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當代外語研究
知識翻譯學視角下的文化回譯與知識反哺
——以高居翰中國繪畫史著述中amateur painters 的回譯為例
李娟娟 任 文
摘要: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拓展，海外學者關於中國文化現象的異語寫作日益增多，其研究成果經由漢譯傳播至國內，受到國內學界關注。這一文化回譯現象逐漸成為當下中國譯學界探究以外語為語言載體的異語寫作作品漢譯特點、規律和價值的重要視角。本文從知識翻譯學視角出發，以美籍中國繪畫史學者高居翰英文著述中amateur painters的回譯為例，通過梳理其在中外語境中的含義及在文化回譯中經歷的還原與重構，以及可能對本土藝術史知識生產產生的影響，提出並闡述文化回譯在知識生產中獨有的反哺功能，進而深化對翻譯價值的認識。
關鍵詞:知識翻譯學；文化回譯；知識反哺；高居翰；中國繪畫史
1. 引言
過去六七十年，翻譯研究歷經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和社會學轉向，人們對翻譯價值的認識也逐步深入，但依然局限於翻譯對語言交流的影響、對文化傳播與建構的貢獻等方面。楊楓（2021：2）提出的「知識翻譯學」概念將翻譯視為「跨語言的知識加工、重構和再傳播的文化行為和社會實踐」，是知識再生產的重要途徑，在中國譯學界引發熱議。王曉路（2021：265）也提出從知識學角度「深入研究翻譯對於引入新知的作用，包括該新知融入原有認知結構的方式以及形成新的理解與闡釋方式的有效性」。之後，更多學者加入討論，呼籲對翻譯的知識功能展開深入系統研究，以期還原翻譯最重要的本質。本文擬以文化回譯為切入點，以美國著名的中國繪畫史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英文著述中的術語回譯為例，分析翻譯對知識的建構作用，提出文化回譯在知識生產中的反哺功能，嘗試為知識學意義上的翻譯研究提供例證。
中國繪畫史研究屬藝術史學科，進入20世紀後中國繪畫史研究開始呈現跨文化、跨語境特徵，其中海外學者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關於中國繪畫史著述的譯介、闡釋、研究通過翻譯返回中國，這一過程在中國繪畫史的學科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國內藝術史學界對顯在的知識引入關注甚多，對其背後翻譯所發揮的潛在作用鮮有提及。翻譯學界也有個別研究關注到詩畫藝術類文本在國外的譯介，但整體而言，關涉翻譯及語言在整個藝術史知識生產中的功能研究尚付闕如，對大量諸如中國文化藝術文本傳播至海外後又回譯到本土的現象及其對本國知識生產的影響關注不足。基於此，本文以高居翰中國繪畫史著述中amateur painters及其相關術語的回譯為例，探究其回譯策略，考察文化回譯獨特的知識反哺功能。
2. 回譯與文化回譯
回譯研究最初局限於語言學範式。沙特爾沃斯和考依（Shuttleworth & Cowie 2014：14）將其定義為「將翻譯成特定語言的文本又重新翻譯至源語的過程」，還有論者將回譯視為一種翻譯策略，一種「尋根溯源的文本考證活動」（陳志傑、潘華凌 2008：55）。在語言學範式下，以翻譯對等為前提，回譯通常被當作語言對比、譯文質量檢驗、翻譯教學等輔助手段來研究。
圖里（Toury 1980）認為，語言學範式的回譯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是錯誤的。鑑於源文與譯文關係的單向性，回譯行為將原來的譯文當作源文本，實際上是開啟了一段新的發生在不同歷史階段和文化語境中的翻譯行為。兩種語言文化的時空形態不同，翻譯生態系統中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產生於特定生態環境的譯文難以在另一生態環境再現（宋志平、胡庚申 2016：109-110）。故此，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始從文化關係視角重新審視回譯，如陳志傑和潘華凌（2008：55）指出:「回譯是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交匯之處，在回譯中要回溯的是擬譯文本與目的語文本之間內在的語言和文化聯繫。」王正良（2006：41）認為，「回譯是文化的升值」，能夠「檢驗文化傳播的效果，……激活淡忘的文化成果」（同上：125），但他並未從文化視角做深入探討。
當回譯更多涉及文化關係、指涉以文化為原本創作的文本的回譯時，使用「文化回譯」（cultural back-translation）概念似更為貼切。譚載喜（2018：4）將「文化回譯」定義為「用A語書寫或敘述的發生在B語環境裡的原始故事（包括人和事），翻譯成B語言」的翻譯現象，並強調在語言層面之外，還要進行語境和文化層面的回歸，這為回譯研究打開了新視角。
