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昔底德陷阱的陰影下：國際關係理論與中美關係的和平前景
作者：Oriana Skylar Mastro，史丹福大學Freeman Spogli國際研究所的中心研究員，研究重點是中國軍事和安全政策、亞太安全問題、戰爭終止、核動力以及脅迫外交。她同時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並曾在美國空軍預備役服役，期間擔任美國印太司令部的戰略規劃師。
來源：Oriana Skylar Mastro, 「In the Shadow of the Thucydides Trap: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rospects for Peace in U.S.-China Relations」,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4, 2019, pp. 25-45.
導讀
大國崛起和隨之而來的權力平衡變化早已被確定為對國際秩序的重大挑戰。中美兩國有多大可能性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在潛在的權力交接期間大打出手？本文基於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和格雷厄姆·艾利森的12條和平線索（12 clues for peace），創建了一個七變量的框架，預測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發生重大衝突的可能性。變量包括：經濟相互依存程度、制度約束程度、國內政治制度、聯盟性質、核武器、崛起大國增長的可持續性以及其不滿程度。本文在中美關係的背景下評估這些變量的價值，以明確是否有理由對和平前景持悲觀態度。相較於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和艾利森的12條和平線索，這種分析得出的關於和平前景的結論更加複雜。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當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的實力差距減少時，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以此為據誕生了大量的研究，評估戰爭發生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避免。最近，艾利森認為，鑑於歷史記錄，中國和美國更有可能開戰：16次大國崛起中有12次崛起大國積累了足夠挑戰霸主的實力，且以戰爭告終。他提出，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所說，守成大國的偏執多疑和崛起大國的狂妄自大會導致武裝衝突。隨著實力差距的縮小，中國和美國會開戰嗎？最有可能導致衝突的途徑是什麼？國際關係領域目前對中美關係的研究沒有回答這些問題。作者創建了一個綜合艾利森的12條和平線索以及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框架，來評估中美和平的前景。
不滿情緒上升
權力轉移理論的主要前提是崛起大國對現行制度不滿意並尋求對其有利的改變，因而衝突更有可能爆發。具體而言，國際體系中的利益分配與權力分配錯位時，崛起大國可能會使用武力來實現平衡。隨著國家的實力與國際體系規則、勢力範圍以及領土劃分之間的不對等增加，強行改變這些規則的成本相對於遵循規則的潛在好處會下降。這並不是說霸權戰爭的罪魁禍首是崛起大國。即便有一個不滿的崛起大國，守成大國也可以選擇接納其需求。帶入到中美關係中，中國可能對現狀的某些方面感到滿意，尤其可能對領土分配不滿，例如對南海諸島的人工改造，權力轉移理論認為這是最關鍵的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23次提到中國，並將中國視為跨越政治、經濟、軍事和信息領域的「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這表明接納中國不大可能。這種程度中等但不斷增加的不滿程度對中美和平前景來說不是好兆頭。
經濟相互依存程度
多數情況下，牢固的雙邊經濟關係可以使領導人保持謹慎，鼓勵危機降級。當代國際關係學者認為，特別是近幾十年來，全球化已經大大增加了相互依存程度，而且這種經濟相互依存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影響國際行為。具體來說，學者們認為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增加了衝突的機會成本，通過促進國家之間的開放和頻繁接觸增進理解，並降低戰爭的動機，因為貿易是一種更好的獲得生產能力的方式。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兩國經濟相互依存程度越高，中美兩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越低。雖然更密切的經濟聯繫比缺乏相互依存更有希望促進和平，但這種聯繫並非靈丹妙藥。如果國內安全處於危險之中，相比於讓步的政治成本，領導人通常更願意承擔經濟衝突的成本。此外，在美國和印太地區的關於中國不公平經濟做法的傳言造成了對中國不利的看法，從而削弱了經濟聯繫促進和平的力量。然而，其他一切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抑制了衝突傾向。
