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
雅典人為什麼要對蘇格拉底處以死刑？
——秩序敗壞了的民主
秩序敗壞了的雅典城邦
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會判處死刑。
蘇格拉底之死與耶穌基督之死，或許是西方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兩個死亡事件。前者宣告了哲學與政治的緊張，後者凸顯出宗教與政治的衝突。
雅典人為什麼要對蘇格拉底處以死刑？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把視野拉回到公元前431年，那一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從此陷入長達27年的戰爭。
這場戰爭被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忠實地記錄下來，要想知道戰爭的破壞力，讀一讀修昔底德下面這段話就知道了：
邪惡這個時候已經被人們當成了美德，所有的詞義都發生了變化：欺騙被贊為精明，魯莽被當作勇敢，而忠誠、謙虛、大度卻被認為是軟弱的代名詞。」
如果你讀過喬治·歐威爾的政治寓言小說《1984》，就會發現二者驚人的相似之處，在奧威爾筆下，虛擬的大洋國里有四個政府部門，「真理部」負責撒謊，「和平部」負責戰爭，「仁愛部」負責刑訊，「富足部」製造短缺。大洋國和戰爭期間的古希臘的共同特徵是，所有的詞義都出現了黑白顛倒的現象。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現象，語言的敗壞象徵著人心的敗壞，語言秩序的顛覆意味著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顛覆。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蘇格拉底開始了他的後半生，而他的使命，正是要通過探究倫理問題來重建道德秩序和人心秩序。
如果我們把目光進一步聚焦到雅典，就不得不注意到，在蘇格拉底受審之前，雅典民主制出現的三次Z治「地震」。第一次地震發生在公元前411年，一小撮陰謀分子與斯巴達里外勾結，推翻民主制，建立了「四百僭主專政」；第二次地震發生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戰敗，在斯巴達的扶植下，雅典建立了「三十僭主專政」。雖然這兩次僭主專政只分別持續了四個月和八個月，但卻是雅典歷史上非常恐怖和黑暗的時期。
在「三十僭主專政」的八個月里，許多雅典公民遭到殺害，死亡人數甚至超過了戰爭最後十年戰死的雅典士兵的總和。公元前401年，反民主派人士再一次蠢蠢欲動，雖然民主派最終獲得了勝利，但是可想而知，經過這三次Z治地震，雅典民主制早已元氣大傷，失去了往日的雍容和自信。
雅典人想要清算失敗的原因，尋找禍根，於是開始抓特務、找敵人，最終，他們把目光聚焦在蘇格拉底的身上。
蘇格拉底的罪名：引進新神和敗壞青年
那麼蘇格拉底具體都幹了些什麼？按照他在雅典法庭上的自述，自從聽說了德爾菲神廟的神諭，他就每天忙個不停地在找各種人聊天，目的是檢驗他們是不是智慧，一旦發現某人並不智慧，就會毫不留情地指出來。
你可以設身處地地想像一下這樣的場景：作為雅典城邦里有頭有臉的人物，你家境殷實，平日裡受人尊敬，當你在陽光明媚的公民廣場上閒逛，跟老熟人們點頭致意、問話寒暄的時候，突然從斜刺里殺出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二話不說就跟你開始探討正義、德性、幸福這些玄而又玄的問題。
你一開始還能侃侃而談，可是三言兩語過後，就開始理屈詞窮、面紅耳赤了，最可恨的是，邊上還站了一群衣著光鮮的貴族青年，不停地在起鬨。這事兒擱誰頭上誰不惱火呀？所以說，蘇格拉底在他的哲學生涯中，肯定得罪了不少雅典的成功人士，這一點用腳趾頭想也能知道。
蘇格拉底就這麼四處奔波地找人對話，他說：「由於這項工作很忙，所以我沒有餘暇去參加政治活動，也沒有工夫去料理自己的私事。如今我一貧如洗，兩袖清風，這就是我一心侍奉神道的結果。」