目前關於文化回譯現象的研究多涉及文學作品，鮮見對非文學類文本文化回譯的研究。如梁志芳（2013）、孫藝風（2014）、Pasmatzi（2022）分別從中國形象互文性建構、語言文化移置、文化遣返等角度分析異語寫作的文學作品回譯至「原本」文化的過程特徵。就具體回譯策略而言，Klaudy和Heltai（2020）將文化回譯狹義地界定為文化專有項的回譯，並總結了三種歸化策略：再歸化、還原和額外歸化。譚載喜（2018：5，8）將回譯（含語言回譯和文化回譯）策略分為「還原式」和「建構/重構式」兩種。前者指回譯文本還原成最初的中文文本，或忠實還原B語文化形象；後者則指未能還原文本或形象、對原文本進行創造性建構。雖已涉及語言和文化兩個層面，但文化層面主要關注的是文學形象。
綜上，文化回譯雖仍以語言為本體，但並非只是文化專有項的回譯，它涉及來自目標語的文化信息如何通過對源語語言形式的回譯、在目標語語境中還原其意義和形象（假定可以還原）。通過對比目標文本與源文本，我們可以結合目標文本和源文本的歷史語境，揭示兩種文化間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審美情趣、風俗人情以及兩種學術傳統和學術旨趣之間的差異，並挖掘其背後的原因及在目標文化與學術系統中的影響。
下文將以高居翰的中國繪畫史研究為例，以amateur painters這一術語作為「認知模式和知識譜系的激發點」（王曉路2021：265），剖析回譯時不同策略所表達或遮蔽的意義及其反映的認知邏輯，挖掘異域中國繪畫史研究經由回譯返回中國時可能對本土學術產生的反哺作用。
3. 高居翰中國繪畫史著述及術語amateur painters的文化回譯
高居翰是西方中國繪畫史學界最多產、最有影響的學者。他早年致力於風格研究，以視覺分析為主要方法，後期逐漸融合藝術社會學的外部研究方法，形成其「風格即觀念」的美學論點。但是，他的學術觀點在中國學界頗受爭議，一些學者批評他將帝國主義的價值觀點與詮釋方法套用在中國本土傳統之上（高居翰2009：5）。面對西方學術話語，給它貼上西方中心主義的標籤而置之不理顯然無益於學術交流，實際上，「高居翰的貢獻就在於『他者』的眼光」（曹星原2022）。我們並不假定這種他者的觀看會比我們的自我觀看更加客觀，重要的不是接受觀點，而是在「他者」眼光的刺激之下反觀自身。對於中國繪畫史研究本身而言，海外的中國繪畫史研究亦是其有機的部分，本土和海外學界的溝通與互鑒不可或缺。
眾所周知，研究中國文化現象的歐美學者，如果不是精通漢語的漢學家，主要通過閱讀譯著或其他學者的轉譯和闡述來了解中國文化藝術典籍，語言問題因而成為藝術史跨語境研究中不適應的主要來源（王菡薇 2005：75）。對於中國文化術語的翻譯，林語堂曾指出，西方翻譯家「習慣於將詞按音節拆分，而不理解雙音節詞的用法。這些翻譯與中國詞彙的本意相去甚遠，如：『神氣』譯成spirit and force，『神情』譯成spirit and condition……」(Lin 1967：4)。如果將漢學家以這樣的術語英譯為依據書寫的學術文本回譯至漢語，術語意義的變異便成為譯者面臨的翻譯困難。譯者需要面臨的決策包括：如何既忠實傳遞作者意圖又能恰當還原本土術語？面對術語意義的變異，譯者是否有義務糾正偏誤？魏向清（2010：166）認為，在確定術語翻譯的取捨時，術語的本質屬性，特別是理據性屬性，要求確保術語所代表的概念的語義內涵理據，可採取語義溯源法進行比較確定。下面以amateur painters這一術語的回譯為例，考察其語義溯源及不同譯者採取的回譯策略。
amateur painters是高居翰對中國畫家進行「職業」「業餘」二元分類時使用的術語，他用amateur painters指稱畫文人畫（literati painting）的這部分畫家，常稱其具有一種amateurism，與之相對的則是professional painters（職業畫家）。比如在《圖說中國繪畫史》中，高居翰（2014：150）指出：
對於西方人來說，藝術中的業餘態度和「墨戲」這一類詞彙帶有淺薄涉獵卻不精熟的意味。我們可能會奇怪，那麼為何有這樣多的業餘畫家達到了中國繪畫的主要地位，同時又掩蓋了除了同時代少部分職業畫家以外的其他所有畫家呢？
英文原文：
Since amateurism in art and such phrases as 「play with the brush」 carry suggestions of dilettantism for us in the Occident, we may be surprised that so many of these amateurs attained major rank, overshadowing all but a few of the professionals who were their contemporaries.