制度約束（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國際關係的特點是無政府狀態，這意味著沒有類似世界政府的超國家權威。儘管如此，強大的跨國勢力在歷史上一直影響著大國之間的關係。艾利森認為，從歷史上看，強大的第三方有時迫使國家採取接納政策，從而防止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衝突。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認為國際制度可以促進國際合作，並通過多種機制（mechanism）減少紛爭（discord）。第一種機制是物質獎勵和懲罰：在追尋一系列利益的過程中，國家會對國際制度提供的積極和消極的制裁做出反應。第二個機制是與國內行為體互動，引發國內社會群體之間權力分配的變化，從而導致不同的國家偏好。第三是社會化，國際制度在與政策制定者的社會互動過程中導致規範的內化，這反過來又會產生新的利益與偏好。如果對危險行為的制度約束強，則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會大幅下降。即使制度約束較弱，這些國際制度也可以幫助各國說服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達成避免戰爭的相互諒解。
與許多早期崛起的大國相比，中國深深地融入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雖然沒有達到20世紀80、90年代德國和日本的程度）。20世紀90年代，中國取代印度成為世界銀行最大貸款國和重大的成功案例，世界銀行也成為中國長期外資的最大單一來源。但事實表明，國際制度最多只能說服兩國服從超國家機構以及法律框架的限制和決定。兩者都經常忽略這些第三方的需求。當超國家機構威脅要限制中國的主權時，中國傾向於拒絕他們的權威。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中國拒絕承認國際海洋法庭（ITLOS）的合法性。在ITLOS於2016年裁決支持菲律賓的南海主張後，中方聲明該判決不具有約束力且無效。美國也經常忽視它自己主導建立的國際制度的一些核心原則。幾十年來，美國經常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批准的情況下進行軍事行動，包括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美國入侵伊拉克以及美國對敘利亞的干預。在受到於己不利的決定後，美國也曾試圖避免國際法律機構的管轄。
此外，15年前中國很大程度上遵守了這些制度的規範和規則，但中國正在逐漸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某些方面。具體而言，許多人擔心中國正在建立屬於自己的一套區域和國際秩序來削弱美國權威，例如「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因此，國際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國家行為，但其力量相對較弱，且在中美關係的現狀下其力量會進一步下滑。
國內政治制度
當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共享一種政治文化時，守成大國可能會相對較少地擔憂崛起大國的意圖，因此可能接納它，從而避免戰爭。不幸的是，中美兩國沒有可以在中國崛起時降低發生衝突可能性的共同的政治文化。相反，中美兩國構成了混合的二元體。中國最為擔憂的就是因為不同的國內政治制度，無論中國如何使用新增長的力量美國都不會適應。如果精英們一致認為這種擔憂有根據，那麼中國履行責任的動力就會減少。因此，政治文化方面的分歧預測發生大戰的可能性相對較高。
聯盟的性質
雖然聯盟旨在創造權力平衡從而達到國際體系中的和平穩定，但存在兩個聯盟困境會阻礙有效的平衡。第一種是糾纏（entanglement），即聯盟夥伴被拖入戰爭是因為其盟友的生存對其自身安全是必要的。因此，聯盟承諾的性質決定了它是否會挑起大國戰爭。如果美國結盟的承諾是以盟國不挑起衝突為條件，則聯盟可以有助於力量平衡，從而促進穩定與和平。但是，如果美國向其盟友表明，即使他們挑起與中國的衝突自己也願意保衛他們，美國就有可能被拖入一場本可避免的與中國的大戰。
雖然美國的結盟承諾可能會使美國與中國陷入戰爭，美國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小心翼翼地不給盟友們開空白支票。例如，美國沒有明說如果中國占據了與菲律賓有領土爭端的南海島嶼，美菲簽訂的1951年共同防禦條約是否適用。美國還對於將在什麼條件下武裝協助台灣保持著「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用以同時威懾中國大陸與台灣。不同於美日條約與美韓條約，台灣關係法並不保證軍事保護。在澳大利亞、紐西蘭、南美洲和韓國的情況下糾纏的風險較小，因為這些國家與中美兩國都有著相對積極的關係，且美國的承諾顯然是防禦性質的。中國有可能介入朝鮮半島的衝突，但並沒有完全致力於保衛朝鮮，且希望避免在這種突發情況下與美國或韓國軍隊交鋒。總之，因為美國在亞洲的聯盟承諾是有條件的，本質上也還是防禦性的，不太可能意外引發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核武器
