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西方討厭共產主義?

劉白惜 發佈 2024-01-28T00:13:25.966818+00:00

在歐洲,曾有20多個黨派,300餘萬黨員的歐共派系在壓迫下成為了過街老鼠,巔峰多達100多萬的法國共產黨人如今僅剩五分之一,在政治鬥爭沒那麼激烈的義大利,其黨員也銳減了44%。

當1848年《共產主義宣言》在倫敦唱響,一個盤桓在西方國度頭頂的幽靈誕生了。

可這個幽靈並不討喜,往後一百多年裡,西方國家對其恨之入骨,用酷刑讓他變得遍體鱗傷。

在歐洲,曾有20多個黨派,300餘萬黨員的歐共派系在壓迫下成為了過街老鼠,巔峰多達100多萬的法國共產黨人如今僅剩五分之一,在政治鬥爭沒那麼激烈的義大利,其黨員也銳減了44%。

在北美,血腥籠罩了每一個共產黨人,紅色恐慌讓上萬名共產黨人鋃鐺入獄,羅森堡夫婦則在電椅上一命嗚呼。

當你問出何至於此,美國總統威爾遜會告訴你:「革命的『毒素』已滲透進這個自由國家人民的血管里。」

法國總理克里孟梭會說:「如果布爾什維克在德國傳播……那麼歐洲將面臨巨大的危險」並要建立一處「防疫地帶」。

國務卿蘭辛稱共產主義是「對各國現存社會制度的直接威脅」,尼克森則認為它將消滅人民的自由。

可將話語落到實處,滿嘴的厭惡背後都是極致的恐懼。

革命的刻板印象

當1848年第一次革命浪潮落幕,一具具屍體鋪滿了歐洲的土地。

隨後,馬克思流亡、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巴黎公社運動……

當十月革命爆發,共產主義更是引來了世界的反對。

美國、英國、法國各大西方列強將新生的政權視作洪水猛獸,積極支持流亡政府,甚至直接出兵干預他國政權。

這種行為引來列寧痛斥:「現在英、法、美集團把消滅世界布爾什維主義、摧毀它的主要根據地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當成他們的主要任務。為此,他們準備築起一道萬里長城,像防止瘟疫一樣來防止布爾什維主義。」

蘇維埃的遭遇並非唯一,葛蘭西創立了義大利共產黨,於是只能在獄中寫出自己的理論思想。

而他更為溫和的「歐洲共產主義」在誕生後依舊引來了各種批評。

「一個特洛伊木馬」「不可捉摸的怪物」「共產黨人玩弄的騙局」……

福特、基辛格等美國人大聲疾呼,要人民謹防歐洲社會主義的陰謀,拒絕這個「戴著假面具的史達林主義」。

他們聲稱只要進入政府,這種理念便會露出原形,就像「披著羊皮的狼鑽進資本主義的民主堡壘,從而摧毀自由世界。」

對他們而言,共產主義便代表了威脅,而這種威脅最直接的表現便是革命。

就革命本身而言,革命起家的美國人其實是自帶認同感的,可這種認同卻有標準。


對於法國大革命後的吉倫特派革命、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等事件中,美國都表達了同情與支持,可當他們遇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時則採取了完全相反的敵對態度。

這種區別源於美國人對革命標準的判斷,這個標準來自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

在他看來,革命是神聖的,所以一起正當的革命需要符合三個標準:最低程度的混亂、可敬公民的領導以及在完成適當目標後以一部平衡的憲法作為結束。

這種標準帶有典型的資產階級性質,無視了不同地域的具體情況,可對美國人而言,這個起於建國初始的標準便是天經地義。

所以當無產階級掀起革命時,他們自然而然地將其視作叛亂,試圖扼殺共產主義於搖籃也就太正常不過了。

這種單一的革命觀很大程度上受美國價值觀的影響。

《獨立宣言》與《美利堅合眾國憲法》集中體現了美國價值觀,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自由。

