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中國已發展出相當成熟的曆法和聲律體系，二者在當時都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色彩。《論語·衛靈公》載：「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在當時人看來，曆法可以安排民時，音樂可以教化人心，都是治理國家的重要工具。春秋以前，曆法和聲律是分列的，兩者各自單獨與政治理念相聯繫。戰國時期，曆法和聲律與當時發展起來的陰陽學說結合在一起，出現了某種融合。漢代大一統國家建立後，亟須構建一套與之相符的世界觀和政治理論體系。隨著天人之學對陰陽五行理論的整合，曆法和聲律也在該體系下完成了合言。
春秋以前律歷分列
作為歷史悠久的農業國，中國的天文曆法很早就具有較為成熟的觀測體系。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觀象台遺址證明，當時人們已經有了明確的夏至和冬至觀念，開始系統觀測和總結太陽與月亮的運行規律。《尚書·堯典》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尚書·洪範》也提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可見，曆法是安排農桑庶務和百官行政的重要保障，在早期國家治理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春秋以前，曆法還處於觀象授時階段，月份的大小和閏月的安排尚未總結出穩定的推算體系，需要專門的觀測人員根據天象隨時調整，技術僅為少部分人掌握。故而，頒布曆法就成為統治權力的象徵。
曆法之外，聲律在中國也有悠久的歷史。1986年，河南省舞陽縣賈湖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骨笛證實，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國先民就已經有了七聲音階的概念。湖北省隨縣出土的曾侯乙編鐘，總音域跨越五個八度，中心音域十二個半音齊全，可奏出完整的五聲、六聲或七聲音階的樂曲。如同曆法一樣，聲律在當時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尚書·益稷》：「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成熟的聲律體系及音樂所具備的感化人心和抒發情感的作用，使聲律成為下化民眾和上諷時政的重要手段。
春秋以前，曆法是君主頒布四時政令的主要依據，體現的是政治的權威性和指導功能；聲律則是教化民眾的工具，體現的是政治的道德意義。曆法、聲律各自與政治發生關聯，彼此之間卻是獨立分列的。但是，這一現象在進入戰國時代後發生了改變。
戰國律歷初步融合
隨著生產技術的發展和知識經驗的積累，人們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的能力與理論也發生了變化，曆法的神秘性與權威性逐漸式微，演變成可為大眾掌握的一種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張汝舟曾考訂出周考王十四年甲寅（前427年）為我國殷歷的近距始年（張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曆法論叢》，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頁）。也就是說，從戰國早期起，普通大眾已經可以擺脫觀象授時的限制，自行推演出相應的朔閏干支，如《孟子·離婁下》所云：「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其實，早在春秋後期，象徵君主權威的頒朔、告朔之禮就已不再為大眾所重視。《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吾愛其禮。』」這表明，當原本僅有上層貴族才掌握的曆法逐漸為大眾所熟知時，它的政治色彩也開始消解。
為了繼續保持君主政治的神聖性，曆法與戰國時期發展起來的陰陽學說結合在一起，不再以滿足民眾生產生活需要為主要目的，從「時政」發展為「德政」，出現了以「敬授民時」「陰陽刑德」為主要內容的四時觀念，增加了天人互動的內涵，曆法和聲律也在此時因陰陽五行理論而實現了某種融合。
《管子·四時》即將國家治理分為刑、德兩部分，與四時相配，謂「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徑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管子·五行》則以天文配陰陽，以五聲配五行，將二者提高到了道的高度，謂「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但在此結構下，曆法與聲律尚未完全糅合在一起，只是形成了較為簡單的對應關係。
至戰國晚期，《里耶秦簡》《嶽麓書院藏秦簡》《周家台秦簡》等出土材料中的歷譜都顯示，曆法的數理演算已為當時一般民眾所熟知；同時期的聲律也由五聲演變成十二律。這使得二者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有了進一步融合的基礎。《呂氏春秋·十二紀》表明當時人已以十二律搭配十二月：「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音角，律中太蔟。……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音徵，律中仲呂。」《呂氏春秋·大樂》在陰陽之外又設置了「太一」作為律、歷的共同起源，謂「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至此，曆法與聲律的融合更具系統性。
兩漢律歷最終合言
戰國時代雖已出現了曆法與聲律的初步融合，但與之密切關聯的天人互動關係還構建得不夠完善。進入秦漢以後，人們通過總結春秋時期的災異現象，整飭出一套天人雙向互動的世界觀和宇宙論。漢初陸賈的《新語·明誡篇》：「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道基篇》：「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皆強調君主應順天而行，因時而動，以天象決人事，以人事感天象。較之早期時政思想中強調對自然的單向順從，此時對曆法和聲律的闡述明顯增加了天人交互感應的內容。
漢武帝時期，漢朝在承襲了近百年的秦制之後，亟須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新政治理論，董仲舒於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將曆法、聲律、陰陽五行皆融入「天人合一」的系統中。他認為，受命之君作為天子，應將尊天放在第一位，其以曆法代表天道、聲律代表人道。他在《春秋繁露·楚莊王第一》中提出：「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複合，所為一也。」至此，律歷融合已呈現出較為完善的架構。嗣後司馬遷作為董仲舒的弟子，於繼承前者天人之學的基礎上，在《史記》中首次將「律歷」合稱，《史記·律書》即謂：「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也。……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亦謂：「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飄忽。」
太初元年（前104），漢武帝下詔改歷。其後鄧平、落下閎等人創製太初曆，即是按照「以律起歷」的原則編排，使用聲律上的黃鐘之數作為曆法的推算依據。《漢書·律曆志》謂：「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鄧平等人將日法定為81分，導致太初曆的回歸年、朔望月長度均大於四分曆數值，這就比《史記·曆書》所載的曆法更加偏離實際天象。鄧平依據聲律的三分損益法，硬性將本來屬於不同系統的曆法和聲律雜糅在一起，只是為了實現二者數理性的融合。到西漢末，鄧平「以律起歷」的傳統又為劉歆所繼承。受此影響，班固作《漢書》諸志時，將律歷合在一起，統稱《律曆志》。《晉書·律曆志》即謂：「劉歆更造三統，以說《左傳》，辯麗非實，班固惑之，采以為志。」從此，律歷合言為歷代正史相關志書所沿襲。
綜上，春秋以前，曆法和聲律彼此獨立，各自分別與政治相關聯。戰國時期，因應陰陽五行觀念，二者開始出現初步融合。至漢代，曆法、聲律進一步融入「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論系統中，成為天人之學的基礎，二者也被合稱為「律歷」。從春秋到漢代，中國古代的曆法和聲律實現了從分列到合言、從自然科學向政治哲學的演變。
（作者單位：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作者：岳冠林 張淑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