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年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發掘以來，中國現代考古學已走過百餘年曆程。石破天驚的重大考古發現層出不窮，破解了一個個文明密碼，實證了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的公布，證明了中華民族璀璨悠久的文明。100個項目反映了中國人類起源、農業起源、中華文明起源的形成和發展以及中國早期國家誕生、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等重要學術研究的成果，具有重大科學價值和意義、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舊石器（5項）：
北京周口店遺址、河北陽原泥河灣遺址群、山西襄汾丁村遺址、遼寧營口金牛山遺址、寧夏靈武水洞溝遺址。
新石器（33項）：
河北武安磁山遺址、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遼寧朝陽牛河梁遺址、上海青浦崧澤遺址、浙江浦江上山遺址、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浙江餘杭良渚遺址、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福建閩侯曇石山遺址、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河南三門峽廟底溝遺址、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湖北荊門屈家嶺遺址、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重慶巫山大溪遺址、西藏昌都卡若遺址、陝西神木石峁遺址、陝西西安半坡遺址、陝西臨潼姜寨遺址、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甘肅臨洮馬家窯遺址、青海民和喇家遺址、香港馬灣島東灣仔北遺址。
夏商（10項）：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河南偃師商城遺址、河南鄭州商城遺址、河南安陽殷墟（含洹北商城、後岡遺址）、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湖北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新疆若羌小河墓地、台灣卑南遺址。
兩周（15項）：
北京琉璃河遺址、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河北平山戰國中山王墓、山西臨汾晉侯墓地及曲村-天馬遺址、山西侯馬晉國遺址、山東臨淄齊國故城、山東曲阜魯國故城、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河南洛陽東周王城遺址、湖北隨州曾侯墓群、四川成都金沙遺址、陝西寶雞周原遺址、陝西西安豐鎬遺址、陝西鳳翔秦雍城遺址、甘肅張家川馬家塬遺址。
秦漢（16項）：
北京大葆台漢墓、河北滿城漢墓、吉林集安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江蘇徐州漢楚王墓群、江西西漢海昏侯墓、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湖南里耶古城遺址、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廣東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及南越王墓、廣西合浦漢墓群、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陝西漢長安城遺址、陝西秦咸陽城遺址、陝西秦始皇陵、新疆民豐尼雅遺址。
三國至隋唐（9項）：
河北臨漳鄴城遺址及磁縣北朝墓群、黑龍江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河南漢魏洛陽城遺址、河南隋唐洛陽城遺址、陝西法門寺遺址、陝西唐大明宮遺址、甘肅敦煌莫高窟、青海都蘭熱水墓群、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
宋遼金元（9項）：
內蒙古遼上京遺址、內蒙古元上都遺址、黑龍江金上京會寧府遺址、浙江杭州南宋臨安城遺址及官窯遺址、山東青州龍興寺遺址、河南許昌白沙宋墓、廣東「南海I號」沉船、貴州遵義海龍屯城址及播州楊氏土司墓群、寧夏西夏陵。
明清（3項）：
北京明定陵、江西景德鎮御窯廠窯址、四川江口明末戰場遺址。
百年舊石器時代考古探索「我從哪裡來？