宣言將自由權與生命權等同,視作「造物主賦予的不可轉讓權利」,憲法則在開頭序言便開宗明義,立法的目的是「保證我們自身和子孫後代永享神賜的自由權力。」

這種自由至上的價值觀影響頗深,美國人不在乎國家處於什麼政體,只關心自己的自由是否損害,哪怕自己的自由是對另外群體的而言是不自由。

同時繼承自英國的政治溫和傾向也讓十月革命這類激進革命變得頗不討喜。

儘可能保持社會現狀,如需變革則要用最低程度的震動,這觀念造就了一大批「政治溫和的美國人」,他們不認可激進革命的成果,認為革命首要一點便是要控制革命程度。

然而理想化的革命是需要條件的,當一個國家病入膏肓,若不捨得大刀剜肉,那等候的國民的只會是墳墓。

這些對革命的刻板看法讓共產主義頭一次在西方亮相時便被打了最低分,而之後利益集團的出手更是讓共產主義在西方陷入了萬劫不復之地。


麥卡錫背後的利益團體

麥卡錫主義是美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政治術語之一,僅用5年時間便徹底與政治迫害成為了同義詞。

可麥卡錫從來不是一個人,一個麥卡錫也無力推動一場波及整個國家的恐怖運動。

麥卡錫主義的極端思想之所以能橫行數年,其背後力量不可忽略。

在美國諸多反共集團中,美國軍團( American Legion)是最為活躍和影響力最大的一個。

這個美國最大的退伍軍人組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其建立目的便是「避免美國退伍軍人受到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激進思想的影響」以保持「百分之百美國主義」。


在二戰結束後,這個組織在1949年會員人數便達到了400萬人,會員多為中產階級,其中甚至包括杜魯門、艾森豪等權力精英。

在名噪一時前,麥卡錫便是美國軍團里的一員了,曾是海軍陸戰隊隊員的他在退伍後加入美國軍團,並藉此進入政壇,成為威斯康星州國會參議員。

當惠靈演說的聲響在美國唱響,曾只是組織一名小成員的麥卡錫就此成為了美國軍團的代言人。

為了擴大麥卡錫的影響力,美國軍團在全國各地站點為麥卡錫演講做準備,並借麥卡錫的嘴表達自身一貫的反共主張,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排除異己,實現各自的目的。

在麥卡錫的演講中,「美國主義」「美國方式」這樣的美國軍團綱領多次被提及,其中在1954年所做《勞動節:美國方式》( May Day: U.S.Way)更是要求民眾要用「美國主義」看待勞資關係,而不要「陷入共產主義思想的陷阱」。


哪怕麥卡錫即將走到末路之際,美國軍團依舊堅持認為麥卡錫只是個人品行出了問題,其身上與共產主義「針鋒相對的美國主義」值得讚揚。

在這個建立初時便將矛頭對向共產主義的組織看來,蘇聯這樣的國家,其真正威脅不只在於外部軍事威脅,而是其體制與思想對美國的衝擊。

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將摧毀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市場,而共產主義的觀念則會擊破讓民主憲政的基石,這是資本主義體制下既得利益者們不可忍受的。

除了推行麥卡錫主義外,美國軍團還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與聯邦調查局和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進行密切合作,其方式便是充當政府的耳目,清查不忠誠分子及其活動。

曾是聯邦調查局官員的胡佛便與美國軍團來往密切,在1966年親自為《美國軍團的故事》作序。

在這種密切聯繫中,4.3萬名美國軍團線人分部在全國1.17萬個站點之中為聯邦調查局充當眼線,而這換來的便是美國軍團對政府的影響力,他們在很多時候能借著政府力量打擊他們認為的共產主義。

一些揭露美國社會真相的電影在美國軍團的打壓下遭到抵制,《婚姻趣事》、《帕特和邁克》等影片被斥責為敗壞風氣,反映麥卡錫主義下人人自危的《正午》被列入封殺名單,卓別林因為曾資助蘇聯反抗納粹,所以遭到了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傳喚。

當卓別林的《舞台生涯》上映時,美國軍團甚至組織人手在紐約、底特律等地阻撓觀影人員入場。

抵制《交火線》時更是直接宣稱這是「避免誠實的美國人的辛苦所得,流入那些想要摧毀美國的陰謀家的口袋」。

在美國軍團這個由既得利益者構成的組織中,連聯合國的「一個世界」等提法也遭到了反對,被認為是「共產主義思想滲透的陰謀」,對美國主義產生了威脅,以至於要求各地成員銷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放的宣傳材料。