他認為amateurism與中國的「墨戲」和西方的dilettantism類似，凸出其遊戲性質和淺薄涉獵的意義，直指文人畫家的技巧與其地位不相匹配。譯文忠實還原作者原意，未將amateurs直接還原至中國畫論中的「文人畫家」。
再如，對於西方研究者印象中的文人畫家形象，高居翰（2012：4）在《畫家生涯》中這樣形容：
此人有著深厚的文化素養，過著寧靜的生活，不關心世俗事務，只埋首於學問，他以習字作畫為業餘愛好，用以抒發自己的情感——並且，按照文人畫家身份的一般含義，可以推想，他將書畫送給朋友，除了偶有禮物和關照作回贈外，並不指望獲得酬報。
英文原文：
…a person of deep cultural refinement, he lives quietly, caring nothing for worldly matters, engaged in scholarly pursuits, doing paintings or calligraphy as an avocation, to express his emotions—and, to follow through with the usual implications of scholaramateur status, presumably giving them to his friends, expecting no recompense other than occasional gifts and favors in return.
這裡，高居翰再次用amateur形容文人畫家，強調其以繪畫為愛好、不為利益、只求達意抒情的藝術目的，而此處譯文則直接還原成「文人畫家」。
那麼，amateursim（業餘主義）在西方學術語境究竟是何含義？綜合《柯林斯COBUILD高級英語詞典》和《韋氏新世界大學詞典》的解釋，amateurism通常包含三種含義：（1）業餘愛好者的非職業身份狀態；（2）不熟練的狀態；（3）為愛好和愉悅感而非為尋求回報而參與某種活動的信仰。薩義德在其知識分子的界定中，曾提出「業餘性」的概念，作為與知識領域「專業化」傾向的對抗，認為業餘性即「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而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薩義德2016：84）。「業餘主義」也是羅蘭·巴特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他賦予這個概念三個深刻內涵，其中「作為消費社會的對立面」，即對文化生產和文化行為的「有用性」和「贏利原則」的對抗（黃晞耘2005：132）正與本處相關。
可見，amateurism部分含義對應了文人畫中士大夫的非職業畫家狀態、非功利的傾向。然而，文人畫的精神內涵遠不止於此。它並非限定為文人（或業餘的畫家）所畫的畫，而是具有「文人氣」或曰文人意識的畫。所謂「文人意識」，大抵指「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豐富的人文關懷、特別的生命感覺的意識」，所以文人畫其實是「人文畫」（朱良志2020：1），是「文人士大夫思想觀念的演繹」（沈剛2001：135）。作為一種觀念藝術，文人畫是中國繪畫獨有的現象，隸屬於中國獨特的藝術體系與文化體系，不能僅以西方繪畫的形式語言予以鑑別與分析。文人畫背後有著深厚的中國哲學思想基礎，強調以發展人自身的品格修養為目的的觀念，其精神內涵與amateurism不完全相同。此外，中國畫論並不作「業餘」「職業」的二元區分，「行家」「利家」等畫論術語其實是從身份和風格兩個維度進行認同（徐建融、孫阿琛2015:5），因而有是行家的文人畫家，也有是利家的文人畫家，有業餘的文人畫家，也有職業的文人畫家。總之，業餘畫家不等於文人畫家。
