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拾得

編輯|明芃

1901年6月，第四次伊藤內閣維持僅八個月左右就辭職了。

第一次桂太郎內閣與海軍大臣

伊藤博文曾經四次組閣，但是最後兩次的時間（第三次六個月，第四次八個月）和前兩次（第一次兩年零八個月，第二次四年）相比，維持時間明顯變短了，這說明他對政局的控制力量明顯變弱了，也是藩閥勢力衰落的表現。

1901年6月，桂太郎組成了第一次內閣。

此後，以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為代表的一代政治家退居幕後，不再直接組閣，而由桂太郎、西園寺公望為代表的二代政治家走到政治前台，進行組閣。

桂太郎在進行組閣時，也受到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制約，這次的主角變成了海軍。山本權兵衛被稱為「近代日本海軍之父」，為近代日本海軍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其能力以及見識等方面，也並不見得比桂太郎差。

他雖然和桂太郎一樣，屬於二代政治家，但是在他內心擁有比桂太郎更早擔任總理大臣的期待。

所以這次對於桂太郎懇請其留任海軍大臣，沒有同意。桂太郎懇求山本權兵衛留任以失敗告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桂太郎請求前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從中斡旋。

西鄉從道參加過推薦桂太郎的元老會議，而且也同意推薦桂太郎作為下屆的內閣總理大臣。他對桂太郎說道：「保證讓山本權兵衛留任海軍大臣，如果山本絕對不答應的話，自己將不辭擔任海軍大臣。」

所以桂太郎請求西鄉從道從中協調也在情理之中。

最終，桂和山本一起去拜訪西鄉，桂說道：「山本不肯留任，玆請閣下就任海軍大臣。」

西鄉趕緊勸說山本，最終使山本得以留任。從中可以看出，桂向山本低了頭，一次低頭就不容易再抬起來，「山本擊潰第三次桂內閣，自己組織後繼內閣，大概就起源於此」。

兒玉源太郎也不想留任陸軍大臣，但由於山縣有朋等人的勸說，好不容易留任了。後來不到一年，就辭職了，由寺內正毅接任。

第一次桂太郎內閣的組建，對「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具有劃時代的影響。

桂太郎自1898年1月，擔任第三次伊藤博文內閣陸軍大臣開始，在四屆內閣留任，之後又擔任了總理大臣，自此開啟了軍部大臣問鼎總理大臣寶座的先例，之後的寺內正毅、田中義一、東條英機等人無不是沿著這條從政道路前進。

這就為陸軍干預政治，擔任總理大臣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從而也使得陸軍內部為了爭奪陸軍大臣的地位，而陷於更加激烈的派閥鬥爭。

同時，第一次桂太郎內閣的組建，「把傳統的陸海軍的對立，也如實表現了出來。」

「山本權兵衛作為海軍中的實力者，如果他採取反政府或者反陸軍的態度，可以預見內閣的前途是憂慮的。」

這件事情也充分顯示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威力，但無論如何雙方最終還是達成了妥協，第一次桂太郎內閣得以成立。

這件事也使得像之前那種陸軍大臣兼任海軍大臣的情況，或者海軍大臣兼任陸軍大臣的情況，也幾乎不會再出現。

桂太郎在1898年6月的第一次大隈重信板內閣時期，以陸軍大臣的留任來制約內閣，現在輪到自身組閣時，反而自身受到「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制約，這一方面說明了桂太郎的作繭自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人事制度的兩面性。