甚至在1952年,擔任《好萊塢軍團成員》編劇的軍團成員直接宣稱聯合國企圖毀掉西方基督教文明。

這一指責反應了西方厭惡共產主義的另一種原因——宗教。

共產主義是宗教的敵人

與中國不同,宗教在西方許多國家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它的影響在美國尤為突出。

雖然在立國之初美國便確立了政教分離,並在1791年的憲法修正案里明確規定了國會不得確立國教的法律,可美國卻被認為是「是世界上最篤信宗教的國家」。

僅在1979—1980年《政治家年鑑》統計中,當時的美國便有33.3萬處宗教活動場所,神職人員超過20萬,全國信徒多達13100多萬人,幾乎占據了當時美國總人口的60%。

以至於後來美國記者艾倫·埃爾斯納表示:「基督教是美國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美國有近50萬個教堂和宗教活動場所,每10個美國人中有7個說他們是教會會員,宗教似乎無所不在。」


對這個有著7200萬新教徒,近5000萬天主教徒的國度來說,宣揚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完全是褻瀆神靈的異教徒。

共產主義是最為徹底的無神論,它不像二元論那般試圖一人騎二馬,而是從唯物史觀角度對宗教進行了徹底的批判,斥責宗教為精神鴉片,這種立場勢必遭到信徒們最強烈的反抗。

這種情緒從羅伯特·歐文試驗空想社會主義時便能看出:「美國大多數公眾對歐文持敵視態度,他們與其說厭惡他的社會主義,不如說厭惡他對宗教的無情攻擊」。

這種宗教影響甚至蔓延到了上層,諸多堅定的反共政客都是宗教信徒,比如約翰·杜勒斯。

曾任國務卿的杜勒斯從來不掩飾自己對共產主義的看法,在他看來,所謂的美蘇對抗實際上就是西方基督文明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鬥爭。


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哈里·羅西茲克也認為:「冷戰變成了一場反對異教徒的聖戰,一場信奉上帝的自由世界人民反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的自衛戰。」

這種對不信者的強烈排斥在宗教歷史上一直延續。

無論是中世紀的獵巫運動,還是17世紀因宗教發生的歐洲「三十年戰爭」,或者最為著名的十字軍東征等事都是極為典型的案例。

雖然宗教戰爭背後往往有著諸多實際利益考量,可「奪回聖地」「殺盡異教徒」等事背後宗教元素顯得十分濃厚。

在宗教剛伴隨移民者邁入美洲時,這種帶有排他性的信仰便讓無數非信者遭了殃。

在1650年康乃狄克州法條上清晰寫著「凡信仰上帝以外神者處以死刑。」

1670年的維吉尼亞州也規定到:「由海路來的所有非基督徒奴僕必須終身服役。」

這類思想雖然隨著文明的演進而漸漸不再擺到檯面上,可實際上的排他性卻並未解除。

而一些宗教宣傳的「天定命運」一說更是締造了美國霸權主義的由來。

在19世紀末,在此思想的影響下,「偉大國家」「肩負白人的責任」等說法喧囂於上。

一名宗教信徒喬賽亞·斯特朗在1885年撰寫了《我們的國家:它可能的未來及其當前的危機》,公然鼓吹盎格魯撒克遜人得到了上帝說賦予的使命,要在「上天選擇的時間」讓人類世界接受美國的基督教文明。

而1900年出版的《擴張》更是將信仰延伸而出的野心表達的淋漓盡致,書中寫道:「要成為偉大就應當消除膽小的畏懼,就應認清上帝賦予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應當接受它為了基督教文明的利益而授予我們的責任。」

這種典型的擴張主義也成為了諸多信徒所信奉的教條。

在這種情況下,當共產主義在遠方以革命的形式點燃炬火時,無論是既得利益者、「溫和的美國人」還是信神者自然都會亮起自己的獠牙。


信息來源:

炎黃春秋《歐洲共產主義」的產生與消失》

美國研究《論反共主義在美國產生與發展的根源》

社會主義研究《歐洲共產主義全面衰落的原因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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