入選百大考古發現的5個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北京周口店和河北陽原泥河灣都是由多個舊石器地點組成。泥河灣是距今170萬到距今1萬年的多個地點，周口店遺址群是從距今70萬年到距今3萬年。都貫穿舊石器時代早期、中期、晚期的階段，都可以代表中國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發展系列、人類行為特點，是在百年中國考古舊石器時代考古當中的里程碑意義的發現。
5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文物證明，早在距今200多萬年前，中華大地上就有古人類生活。以元謀猿人、藍田猿人和北京猿人等為代表的古人類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
尤其是周口店遺址，是中國最早進行科學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也是第一個出土猿人頭蓋骨的地方，並被國內外專家命名為「中國猿人北京種」，簡稱「北京人」。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出土，平息了「尼安德特人」、 「爪哇人」、「海德堡人」的爭論，並為達爾文的進化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自從「北京人」頭蓋骨被發現之後，特別是隨後又發現的石器工具和用火遺蹟，使「直立人」的存在得到學術界的公認，從而明確了人類進化的序列，為「從猿到人」的偉大學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上世紀40年代初，為了保護這批古人類化石不在戰火中受損，中國學者決定將它們轉移到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暫時保存，戰後再送還中國。然而在運輸過程中，太平洋戰爭爆發，護送這些文物的美國「哈立遜總統號」遊輪，在駛進我國黃海時遭日軍阻攔，遊輪上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成了日軍的俘虜，這些化石也神秘失蹤了，後來有關這批化石的下落有多種說法，或毀於戰火，或仍在某個地方，雖然經過多方尋找依舊下落不明。
新石器時代考古探索萬年文化史
澠池仰韶村的發掘，是我國第一次進行的科學意義上的考古發掘，第一次認識史前時期文化的面貌以彩陶為代表。
仰韶文化的發現，譜寫了「早期中國」璀璨的文明序章。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從東北到西南，層出不窮的考古發現如滿天星斗，輝映著中華早期文明版圖。展覽中呈現的33項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反映了距今1.3萬年到4000年間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漫長曆程。
20世紀70年代以後，考古工作者進一步追溯各地區仰韶文化及與其同時期其他考古學文化的來源。先後發現了河北磁山文化、河南裴李崗文化、內蒙古興隆窪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等早於仰韶文化的考古學文化，了解了仰韶文化之前距今9000到7000年的考古學文化和社會，不僅充分證明中國各地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確鑿無疑是本土起源的，而且這些早於仰韶文化的考古學文化中的考古遺址都出土了較多的農業生產工具。磁山遺址中多個窖穴出土相當數量的粟，河姆渡遺址出土了相當數量的炭化稻，這些都反映出距今8000年前後，長江中下游和黃河中下游史前農業已經取得了顯著發展。
山東臨淄齊國故城
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的兩周遺址有15處。其中山東臨淄齊國故城、山東曲阜魯國故城均是兩周時期最為輝煌的考古發現之一。
臨淄齊國故城遺址是周、秦、兩漢、曹魏、西晉諸侯國齊國的都城，位於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
臨淄城，分大城與小城兩部分，小城嵌入大城西南角。大城為平民所居，建於西周時期，南北9華里，東西7華里，周長14158米；小城位於大城的西南隅，是國君居住和官吏辦公的宮城，建於戰國、西漢時期，南北4華里，東西3華里多，周長約7275米。大城和小城總周長約21433米，總面積約15．5平方公里。
臨淄城東臨淄河，西臨系水、澠水。大城南、北城牆外，小城的東、北、南和西牆南段（接系水）外，有護城壕溝11920米，這樣使城四面環水，城池俱備，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護城、排水網。城因東、西城牆沿河岸彎曲而建，故出現城牆拐角24處，僅沿淄河東牆就有14處。大、小城內設有三大排水系統，目前發現有四個排水道口。
據文獻記載，臨淄城有城門13座，現已探明11座。其中小城城門5座：南門2座，東、西、北門各1座；大城城門6座：南、北門各2座，東、西門各1座。