如果滿足3個條件，擁有核武器可以降低常規戰爭的可能性：（1）過渡時期不發生預防性戰爭；（2）每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必須具備二次打擊的能力，造成不可接受的損害；（3）核武器庫不能輕易發生意外或未經授權使用。中美關係最核心的問題是第二個條件。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都必須擁有二次打擊能力，以至於兩國領導人都認為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邏輯適用。如果兩國都有刀槍不入的核武器庫，熱戰將不再是正當選擇，因為領導人明白常規衝突可能會升級成核衝突。因此，鑑於戰爭的高昂代價，各國行事更加謹慎，不太可能為了小收益而冒大風險。
然而由於不確定中國是否有二次打擊能力，核武器對於常規戰爭的威懾力相對較弱。MAD的概念是建立在美蘇核關係的基礎上，兩國都有數千核武器以及相互之間的相對對等。中美的情況並非如此，前者選擇了追求有限或最低限度的威懾態勢。中國目前未必有足夠的生存系統來構成二次打擊。中美兩國都擁有核武器的事實降低了常規衝突的可能性，但因為脆弱性的持續不對稱，常規戰爭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儘管核武器的影響目前還不確定，中國的核現代化努力表明其正在越來越接近於擁有一支可靠的、能夠在受襲擊之後進行報復的生存力量。
國內增長的可持續性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當權力差距擴大、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差距縮小到接近均等時，霸權戰爭最有可能發生。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擴大的軍事實力會鼓勵修正主義和擴張主義行為。從邏輯上講，如果一個崛起的大國未能保持挑戰守成大國所必需的增長，霸權戰爭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在近期的歷史中，由於國內政治和經濟的挑戰以及規範限制，許多有著令人矚目經濟增長的國家無法積累到成為大國所必需的力量——包括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統一後的德國和今天的印度。雖然蘇聯確實取得了大國地位，其經濟崩潰使其無法維持地位並將統治範圍擴張到亞洲。當崛起大國無法維持其崛起時，它無法威脅守成大國，從而避免了戰爭。
許多學者質疑中國的崛起是否可持續。中國的經濟增速已經放緩，多項指標預示著困境將至。另外，中國經濟繁榮所引起的環境破壞正在轉移中國生產力的資源。隨著新環境法規的實施，某些行業可能容易破產，例如住房和建築行業。然而，有很多理由質疑這種邏輯。首先，一些經濟學家表明，中國在經濟增長來源再平衡方面取得了進展，走上了可持續的經濟道路。而且即使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到2023年也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政府將創新作為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一項備受矚目的倡議是「中國製造2025計劃」，旨在通過政府援助升級十個領域的主要製造中心。簡而言之，內部脆弱性可能會破壞中國的崛起，但迄今為止中國已經相對成功地處理了這些問題。
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關於和平的前景，本文的結論比自由主義國際關係和艾利森的12條和平線索還要悲觀。對於大多數理論來說，存在一個閾值，在該閾值處變量開始發揮作用—例如最小程度的經濟相互依存、某個特定數量的核武器或者經濟增長的某個程度上的不可持續性。目前，只有經濟相互依存程度達到了這個門檻，指向和平的可能性；國內政治制度，指向戰爭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有更大影響的因素卻不足以超越其他因素，例如制度約束和核威懾。
那麼，美國可以做什麼來降低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呢？如果與中國的和平是首要任務，那麼美國可以鼓勵更大程度的經濟相互依存，或者試圖擴大對國際制度的參與。不幸的是，川普政府採取了相反的做法。川普表達了一種政治哲學，即安全與繁榮只能由對自己負責的個別國家實現，如果有必要，它們之間應該建起圍牆，而非組建國際制度。此外，川普政府採取了多項可能降低雙邊依存程度且威脅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措施，例如貿易戰。本文提出的框架為政策制定者和學者提供了一份清單。這七個因素在未來十年如何演變將決定亞太地區是否能夠持續和平穩定。
詞彙積累
矯正
rectify
推卸責任
buck passing
靈丹妙藥
silver bullet
二分體
dyad
譯者：江若嬋，國政學人編譯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專業碩士生，研究方向為亞太地區外交政策。
校對 | 劉方晨 金也琪
審核 | 李源
排版 | 楊璐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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