不料理個人私事，也不參加政治活動，整天帶著年輕人不務正業，專門給成功人士挑刺，對民主制度說三道四，這樣的蘇格拉底的確很招人煩。
事實上，向雅典公民大會起訴蘇格拉底的共有三個人，一個是演說家，一個是詩人，還有一個是手藝人兼政治領袖，都是城邦內部的頭面人物。
從道德心理學的角度出發，蘇格拉底的反諷意在激發起對話者的羞恥之心，從而讓他們自知其無知，知恥而後勇。可是問題恰恰在於，知恥而後勇的人從來都是少數，多數人的反應是惱羞成怒，進而懷恨在心。所以，這場訴訟的最初動機更像是私人恩怨。
當然，要想公報私仇，就必須訴諸冠冕堂皇的理由，蘇格拉底就是被以「引進新神」和「敗壞青年」為由起訴的。
那麼，這兩個罪名是否成立呢？我們先來看「引進新神」的說法。雅典人都知道，蘇格拉底有一個奇怪的習慣，他會不分場合，突然之間就進入老僧入定的狀態。有一次在戰場上，他就這麼披星戴月站了整整一個晚上；還有一次參加宴會，走著走著，他就立定不動了，其他人就說：別理他，他總是這樣，讓他自己站上一會兒就好了。
蘇格拉底自稱每當這個時候，他就在跟神直接對話。初聽上去，這好像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可是仔細想一想，蘇格拉底其實是在拋開外在的宗教系統，直接訴諸自我的內心世界，用「認識你自己」來代替「外在的神諭」，這當然算得上「不敬舊神」以及「引進新神」了。所以說，這個罪名不算是憑空捏造。
再來看「敗壞青年」。這裡必須要提到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克里底亞斯，另一個是阿爾西比亞德，這可是蘇格拉底最為臭名昭著的兩個追隨者。根據原告的指控，這兩個人同蘇格拉底交往之後使城邦蒙受巨大的禍害，克里底亞斯是僭主政權中「最貪婪、最強暴和最陰險的人」，阿爾西比亞德是民主政權中「最放縱、最傲慢和最專橫的人」。
我們今天要對阿爾西比亞德的故事多說幾句。他是雅典著名的美男子，英勇善戰，但卻性情乖張，反覆無常。作為雅典的將領，阿爾西比亞德曾經屢立戰功，但在遠征西西里失利之後，他叛變投敵，加入雅典的敵人——斯巴達的陣營。不久之後，他再次叛逃，這一次投向整個希臘的敵人——波斯。阿爾西比亞德的不忠不義是不是很像《三國演義》裡的「三姓家奴」呂布？
阿爾西比亞德和蘇格拉底的關係非常密切。首先，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在著名的對話錄《會飲篇》中出過場。在一次戰役中，蘇格拉底曾經冒著生命危險救過阿爾西比亞德的命。因為愛慕蘇格拉底的智慧，阿爾西比亞德還曾經追求過蘇格拉底。
說到這裡大家不要驚訝，同性戀在古希臘其實非常盛行。我們在前幾講中提到的俄狄浦斯，他的母邦忒拜城甚至還專門建立過一支由同性戀者組成的「神聖軍團」，俗話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更何況是戀人？「神聖軍團」在各項戰事中所向披靡，據說因此為很多城邦所仿效。
所以說，「敗壞青年」這個指控也不是無端誹謗。
當年菩提老祖對孫悟空說：「你這去，定生不良。憑你怎麼惹禍行兇，卻不許說是我的徒弟。」可惜蘇格拉底沒有這樣的先見之明。有些哲學史家力圖撇清蘇格拉底對這些人的影響，我覺得大可不必，憑什麼教出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功勞，教出阿爾西比亞德就跟蘇格拉底關係不大呢？
蘇格拉底決定去死
事實上，哲學是一門危險的行當。
從觀念的意義上說，哲學家不屬於任何共同體，哲學家的本性是求真，他必須質疑一切既有的觀念，把它們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審判，這與宗教要求的虔敬，政治要求的服從，可以說格格不入。
個性乖張的人，會因為有了哲學的加持，愈發傲慢驕狂。所以我總是這麼認為，哲學家最大的德性不在於質疑，而在於知道何時停止質疑。也就是說，保持智識上的節制，這才是哲人的德性。
按照雅典法律的規定，任何人只要被起訴，就必須要出庭。在自我申辯的過程中，蘇格拉底的表現極其精彩，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找《申辯篇》來讀，我在這裡只想簡單扼要地總結一下蘇格拉底的辯護策略，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所有的指控都與我無關。」
