無保留地和盤供出。
簡言之，在《隱秘史》抽絲剝繭般的人心敘事進程中，桂平昌一步一步踏上刮骨療毒般的浴火重生之旅，不僅重新發現了真實的自我，重新詮釋了自我與仇敵的關係，也在直面自身之惡的自剖勇氣中真正實現了呵護人心的精神滌盪。
三
隱憂：叩問人心的文化危機
不論是隱秘的洞穴，還是內心的隱痛，都在相當程度上指向桂平昌的個體心理世界，並進一步觸發了「人心亂了」的心靈後果。然而，桂平昌不僅作為締造秘密、發現秘密、保守秘密的獨特個體而存在，也以留守者的身份親眼見證著河口村的日漸空心化和破敗相，更以熱衷勞動、留戀土地的方式成為傳統鄉村倫理的執著捍衛者。在《隱秘史》中，日常生活的河流被置放到敘事焦點之上，而這條河流即便波瀾不驚也終將流向暗潮湧動的浩瀚海洋。作為現代化和城鎮化的直接後果，越來越多的村民離開村莊，家庭破碎、房屋坍塌的河口村不僅面臨衰敗而終至消失的唏噓命運，更在日趨空心化的頹喪中遭遇「人心變了」乃至「人心壞了」的文化危機。當越來越多的村民加入離鄉的主導潮流，日漸老齡化、空心化、廢墟化的趨勢無疑大大加劇了傳統鄉村社會的頹敗。
在文化危機的無形衝擊之下，不管是個體的心靈，還是鄉村的心靈，都被迫遭逢「空」而「重」的困境。桂平昌等為數不多的留守老人難以徹底割裂與土地和故鄉的血脈關聯。在現代城市與傳統鄉村的激烈拉鋸戰中，河口村似乎難以逃避不戰而敗的最終宿命，而個體的死亡與村莊的消失似乎也成為高懸在留守村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然而，面對湧向城市、追逐現代化的時代主潮，《隱秘史》恰恰聚焦於落伍者的情感僨張以及保守者的文化隱憂，只是情感僨張和文化隱憂依然是藉助對人心的把脈而進一步具象化、鮮活化。
小說中有這樣一句話：「鄉村消失，不只是鄉下少了許多活著的村莊。因為錢，或許還因為別的，人心壞了。」[12]村莊的消失固然可怕，而比這個更可怕的災難卻是「人心壞了」，即一旦現代社會中的人心在金錢、欲望、權力的蠱惑下全然拋棄原本的道德律令和靈魂操守，那將是鄉村道德和鄉村文化的徹底失范。在《隱秘史》中，人們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離開村莊，在城鎮甚至城市謀求各式各樣的生存道路，然而令留守老人們齒冷、鄙夷和不屑的是，不少人走上坑蒙拐騙甚至違法犯罪的墮落之路。更加令留守老人們難以理解的是，不管在外謀生的手段多麼艱難或者不堪，離鄉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選擇回來。
必須指出的是，不管是離鄉者的選擇，還是留守者的選擇，都更多地指向一種個體化的生存選擇。它們雖然在形式上呈現出前者眾而後者寡的力量對比，然而從《隱秘史》的價值選擇，到作家主體自身的文化價值立場，都無一例外地展示出聲援後者、支持後者、同情後者的基本姿態。面對現代化、城市化的時代巨浪，《隱秘史》不僅關注農村留守者對於傳統鄉村社會的深情留戀，更在城鄉對比的宏闊視野中做出了反思現代性、回望傳統性的價值選擇。作為現代性的心靈後果，人心的疏離無處不在，鄉情的失落也日益深重。
《隱秘史》中藉助陳國秀進城時的眼睛和念頭發現了「人心的疏離」，這種疏離真實再現了城市化浪潮中人們的精神狀態和交往狀態，進而重塑著人們的心靈境況和精神價值。小說中是這樣描寫的：「就是一起住到鎮上來的，相互之間也淡了，鎮上的樓房，將他們隔開了，他們不會去同一口水井裡挑水，不會去同一個池塘里洗衣，不會在同一 根田埂上相遇，加上離開土地過後，各想各的事，各發各的懶，面對春雨冬雪，沒有共同的喜，遭遇洪澇乾旱，也沒有共同的憂。」[13]這番以否定式口吻鋪排開來的話語雖然表明了對於城鎮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卻以無限深情謳歌著植根於大地的鄉村文明所具有的天然性、靈動性以及穩固性。小說在「同一 口」「同一個」「同一根」的語音重複中加固了傳統鄉村文明的穩定性，從而將植根於大地的農民牢牢連接成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在鄉村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中，除了作為物質文化表徵的大地之外，作為精神文化指涉的傳統鄉村文明同樣發揮著黏合劑的重要作用。正如小說中所言：「村子裡人多的時候，同一院子的人，幾層院子的人，你串我的門，我串你的門，說些說了一輩子的話，甚至是上輩子、上上輩子人說過的話，卻無半點老舊、重複和無趣的感覺。……日子就是這樣打發的，鄉情也是這樣織起來的。鄉情是一條埋得很深的根子，徐徐地有微溫流過，流過了，卻不讓你知覺。」[14]由此，作為傳統鄉村文明的重要精神根基，鄉情滲透進鄉村日常生活的每個毛細血管，也正藉助日常生活細節的世代灌溉而建立起充滿熱度和溫度的情感依戀。