因此，將高居翰所用之amateur painters相關術語回譯至漢語時，譯者一要結合藝術史學科的背景知識，釐清作者學術思想所處的話語體系；二要熟悉作者的藝術史觀，確定其使用術語的側重含義；三要在忠實於原文的基礎上，儘量凸顯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現象的「他者」視角。我們建議將amateur painters譯作「業餘畫家」，該詞在現代中文語境專業分工背景下所隱含的貶義如實反映了高居翰使用amateur painters的用意，而不是還原中國文化視野熟悉的形象「文人畫家」，避免遮蔽高居翰更推崇「職業畫家」的藝術史觀傾向。在其後期著述中，他注意到文人畫家出現了複雜的身份交叉，有的也會因贊助人要求、為物質或非物質的回報而作畫，因而在論述中開始區分literati-amateur painters、amateur painters和literati painters，在回譯時均要忠實原文，分別譯作「業餘文人畫家」「業餘畫家」和「文人畫家」才能體現其細微差異，達到刺激反思、生成新知的效果。如果在回譯中一味強調原汁還原、返璞歸真，可能會遮蔽他者文化對概念理解的幽微差別及其在另一個文化土壤中生發的新含義。
4. 不對等性、歷史文化視差與知識反哺
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在人文社科領域，因其研究內容的複雜性與主觀性，在不同語言、不同學術傳統之間尋找等價術語的努力往往很難實現，跨語境、跨文化的藝術史研究更易受到「歷史文化視差」（historical-cultural parallax）的影響（參見劉宓慶 2019：91），價值觀差異、時空隔膜、信息不對等、學術理念不同等都可能造成歷史文化視差。在學術表達中看似所指相同的概念，可能已經攜帶其所在文化社會系統所賦予的獨特含義，但在流通時並不同時攜帶其「生產場域」，接受者是在其所處場域按照本場域的結構要求來重新闡釋文本，誤解和扭曲便在所難免，其結果有好有壞（Bourdieu 1999：221）。一方面，歷史文化視差導致不同文化對同一事物在不同時期的認知會產生偏差，誕生於本土的文化術語經歷海外旅行之後，再回歸故里，很可能無法完全還原，只能重構；另一方面，客觀存在的視差如果不是因為經歷了時空轉換而重返，可能永遠得不到重新審視的機會。越是熟悉的文化信息越容易因習以為常而成為無意識，文化回譯的過程則能將差異顯化，讓知識生產成為可能。
以amateur painters的回譯為例，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文人畫家」概念因其在地性、與境性，為翻譯和回譯帶來挑戰。「文人畫家」由高居翰轉譯為amateur painters進入中國繪畫史研究的世界性知識話語，二者既有相通又有區別，呈現出「知識變異性(variability)、聯繫性(connectivity)和互通性(inter-communication)的世界性特徵」（楊楓 2022：2）。高居翰受其西方藝術史訓練和學術共同體的影響，使用中國傳統畫論所沒有的「業餘畫家」概念指稱文人畫家，以對比「職業畫家」，其實是為從藝術社會學角度對「職業畫家」進行重新評價作術語鋪墊，意在揭示被文人精英畫論話語所遮蔽的畫家真實日常，從而挑戰中國本土藝術史研究傳統上重視畫論文獻、文人話語而忽略畫作本身的方法。這一術語的使用成為關於文人畫家的一種再現性知識、重估性知識。在高居翰看來，中國繪畫過分重視文人畫家，對職業畫家多加貶斥，是因中國文化受儒家「君子不器」「游於藝」的思想影響深遠，因而對「職業精神」不屑一顧。amateur painters與「文人畫家」的不對等源於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歷史文化視差，而對amateur painters的回譯則提供了地方性知識與世界性知識間相互鑑別的契機，成為本土知識生長的觸發點。西方的中國繪畫史與中國本土繪畫史兩種地方性知識在碰撞、衝突、距離等張力中互相建構（楊楓 2022：2），經由差異的觸發點而在中國本土繪畫史研究中催生出新知。如陳颸（2012）從高居翰的「業餘觀」出發反思其對文人畫觀念的影響，指出傳統畫論中非文人畫家評價話語的缺失問題；杭春曉（2014）和劉繼潮（2013）從高居翰「業餘」「職業」的二元劃分背後所折射的西方重視繪畫形式語言的特點出發，重新審視中國繪畫史研究方法中辭與圖關係問題。此外，高居翰對文人畫家之「業餘主義」的強調也對「業餘」一詞在本土的使用產生反撥，喚醒了我們對文人精神的外顯理解，「業餘畫家」一詞也因而越來越多被賦予積極含義，這些都體現了文化回譯的知識反哺功能。