總體而言，第一次桂太郎內閣的組建，是日本軍事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

「桂園內閣」時期軍部大臣人選情況的變化

「桂園體制」時期，關於陸海軍大臣的人選發生了變化。

首先，1906年1月，隨著第一次桂太郎內閣的辭職，山本權兵衛辭去了海軍大臣的職務。第一次西園寺公望內閣的海軍大臣由齋藤實擔任。

齋藤不是薩摩藩出身。從出身這點來看，可以說打破了內閣制度創設以來海軍大臣職位長期被薩摩人所控制的局面，可以說是種進步。

但是，齋藤實在就任海軍大臣時說過：「自己之前受到前大臣閣下（指山本權兵衛）的種種薰陶。今日自己將完全繼承前大臣的方針，也希望諸君與之前一樣，各盡其職。」

再加上他長期在山本權兵衛手下擔任海軍次官，被視為「准薩派」。而且在齋藤手下擔任海軍次官的是山本權兵衛的女婿財部彪。

所以，薩派在海軍中的地位沒有受到動搖。再者就是，1911年8月，隨著第二次桂太郎內閣的辭職，寺內正毅也辭去了陸軍大臣的職務。

第二次西園寺公望內閣的陸軍大臣由石本新六擔任。石本雖然長期在寺內手下擔任陸軍省次官，被視為「准長派」，但他畢竟不是薩長出身。

因此他可以看作是「從薩長兩系之外，開始擔當陸軍軍政重任的最初人物」。

石本新六作為第一個內閣制度實行以來，非薩長出身的陸軍大臣，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陸軍大臣在薩長之間相繼擔任的格局，在陸軍大臣的任用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進步。

薩長兩派在海陸軍中經營多年，勢力盤根錯節，絕非一朝一夕可以打破。

但齋藤實擔任海軍大臣和石本新六擔任陸軍大臣這兩件事情，從表面上來看，可以說是薩長兩派在海陸軍已經逐漸走向衰落，出現了後繼無人的局面。

隨著新的派閥勢力進入海陸軍之中，陸海軍大臣的人選也將面臨著更加激烈的鬥爭。

第三次桂太郎內閣與海軍大臣

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倒台後，為了選出總理大臣，維持政權的穩定，元老們召開了數十次會議。

最終，天皇對內大臣桂太郎下達詔書，言道：「值此朕登基之初，知卿擔任多年的常侍輔弼之責任。然鑑於當今時局，卿應當擔任輔國之重任，希望卿能夠體察朕意，盡誠匡救時局。」

因此，桂太郎辭去內大臣職務，重新回到政府擔任總理大臣。桂太郎在進行組閣時，海軍大臣的人選再次成為難題。

桂太郎在選擇軍部大臣時，陸軍大臣選擇了和自己關係密切的木越安綱，但是在海軍大臣人員問題上感到了棘手。

桂太郎希望前內閣的海軍大臣齋藤實能夠留任，但自己也知道齋藤實不可能無條件留任，自己要做出一定的妥協。

前西園寺內閣就是因擴軍問題與陸軍之間產生衝突，不得不掛冠而去。自己如果不處理好和海軍之間的關係，也只會重蹈覆轍。桂太郎和齋藤實進行了幾次交談。

齋藤最後說道：值此大正新政之初，不應煩擾陛下。同時桂公（指桂太郎）當此時局危難之時，吐露其苦衷，自己能夠體諒。

桂公幾次屈駕懇請，自己也不忍頑固堅持自己的意見，讓危難時局陷入更加危難的地步。再者，解決海軍充實計劃這多年的懸案，也是自己的責任，期待能夠完成，答應了留任。

但由於海軍省內部的壓力，第二天齋藤又拒絕了留任，這讓桂太郎非常吃驚，也非常狼狽。

最終，桂太郎不得不通過天皇下達了詔書，詔書中寫道：「朕知卿擔任海軍軍政局面已久，當今機務繁忙，卿應當多多盡力，以效其節。」

通過天皇的介入，齋藤得以留任，事情得以解決，第三次桂太郎內閣得以組建完成。但桂太郎再次動用天皇詔書的這一行為激起了反對派和輿論的猛烈攻擊。

從第三次桂太郎內閣組閣過程來看，「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再次顯示了威力，但內閣和海軍之間再次以妥協告終。

桂太郎組織第一次組閣時期，就曾受到過「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制約，但是其並沒有採取相應的改革措施。

這次組閣之時再次受到制約，但是其在之後議會上的表現，仍然堅持該制度。這充分暴露了桂太郎的軍人本性。

這次的組閣過程也再次暴露了陸海軍之間的對立。

同時，這次事件也說明海軍內部少壯派勢力的崛起。

齋藤實在與桂太郎達成妥協不到一天就改變了其之前的意見，主要是因為，「海軍內部的少壯派在得知海相承諾海軍充實方案延期一年後，開始了反對運動，並在海軍內部的元老之間來回勸說」。

最終在海軍整體的壓力下，齋藤實拒絕留任。最後，在天皇介入的情況下問題得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