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生於1866年11月。這時候，列強已經通過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孫中山成長之際又遇到了兩次列強大規模侵華戰爭。
先是1884——1885年法國大舉入侵中國，清朝愛國將領雖取得鎮南關大捷，殲敵1000餘人，但是清朝「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
然後是日本大舉侵華。
日本先是在1874年侵犯台灣；1894年又發動甲午戰爭，迫使清廷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這時的清王朝已經政治腐朽、弊端百出。正如孫中山在後來的《倫敦被難記》中所說：
（譯文）朝廷上下互相矇騙、又互相勾結，遇到好處就各自中飽私囊，遇到麻煩就互相推諉扯皮，貪婪索賄風氣已經成為習慣。當官沒有不為財的，為政沒有不索賄的。
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也有描述：
（譯文）百姓日益窮困，乞丐遍地都是，盜匪漫山遍野；即使沒有外部挑釁，內部精華也已枯竭，很快將有變故。
孫中山「反骨」的萌芽
孫中山9歲時，在村子私塾里讀《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及「四書」等書。孫中山讀書用功，記性又好。特別重要的是，他自幼就受到反清和反抗外族侵略思想的薰陶。
他的先祖孫鼎標就曾追隨鍾丁先起義抗清，英勇善戰，為鍾丁先所器重。後來雖然失敗了，但仍然注重民族氣節，「不願臣事清朝」，被後代所傳頌。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人民反抗英國侵略者的鬥爭就是從珠江三角洲開始的。這些反清、抗英鬥爭事跡，經常是程氏嬸母和長輩給孫中山講故事的題材。
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省金田村發動起義，香山縣的民眾在盧靈飛等人的率領下參加了太平軍，這又是村上老人講故事的內容之一。孫中山幼年時，村上有一位太平軍老戰士叫馮爽觀，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返鄉種田。他早晨、傍晚在孫中山家門前的榕樹下乘涼休息，經常給孩子們講述太平天國造反的故事。孫中山聽得非常入神，對洪秀全十分敬慕，對清朝的統治十分仇恨，曾脫口而出：「洪秀全滅了滿清就好咯！」他還以「洪秀全第二」自許。在與小夥伴們遊戲「打仗」時，他經常扮演「洪秀全」。
這種特定的生活環境，使孫中山自幼萌發了一種叛逆意識。
1876年的一天，清朝官兵查抄了村上楊氏三兄弟的財產，並將鄰居楊啟恆家的財物洗劫一空。對此，孫中山頗為氣憤。當時，有人勸他躲開一點，他卻說：「他是人，我也是人，怕他什麼！」事後，他對父親說：「他們就像強盜一樣，如果他們人少，我就敢上前跟他們拼，看他們能奈我何！我們一定要報復！」
同年某日，孫中山看到一夥強盜進村搶劫了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僑商。這位僑商無奈地哭訴說：「我完了，許多年來我冒了生命危險遠渡重洋、辛苦積聚的錢都被強盜搶去了。我倘使留在洋人的地方，那裡有政府和法律的保護，何至如此？中國卻只有禁令，而沒有保護。」
這一席話引起了孫中山的深思：「為什麼中國沒有洋人那樣的政府和法律？為什麼這個僑商冒了生命危險掙來的金錢，洋人允許他帶回來的，在中國竟得不到政府法律的保護呢？」
翠亨村雖不大，卻有3家富戶蓄有奴婢。這些奴婢整天幹活，沒有工錢，沒有自由，而且隨時會遭到主人的打罵。孫中山對這些人的遭遇非常同情，但對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又不理解，曾問他父親：「父母有什麼權利出賣他們的子女，主人有什麼權利公然鞭打他們的奴隸？」
孫中山人生第一次大轉折
1879年5月，13歲的孫中山拖著長長的辮子遠離故鄉，隨母赴檀香山到哥哥孫眉那裡去。當他登上一艘2000噸級的英國輪船，在浩瀚無際的大海航行時，「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
他後來回憶說：
比機器和汽輪更令我難忘的是船上的一根鐵梁，它是連著船兩邊，使船更加堅固······我那時想，這麼重的一根鐵梁，多少人才能把它裝好呢，發明這根大鐵梁的人，一定是一個天才。為什麼外國人所做的東西，中國人不能做？我立刻覺得中國總有不對的地方了。
孫中山踏上夏威夷島的土地後，那裡整齊清潔的街道，用花崗岩築起的高樓，郵政局的設立，人民生活的井然有序，物質文明和科技的發達，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孫中山在檀香山接受西式教育，學習英語、美國史、西方政治學說、自然科學等。這是他接受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洗禮的起點，也是他一生中的第一個重大轉折。