「反哺」一詞多見於文化研究，側重於異文化對自文化認知的反哺。本文則從知識翻譯學視角出發，將文化回譯中因歷史文化視差而形成的不對等，通過回譯將關於本族文化無意識的隱性知識意識化、顯性化，同時也引入源文本攜帶的、來自所在文化歷史語境的溢出知識（surplus knowledge）的過程稱為知識反哺。它強調的是經由回譯後的知識對於原本所在的母體文化和知識體系產生刺激、擾亂，亦或滋養、豐富，其最終結果是產生了變化的新生命體。這種反哺存在的前提，首先是回譯中源文本與目標文本隱身於語言形式中的知識不對等，其次是回譯過程中譯者對這種不對等性的顯化而非遮蔽。在知識從原產國遊歷至異域，又返身回國的過程中，被顯化的隱性文化知識和來自異域的溢出知識會在原產國經歷一系列批判、抵抗、解構、反撥等回應與處理，進而實現世界性知識在地方化的又一次嫁接，最終促進本土整體知識形態向前發展，這是文化回譯特有的反哺功能。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回譯不再只是語言符號的還原重構，更是一種知識增值途徑。
5. 結論與啟示
漢學家以及海外中國文化現象研究者通過獨特的寫作和翻譯活動，再現了中國文化及其內在精神，兼有普遍性和普世情懷（王宏印2017：26）。對此類文本回譯中中國本土知識經歷他鄉的理論旅行之後回歸本土的過程及其功能進行研究，可以增進我們對於地方性知識和普遍性知識轉換的理解：中國本土的地方性敘事怎樣化作世界的思想資源？西方的知識話語範式能否跨越時空差異契合中國的文化經驗？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如何轉換、嫁接、雜糅出新的變種？這些均有待於我們從知識翻譯學視角出發進行探索。
作為一種特殊的翻譯現象，文化回譯可作為探究異語寫作漢譯特點、規律和價值的重要視角。歷史文化視差的客觀存在要求譯者即便在回譯時也要具備文化自覺，避免因文化無意識而遺漏應處理的文化信息，喪失知識互鑒的契機。正是在不可譯、不完全對等轉換的回譯實踐中，我們尤為深刻地體會到本國語言文化的精妙之處與獨特魅力，並激活習焉不察的文化知識。從文化戰略的角度重新審視文化回譯的獨有功能，以術語使用、話語特徵、理論觀點等為激發點進行系統的文化回譯知識生產研究，將有助於深化我們對翻譯價值的認識。
參考文獻
（見期刊原文）
作
者
簡
介
任 文
任文，博士、教授、博導，博士後合作導師；北京外國語大學國家翻譯能力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翻譯學院院長；國際大學翻譯學院聯合會(CIUTI)執委會副主席、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語言服務研究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英語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翻譯協會理事、中國譯協口譯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外文局、中國翻譯協會重大翻譯工作審評專家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英文國際期刊Interpreting and Societ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聯合創始主編；SSCI 期刊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編委，《中國翻譯》期刊編委；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通訊鑑定專家，國家社科項目、中華學術外譯項目通訊評審專家和成果鑑定專家。主持國家教材委重大專項、國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省社科規劃重點項目近20項。研究領域：翻譯研究、口譯研究、外語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