臨淄城城內分區功能集中，規劃有序。遺址主要保存有桓公台和10號宮殿遺址；手工業區在大城內，尤以中部分布最為密集，大型墓葬區分布在大城的東北部，今河崖頭村一帶。其中5號墓殉馬坑，殉馬在600匹以上，墓主經考證為齊景公。在大城北部偏東區域，即大城的兩條南北大道與兩條東西大道相交叉形成的「井」字形區域，這一帶春秋戰國時期商貿興盛、人口稠密，是齊國「國市」所在、齊都臨淄城內最大的商業中心。成語「摩肩接踵」「揮汗如雨」等主要是形容此處的商業繁華。
臨淄城原名營丘。公元前十一世紀中期，姜太公在此封齊建國。公元前859年，齊獻公姜山，以營丘城臨靠淄水而改名為「臨淄」。
臨淄城源遠流長、久負盛名，在中國古城乃至世界古城中地位極高。作為先秦時期中國最大、最富庶的工商業都市之一，臨淄城素有「七遍為京，八遍為城」「富冠海內，天下名都」「東方古羅馬」之譽。春秋齊桓公時，臨淄城居民就有四萬餘戶，人口二十多萬。戰國齊宣王時期，臨淄城居民多達七萬餘戶，常住人口在五六十萬以上。到西漢初年，臨淄城「巨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市租千金」，有戶十萬，人口過百萬，是當時天下最富庶的地方。
此外，臨淄城還是戰國時期中國的思想學術中心——稷下學宮，先秦時期的音樂之都——齊韶，以及「東方奧林匹亞」——足球、射箭、武術、賽馬、賽車、棋類等多種體育運動項目的起源地，這也從側面證明了臨淄工商業的高度繁榮。
臨淄齊國故城歷史悠久、古蹟豐富、文化燦爛，在中國歷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961年3月，臨淄齊國故城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1月，臨淄區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萬年文化史，北方看淄博
2021年，山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公布了「山東百年百項重要考古發現」名單。在這份名單中，淄博的考古發現貢獻巨大，其中舊石器時代遺址沂源猿人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址沂源扁扁洞遺址、臨淄後李遺址、臨淄桐林遺址，兩周時期的臨淄齊國故城、臨淄淄河店2號墓、臨淄商王墓地，秦漢時期的臨淄大武漢墓入選。
1.沂源猿人遺址
沂源猿人遺址是人類的發源地之一，是迄今為止山東省境內發現的最早的古人類化石。「沂源猿人」化石的發現，是我國古人類考古工作上的又一重大發現，在全國按古人類進化年代當屬第五位，按其分布當屬第九位。「沂源猿人」的發現不僅填補了我國猿人地理分布的空白，而且對於了解北京猿人、安徽和縣猿人同東北古人類之間的關係，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沂源猿人的出現，不僅揭開了沂源文明的首頁，而且也推開了山東文明歷史的大門，同時將沂源的歷史文化淵源推到了四五十萬年前。悠久的人類歷史，不僅說明了沂源是山東古人類的發祥地，同時也是山東文明起源的孕育地。沂源猿人拉開了沂源文化、海岱文化、齊魯文化乃至山東文化的序幕。
2.沂源扁扁洞遺址（北桃花坪遺址）
遺址位於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張家坡鎮北桃花坪村北北圍子山西北側的一處洞穴內，洞穴面積約60平方米，洞口寬20米，高約7米，洞口略微傾斜，文化堆積基本布滿了整個洞廳，洞口部分被破壞。該遺址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先後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根據採集人頭骨殘片和獸骨的年代檢測，該遺址距今9600——11000年之間，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該遺址的發現不僅在山東就當時整個黃河流域來說也屬首次。
扁扁洞遺址（北桃花坪遺址）堆積豐厚，出土遺物豐富，是山東省目前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它處於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農業起源的關鍵時期，為探索山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和山東農業的起源及早期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同時對研究人類的聚落方式和生產方式有重要價值。
3.臨淄後李遺址
後李遺址是山東地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後李文化的命名地，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遺址位於臨淄區齊陵鎮後李官莊村西北約500米處的台地上，西北距臨淄齊國故城約2.5公里。是山東地區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文化和人類遺存之一，距今約8500—7500年左右，其年代延續之長，內涵之豐富，實為罕見，堪稱海岱地區史前文化的源頭。
