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2年第11期P101—P102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摘自《外交評論》2022年4期，汪書丞摘
隨著全球化「潮起潮落」，全球結構性權力被賦予新的內涵。在全球結構性權力加速演變的背景下，分析全球結構性權力的演進邏輯，詮釋全球價值鏈對結構性權力理論的拓展，對於正確理解大國博弈、準確把握中國在世界權力結構中的位置以及重塑未來世界權力結構體系至關重要。
斯特蘭奇的結構性權力理論從四個方面來衡量國家在全球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對國際結構中的決定性因素進行分析。國家在安全結構中的權力主要依賴於強大的軍事實力，各國武器變化及技術革新對安全結構性權力的大小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一方面能夠為本國社會安全和穩定提供支撐，另一方面也為國際社會安全提供保障。
商品和服務開始越來越多地適應世界經濟的需要，而非滿足本國的需求和愛好，生產結構性權力逐漸跨越國界而對全球社會政治變化產生影響。伴隨發達經濟體內部生產部門和環節的轉移，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生產結構中的占比和地位不斷上升，生產結構性權力在這一過程中開始出現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從國家向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的轉移和分配。
二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憑藉其在全球經濟中的深度參與，長期占據金融結構性權力的主導地位。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不斷強化，知識結構領導權已經成為影響當前國際社會權力博弈的重要因素。上述四種結構並非簡單的加總關係，各種結構在其作用過程中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傳統權力結構理論認為，不同結構性權力間的相互作用如同四稜錐的四個側面，任一結構性權力都未占據主導地位。然而，不同結構性權力的相對變化決定了其在整體權力結構中的地位，不同歷史時期國際體系中均存在某種結構性權力發揮主導作用的情況。這種現實結構使得結構性權力在變遷過程中存在較為明顯的結構間權力轉移的趨勢，因此，當一國在主導結構性權力中占據優勢時，便可能在全球權力結構中處於霸權地位。
二戰結束前，以軍事實力為核心的安全結構性權力長期占據權力結構的主導地位。
「不列顛治下的和平」時期，英國憑藉英鎊和金本位製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體系的霸主。全球局勢的相對穩定使得金融權力在權力結構體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國際產業分工尚未鋪開，受制於當時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安全結構性權力仍舊在權力結構中居於相對主導地位。
作為戰後經濟秩序的主導者，美國在生產、金融和知識結構性權力方面均占據領先優勢，金融結構性權力之所以能夠成為繼安全結構性權力後的主導性權力，同美國自身經濟實力的飛速發展和歐亞等地區戰後恢復的巨大需求密不可分。
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結構性權力格局中地位不斷提升，而部分發展中國家逐漸被排斥在全球化體系之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心—外圍」結構逐漸形成。
20世紀9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機前，全球價值鏈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擴張，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夥伴國越來越多、價值鏈參與程度越來越高、網絡中心度也有所提升。全球價值鏈的發展進一步提升了微觀主體對生產結構性權力的掌控。
自21世紀以來，圍繞產業鏈和供應鏈展開的生產結構性權力競爭，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內涵，全球價值鏈區域化的不斷升級也反映出國家生產結構性權力的局限性，即生產結構性權力既受到技術水平、要素資源等限制，同樣也受到各國在參與區域生產網絡過程中對自身和區域權力平衡的影響。
回溯權力結構變遷的歷程，可以看到知識結構性權力無處不在。關鍵技術能夠直接決定一國工業水平的領先程度，全球價值鏈的分工細化越來越多地集中在高端製造業產品的生產過程中，技術和創新在產業鏈布局和分工中的主導地位日趨明顯。在技術推廣前期，技術擴散具有一定的市場驅動力。只要其他國家不危及霸權國的技術優勢，霸權國的國家邏輯就不會與市場邏輯相矛盾。但是一旦技術外溢對霸權國比較優勢產生重大衝擊，就會觸發霸權國基於國家邏輯干預市場，此時市場邏輯就會讓位於國家治理。
21世紀以來，全球化從「過度全球化」步入「有限全球化」。與此同時，全球生產分工和技術升級不斷演進，生產結構性權力的博弈開始逐漸滲透到圍繞國際規則和關鍵技術展開的知識結構性權力爭奪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綜合國力快速上升，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並迅速發展成為全球製造業的中流砥柱。
中國依靠勞動力比較優勢，與西方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充分結合，在全球生產體系中迅速找準定位，從加工貿易和勞動密集型行業嵌入全球價值鏈，再通過規模經濟和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位勢」的提升。
雖然近年來勞動力成本上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國製造業發展的優勢條件，但國內完備的產業部門和生產鏈分布、龐大的製造業體量和不斷提升的技術創新實力，為中國製造業朝著高質量發展軌道轉檔創造了新的優勢。在生產結構性權力仍主導全球總體權力的當下，中國在全球生產結構性權力的轉換過程中占據了有利位置。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衝擊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深化的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產業鏈「本地化」和外部供應鏈的「多樣化」，已經成為國家產業鏈安全的重要考量，由生產結構性權力延伸出來的安全結構性權力對各國生產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受制於各國生產能力提升的局限性，「區域化」成為全球價值鏈演變過程中最為明顯的特徵，也為提升和保障中國的產業鏈安全創造了有利條件。
原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合作分工的生產結構，已逐漸轉化為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美、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和以德國為核心的歐洲三大生產區域。中國的生產結構性權力在亞洲區域生產結構性權力的加持下得到進一步升級。與此同時，對關鍵技術和產品的自主可控需求，使「全產業鏈」背景下的安全結構性權力衍生出新的內涵。在此背景下，進一步提升中國在關鍵產業領域的自主可控生產能力、延伸國內產業鏈布局乃至打造關鍵產品生產的「全產業鏈」，已成為維護國家安全權力的不二之選。
在當前全球產業鏈競爭格局下，能否駕馭和掌控技術升級能力、不斷構建完善自身創新體系，對於國家知識結構性權力的提升至關重要。對中國而言，當前自身科技創新進步面臨的外部環境趨於緊張，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對華技術封鎖和交流中斷的勢頭越發顯著，只有發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卡脖子」問題，同時持續鞏固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知識結構性權力的對峙中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長期以來，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在美國軍事、經貿、科技全球領先的加持下愈加穩固。
美國在全球金融結構中的霸權地位似乎牢不可破。但事實上，金融結構性權力與生產結構性權力存在一定的共生關係。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下，「片段化」的全球生產分工和「往返性」的中間品跨境流動大幅提高了貿易規模，中國憑藉強大的製造業部門和龐大的貿易體量，為人民幣在國際結算領域創造了獨特優勢，人民幣國際化正圍繞以中國為核心的實體貿易網絡穩步推進。
基於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三個重要結論。一是全球結構性主導力量的變遷一定會伴隨大國格局和地緣政治的演進，誰在全球結構性權力轉移中把握未來的核心權力，誰就能夠占得先機。二是不能忽視對生產結構性權力的鞏固，軍事、金融和知識儘管在某個歷史階段都「各領風騷」，但仍然屬於依附性權力，生產依然是基礎性權力，沒有產業，金融就是空中閣樓，知識也就失去了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應用場景」。三是在向知識結構性權力轉移的過程中，既要遵從市場規律，也要依賴國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