蘇格拉底大概表達了以下幾個意思：我不研究物理學，所以我不是自然哲學家；我不收費教學生，所以我不是智者；我沒有自封為最有智慧的人，所以不是我狂妄自大，這是神的意思；我沒有毒害年輕人，我相信神靈。總之，你們對我的指控都是不實之詞。
如果說以上都是防衛性的辯護，那麼下面三個說法則是進攻性的和挑釁性的辯護。蘇格拉底說：「我不會因為想要避免懲罰而放棄哲學。」這話的意思是：我死不悔改；蘇格拉底還說：「我是神賜給雅典人的禮物」；「我絕不哀求獲得寬恕」。
可想而知，如果你是現場的陪審員，一定也會被蘇格拉底的態度所激怒。很自然地，在第一次投票表決時，以281票對220票判定蘇格拉底有罪。原告建議死刑，法庭允許蘇格拉底自行選擇刑罰，比如無期徒刑、罰款或者流放。沒想到蘇格拉底居然說：像我這樣一個人怎麼能被懲罰呢？我應該得到好處，我對城邦做出的貢獻堪比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金牌得主，應該讓我去國賓館免費吃住。
最後他提議，如果一定要罰款的話，那就罰一個比納吧，這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筆錢，小到足以讓陪審員們認為蘇格拉底是在羞辱他們。於是，在第二次投票表決的時候，以361票對140票判處蘇格拉底死刑。蘇格拉底的回答是這樣的：「我之所以被定罪，是由於缺少一樣東西，但是缺少的不是言詞，而是厚顏無恥，甘願向你們說那些你們最愛聽的話。」
我在讀《申辯篇》的時候，有很強的一種感覺：蘇格拉底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從這場審判中脫身，而是有意無意地在推動這場本不應該發生的死刑判決。換句話說，蘇格拉底罪不至死，雅典公民原本也不打算判他死刑，反而是蘇格拉底本人決定去死。
蘇格拉底為什麼勇於赴死？他為什麼對死亡毫不畏懼，反而刻意求之？我們會在後面再處理這個主題。
求真的勇氣
現在我想對這一講做一個小結。哲學與政治從來都處於緊張的關係之中，對於這一點，蘇格拉底心知肚明。
他曾經說過：
我如果很久以前就從政，那就早已被處死，不能給你們或者給我自己做什麼好事了。請不要因為我說實話而不高興。因為一個人如果剛正不阿，力排眾議，企圖阻止本邦做出許多不公不法的事，就很難保全生命。一個人如果真想為正義而鬥爭，又不想活一個短暫的時期，那就只能當一個平頭老百姓，絕不能做官。
中國有句古話叫作「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但是蘇格拉底很少過問政治問題還不僅僅出於「明哲保身」的考慮，而是因為他一方面認識到政治的危險性，另一方面他認定政治是末，道德是本，所以他更願意從道德和倫理入手解決雅典的危機。更重要的是，蘇格拉底並不缺乏政治勇氣。
公元前406年，雅典海軍戰勝了斯巴達艦隊，但領導這次戰役的10位將軍卻因為沒有及時掩埋陣亡將士受到了審判，當時恰好輪到蘇格拉底當五百人議事會的主席。多數人認為這些將軍應該被處死。可是，蘇格拉底卻力排眾議，毫不猶豫地投出了反對票。
兩年之後，「三十僭主」上台，蘇格拉底的學生克里底亞斯命令蘇格拉底和另外四個公民一起去逮捕民主派人士。蘇格拉底雖然厭惡民主派，但對克里底亞斯誅殺異己的行徑更加反感，所以他沒有執行命令，而是悄悄地自行回家了。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很快垮台，蘇格拉底極有可能因為此事而受到懲罰。
我認為這兩件事非常有象徵意義，面對民主制和僭主制，蘇格拉底都展現出了求真的勇氣，他既沒有屈服於洶湧的民意，也沒有屈服於僭主的暴力。所以說，雖然他一生都在盡力迴避政治，但是這並不代表他缺少政治勇氣。
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會判處死刑，在判處死刑和執行死刑之間，還有大約一個月的時間，這期間蘇格拉底又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我們下一講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