如果說日常生活是傳統鄉村文明的物質外殼的話，那麼鄉情鄉心則是傳統鄉村文明的精神依傍。然而，隨著城市化這個巨型機器的齒輪轉動，不管是堅固的物質外殼，還是柔軟的精神依傍都在現代化的疾風巨浪中煙消雲散了。《隱秘史》噴繪了一幅由個體、鄉村、城市所共同構成的現代中國社會縮影，在具體寫作進程中則是將整體性隱為暗影，而把日常生活和個體人心的各類細節置放到敘事焦點上。隨著現代性的開啟，人們逐步被拋擲到這樣一種生存狀況之中：「世界從整體角度上、在意義方面，總令人失望；但在細節中，它令人驚奇，因為它總是明確無誤。」[15]因而，如果我們想要重建鄉土倫理、鄉心鄉情的形式與結構，就不得不從撿拾、觀察、探究它們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細節和碎片開始，追蹤它們留下的斷痕或縫隙，並由此索解、復原、建構它們的當代形式。
與前述日常生活話語有所不同，《隱秘史》在凝視當下鄉村命運時也精心創造了一系列富有文化意涵的文學隱喻符號，例如小說中的「廢墟」「斷頭路」「聲音」等，它們分別指涉著當代鄉村的頹敗命運、隔絕狀態以及消失的進程。與之相應的，保守的留守者們試圖通過清掃廢墟、籌錢修路或模仿各種聲音的方式做出有限的反抗，即便這種有限的反抗幾乎不可避免地將以失敗告終。但是，正如阿來所說：「有些時候，小說需要超越沉重的現實邏輯，服從另外一種以情感為基礎的想像力的邏輯。」[16]這些來自留守者們的失敗的反抗雖然未免悲壯和傷感，然而反抗姿態本身卻是承載著這些植根大地、熱愛鄉村的保守者們無限的深情與忠貞。就連羅偉章本身也是「農村永存」論的締造者和信奉者，他強調人與人、人與自然萬事萬物都應該在鄉村的天然懷抱里建立起一種充滿善意、榮辱與共的生態系統。對於人，他也提出了更高的精神要求：「每個人都有自己精神層面的追求，發自靈魂深處的對農村的熱愛，其實是對一種道德的忠誠。我相信，人類最美好的品德，是像莊稼一樣從土地里生長起來的。」[17]
羅偉章在《隱秘史》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在這個故事裡，楊浪依然在，而且就是《聲音史》裡的楊浪，但他已經只是背景了。這個故事打開另一扇門。這扇門裡的聲音，楊浪聽不見。很可能，世上沒有人能夠聽見。」天賦異稟的楊浪可以記住並模仿各種各樣聽過的聲音，包括自然萬物的聲音和各個村民的聲音。這些聲音被羅偉章統稱為「天籟」，而《隱秘史》要打開的卻是「另一扇門」，這扇門通向的是人心的腹地，小說正是在探勘人心的過程中去採掘那些不為人知的來自心靈深處的聲音。梁漱溟在《人心與人生》中寫道「人心正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而已」[18]，而我們在《隱秘史》中同樣看到作家藉助語言的力量發現生命個體與鄉村大地、個體人心與自然生命的平等對話，進而拓深了「上及審美的天空，下及生活的暗流」[19]的審美追求。從鄉村人心的隱秘到人物靈魂的隱痛，再到作家主體的隱憂，羅偉章的人心敘事所潛藏的文化意蘊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注釋：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百年長篇小說的現實關懷與文體變遷研究，（22JJD750027）階段性成果；江蘇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世紀江蘇長篇小說文化譜系研究」（22ZWB006）階段性成果。
[1]舒晉瑜：《羅偉章：我在<隱秘史>中索取小說的深度》，《中華讀書報》2022年8月31日。
[2]羅偉章：《農村永存》，《天涯》2004年第3期。
[3]雷達：《羅偉章 <聲音史>：鄉村心靈史的絕妙隱喻》，《文藝報》2016年1月4日。
[4][6][10][12][13][14]羅偉章：《隱秘史》，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58、236、216、65、71、222頁。
[5]蔣藍：《羅偉章：真正驚心的，都很普通和日常》，《成都日報》2022年3月22日。
[7][8]羅偉章：《聲音史》，《十月》2015年第1期。
[9] 羅偉章：《寂靜史》，《鐘山》2018年第6期。
[11]魯迅：《墓碣文》，《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頁。
[15]讓·鮑德里亞：《惡的透明性：關於諸多極端現象的隨筆》，王晴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95頁。
[16][19]阿來：《對<隱秘史>的三重解讀》，《新閱讀》2022年第8期。
[17]羅偉章：《農村永存》，《天涯》2004年第3期。
[18]梁漱溟：《人心與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頁。
（張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