後李遺址包含了新石器文化遺存、兩周文化遺存和晚期文化遺存三大階段，埋藏著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清代，時間跨度近8000年的文化遺存，顯示了該地區歷史積澱豐厚，為研究該地區歷史進程提供了豐富的實物史料。另外大量的後李及北辛文化遺存的發現，對魯北地區早期文化的文化演變、年代測定、食譜分析、基因研究等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其中，後李春秋殉車馬，被評為199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1994年，依託後李春秋殉車馬坑，臨淄區建設了臨淄中國古車博物館。
4.臨淄桐林遺址
桐林遺址包括田旺、桐林、義和三村之間的五處遺址，為全國重點保護單位。遺址南北約2000米，東西約1500米，由若干個遺址群組成，面積達300萬平方米，屬於原始社會晚期的龍山文化類型。遺址中心部位文化層堆積厚達3米～4米，內涵十分豐富。歷年來，在農事耕作中曾多次出土網墜、斧、鐮、錛等磨製鑽孔石器及黑、紅、白質陶器。
出土遺物有罐、鼎、甗、鬹、盆、碗、杯、豆等陶器，其中有極為少見的高38.5厘米、口徑30.3厘米的夾砂陶鬲，有迄今為止全國最大的高達116厘米、口徑44.5厘米的灰陶甗。遺址中的鼎、甗器之足，多做成鳥喙形。陶杯多仿竹節式，壁薄且輕，胎質細膩，釉質光亮。在發掘中還發現了山東省境內較大的龍山文化城址。
龍山文化時期的該地區，水稻種植業已非常發達，獨具特色。上世紀九十年代，有關專家對桐林（田旺）遺址灰坑內的八個植物遺蹟樣品作了矽酸體分析，其中大多數樣品中都發現了水稻植物矽酸體，且有三種類型。這足以證實，當時的桐林人，已大量進行水稻栽培，而且栽培技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2001年6月，該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5.淄河店2號戰國大墓
位於臨淄區齊陵鎮齊王陵附近，出土相當數量的仿銅陶禮器和銅、石樂器。出土銅器、陶器百餘件。墓室內發現20餘輛獨轅馬車，更是發掘的重大收穫，根據車輿結構與用途，大致分為三類：兵車（輕車）、安車、役車（棧車）。特別是在挖掘時用石膏灌注出的許多原型標本，為研究古代獨轅車的構造和戰國車制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墓室北側發現一座大型殉馬坑，殉馬數量多達69匹，是已發掘的齊國大墓中保存隨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
6.臨淄商王墓地
商王墓地位於山東淄博市臨淄區永流鄉商王村西側，北距齊國故城遺址約5公里，西距臨淄區政府駐地2公里，橫貫東西的膠濟鐵路從墓地南側經過。墓地共出土陶器、銅器、鐵器、金銀器、玉石器、漆器等各類文物共計982件。
這次發掘出土了較多的戰國晚期青銅器，其中有許多是首次出土，填補了齊國青銅器類別的許多空白，如汲酒器、鳥柄燈、耳杯、人形足方爐、提梁燎爐、高炳蓋豆。
商王墓地出土一件鳥柄青銅燈，盡顯春秋時期工匠的悠遊情致。燈座與燈盤皆作圓形，燈柄上端塑一隻飛鳥。造型上，鳥爪扣在燈柄上，尾羽上翹，口銜燈盤，形容嬌俏，如此通過鳥，燈盤便與燈柄銜接起來。鳥的精華部分還在於其羽毛被刻畫得細緻入微，自鳥首至雙翅上的片片羽毛雕作鱗狀，一層層鋪陳，仿若披上一襲玲瓏翠羽。
7.臨淄大武漢墓（齊王）
位於臨淄區辛店街道窩托村南。原封土高大巍峨，為長方形，圓頂，東西長250米，南北寬200米，高32米，占地面積5萬餘平方米，地面以上起築黃褐色花土層層夯築而成。因此地原屬臨淄區大武鄉，故名「大武漢墓」。根據此墓的規模、形制和出土文物的年代考證，此墓為漢齊王陵，墓主人可能是西漢齊哀王劉襄（公元前188至前179年在位）墓。
在北墓道西側有一陪葬坑，南墓道東西兩側各有兩個陪葬坑。1978年11月～1980年11月，先後清理了這5個陪葬坑。其中，器物坑1個，車馬坑1個，兵器坑2個，殉狗坑1個。出土文物有陶器79件，銅器6751件，鐵器410件銀器131件，鉛器994件，漆器136件，骨器311件，泥器約3000件，車馬器及其他311件，總計1.21萬餘件，是當時省內重要考古發現之一。其中，銘刻銅器和銀器53件。出土文物中的矩形大銅鏡、鎏金龍鳳紋銀盤、三犧鈕銀豆、金樽銅戈、鎏金薰爐、鐵鎧甲等，是難得的珍品。
出土的銀豆，曾在上海世博會期間的中國館以及其他國家展出。銀盒用交錯的蓮花瓣裝飾，是西方波斯國家的器物，上方的三個獸鈕和底下的圈足是來到中國以後人們給加上去的。源於波斯的工藝加上中原文明的改制加工，令這件小巧玲瓏的國寶級文物，承擔起見證絲綢之路歷史的重任，也說明漢時齊地對外交流合作與發展貿易，都達到了相當成熟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