他所在的意奧蘭尼學校是英國基督教聖公會主辦的，學校安排宗教教師和宗教課程，每個星期天還得去教堂做禮拜。孫中山在這些宗教活動中，漸漸被基督教教義所吸引，並準備受洗入教，因其兄孫眉的反對而未成。他受基督教的影響，曾撕毀孫眉掛在廳堂內的關帝畫像，並說：「關雲長只不過是三國時代的一個人物，死後怎能降福於人間，替人們消災治病呢？」孫眉大為不滿。後來，在1883年冬天，孫中山才與陸皓東一起，在香港受洗加入基督教。
夏威夷的劇烈政治運動，也給孫中山留下深刻印象。孫中山在夏威夷時期，正值當地民眾開展反對美國吞併的運動，提出「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夏威夷」口號，並深得許多華僑的支持。孫中山所在學校也卷進了這場鬥爭。孫中山置身於這一環境中，接受了一次生動的民族主義教育。陳少白在《興中會革命史要》中說到：「那時美國常常想把夏威夷群島合併，夏威夷群島的人民，就天天在那裡反抗。僑民看慣這種事情，當然更大受影響，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孫先生。」
孫中山在夏威夷4年多的生活，受到了西式教育的啟發、宗教救世的影響、夏威夷人民反美情緒的感染，使他萌發了改良祖國、救世濟人的願望。
孫中山曾說：
（譯文）回憶我幼年時期，在村子私塾上學，僅僅認識字而已。沒幾年就到了檀香山，在西式學校學習，看見他們的法律制度之完善，遠勝於自己故鄉。所以每到放學閒暇時間，就與同學聊天談心，從而生出了改良祖國、拯救同胞的願望。當時想的是，一定要使我國人民人人免於苦難，人人都享受幸福快樂，然後自己以此為樂。
這就是孫中山最早的「後天下之樂而樂」！
孫中山改良思想最終破滅
1883年7月，孫中山由檀香山回到香港，又改乘中國沙船回香山縣金星港，途中清吏以徵收關稅、查鴉片為藉口，對乘客進行多次勒索。在第四次進行所謂檢查時，孫中山不願意打開箱子，拒絕檢查。稅吏們乘機扣留船隻。
孫中山異常氣憤，對乘客們說：「中國在這些腐敗萬惡的官吏掌握中，你們還坐視不救麼？」
回到家鄉，他又多次向村民們宣傳官吏的腐敗：他們拿了你們的錢，你們沒有受著出錢的益處。一個政府應該替人民管理種種事情······如像建造學校、橋樑、馬路等，但是他們只知道收稅，一樣事都沒有做！你們出的錢哪裡去了？到皇帝那裡去了！
他告訴村民：統治中國的皇帝「不是中國人，是滿洲人」。
1883年11月以後，孫中山先後入香港拔萃書院、中央書院、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堂、香港西醫書院讀書。在這七八年的時間裡，孫中山不僅完成了高中到大學的學業訓練，而且發展了「救國保種」思想。
孫中山在香港、廣州求學期間結識了一批反清志士。其中有廣州博濟醫學校的同學鄭士良。鄭「為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接納皆江湖之士」。他是洪門三合會成員，向有反清復明思想，與孫中山意氣相投。尤列、陳少白、楊鶴齡等是孫的親密朋友。他們志同道合，經常聚會，「高談造反覆滿」，人稱「四大寇」。
1892年7月，孫中山由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前往澳門鏡湖醫院懸壺行醫。陳少白說，孫中山行醫，「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耳聞其名、極端欽佩的······他這一年的醫金收入計算一下，竟有一萬元之多」。因此，社會上各界人士都樂意與他結交。
孫中山雖在澳門行醫，但仍住在香港楊耀記商號內。1892年秋的一天，經「四大寇」之一的尤列的介紹，孫中山與輔仁文社社長楊衢雲相見。兩人「一見如故」，由是楊衢雲「朝夕常至，至則抵掌而談，達旦不倦」。
楊衢雲1892年3月建立的輔仁文社是以「盡心愛國」為座右銘，以「開通民智」為宗旨的。而楊衢雲與社內的謝纘泰等人也有著強烈的反清思想。所以，孫、楊等人思想一致，情投意合。孫中山在與楊的多次交談中，在建立反清組織方面深受啟發。楊曾建議孫「先在廣州組織團體以共策進行」。孫中山因行醫甚忙，未即著手建立組織。
1893年春，孫中山因遭到澳門葡萄牙籍醫生的排擠而赴廣州行醫。其「醫務之盛，一如澳門，粵中官紳與民眾，無不知有孫逸仙醫生之名者」。在行醫的同時，積極開展反清活動，「而於會黨之聯絡，尤為急進」。並不斷物色反清志士，暢談時政。
馮自由說：孫中山在「廣州行醫時期，時得同志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王質甫、程耀宸諸人，遂假雙門底聖教書樓後進禮拜堂及廣雅書局內南園抗風軒為密談時政之俱樂部，舊友尤列、陸皓東、區鳳墀等與焉」。「其時中山先生即曾提議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應發起一會，名曰興中會。眾贊成之，而未有具體之組織。」
孫中山不僅繼承和發揚了中國漢族反抗少數民族統治的思想，積極開展反清活動，而且認真向西方學習，形成了一套社會改良方案。
孫中山的社會改良思想的形成，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洋務派的影響。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為富國強兵、穩固清王朝的統治，曾介紹過某些西方先進技術並提倡引進機器生產。雖然這只是「徒襲皮毛」式的學習西方，但也使西風開始吹進中國，開闊了人們的視野，逐步形成了洋務運動。這對求知慾頗旺的孫中山來說，也很有影響。孫中山曾說：「中日之役，華兵潰敗如此，實為可慘。殆因不重洋務之故。現今中國重洋務者唯李中堂一人而已。如中堂能以西法變華，諒可不致如此。」
二是得益於西學。孫中山從檀香山到香港長期接受西式教育，比較系統地得到了西學的訓練，特別是汲取了進化論思想理論。
三是來源於維新改良派的改革思想。孫中山交往密切的人中有兩類，一是鄭士良、尤列、陳少白等反清志士，他們是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造反派；二是鄭觀應、何啟等富有西學知識的維新思想家。孫中山受後者的影響較大。鄭觀應是孫中山的同鄉前輩，著名的思想家、改革派，在19世紀末葉發表了《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提倡和宣傳社會改革主張。據學者考證，孫中山早在1890年就與鄭有交往，鄭的《中外衛生要指》亦可能是孫中山幫助編成的，鄭的發展農業、培養人才的思想對孫有很大影響。何啟，南海人，早年留學英國，先後學醫學、法學，回香港當律師，選為香港議政局議員。後創辦香港西醫書院，成為孫中山的老師。他曾發表《曾論書後》和《新政論議》等論著，呼籲改革，實行君主立憲。孫中山與何啟交往密切，深受其影響。
早在1889年，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就寫就了《致鄭藻如書》。鄭藻如曾任清朝直隸津海關道和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大臣等職，是一位長期參與洋務活動、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人，頗有改良社會、振興國家的思想。孫中山的這封信是一份政見書，它闡述了改造鄉村的政見，主要有三點：一是鼓勵農民，以西洋之法興農桑；二是「立會以勸戒，設局以助戒」，並應「仿滬上戒菸之規」，認真做好勸戒吸食鴉片的工作；三是「多設學校，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
《致鄭藻如書》充分表露了孫中山愛國情懷和救世濟人的崇高思想。
孫中山通過鄭觀應將此信遞給了鄭藻如。但此信並未產生任何結果。
1894年1月，孫中山草就了《上李鴻章書》，同年6月在上海修改定稿。該文長達8000餘言，內容極為豐富。
《上李鴻章書》集中地表達了孫中山對發展近代社會經濟的政見，提出了治國的四大綱要：（一）人能盡其才；（二）地能盡其利；（三）物能盡其用；（四）貨能暢其流。
《上李鴻章書》在逐條論述以上四項主張後，又說：
（譯文）如果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旺，地能盡其利則百姓飲食充足，物能盡其用則資源豐厚，貨能暢其流則財源充裕。故曰：此四者，是富強的大綱領，治國的大根本·····我認為以中國的民力財力，跟隨西方腳步、推行新法，不超過二十年，就一定能與歐洲並駕齊驅甚至超過。
從《上李鴻章書》內容看，它是在承認現政權的前提下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是依靠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改革。
孫中山解釋說，「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是希望清政府「奮起」以領導社會改革。
為使《上李鴻章書》能送到李鴻章手上，孫中山首先找到已退休的澳門海防同知魏恆，請他致書盛宙懷，然後由盛宙懷推薦給其堂兄盛宣懷，以便由盛宣懷將孫中山介紹給李鴻章。
1894年3月，孫中山抵達上海。在滬期間，他又與著名的改良派鄭觀應、王韜相遇。王韜為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內容作了些修改。孫中山帶著盛宙懷、鄭觀應、王韜3人寫的介紹信於6月抵天津，「與羅稷臣相見」，通過羅將《上李鴻章書》送給了李鴻章。
這時候，中日戰爭即將爆發，李鴻章忙於外交交涉和軍事部署。根本無暇接見孫中山，僅留下一句話：「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
孫中山非常失望。「由是深知清廷腐敗無可救藥」，毅然決志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
孫中山改良社會的夢想破滅了。從此，他走上了建立黨派、開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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