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懲處猥褻慣犯，追責問責也不能止步。
2021年5月30日，最高檢舉辦「檢愛同行 共護未來」檢察開放日活動。圖/新華社
文 | 柳宇霆
又一起教師性侵未成年人再犯的惡性案件被「曝光」。
據九派新聞報導，近日，湖北咸寧中院在審理一起猥褻兒童案中，發現通山縣某小學教師鄧某，曾在2014年因猥褻兒童行為被家長反映到學校。當時該縣教育行政部門和原學校調查後未作任何處理，又將鄧某調至另一所小學繼續任教。2020年，鄧某利用職務便利再度犯案。
隨後，法院向該縣教育局發出司法建議書，督促其對轄區教職員工從業限制查詢、強制報告制度以及教師資格證監督管理等職責指導落實到位，確保轄區內在校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應該說，這一「跟進式」司法舉措很有必要。
2021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大修後，在建立強制報告制度的同時，規定「國家建立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違法犯罪人員信息查詢系統，向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提供免費查詢服務」；教育部也依據《教師法》《教師資格條例》等法規，對加強教師資格證監督管理也作出了明確規範。
平心而論，如果這些規定動作能落實到位，那些有猥褻等性侵未成年人劣跡的不法分子，就能被提前「篩查」並「拒之門外」。但令人遺憾的是，此案中，鄧某在犯事後，家長曾告上門來，也經過當時該縣教育行政部門和原學校的所謂「調查」，按說就該揪出「大尾巴狼」，以絕後患，結果卻是「未作任何處理」，只是將鄧某調至另一所小學繼續任教。
這種「敷衍」做法的後果是，不僅向學生伸出魔掌的鄧某，免去了被繩之以法的「牢獄之災」，不需要付出任何違法成本，更掩藏了被後續強制報告、入職查詢發現的「蛛絲馬跡」，也讓更多未成年人淪為猥褻慣犯的不幸受害者。
當新的一起猥褻案件「曝光」後，鄧某應當為其違法犯罪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有關部門對鄧某犯案的查處，不僅是最新的犯罪活動，也包括可能的「餘罪」。雖其猥褻違法犯罪已是9年前，但根據刑法規定，這一犯罪「法定最高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故而追訴時效為15年。
而且，對於鄧某這種死不悔改者，基於有「猥褻兒童多人或者多次猥褻」等惡劣情節，一旦定罪，可能「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這也是鄧某踐踏法律所應獲得的嚴厲懲罰。
當然，追責問責也不能止步。或許，在當時的該縣教育行政部門和原學校方面看來，「家醜不可外揚」，對鄧某的猥褻行為「點到為止」，也是為了學校聲譽和受害者著想，也能保護一個「犯錯誤的教師」，但這種包庇行為後果卻是災難性的，也違反了法律和紀律規定。
有關部門在查辦鄧某案件的同時，也應同步進行「一案雙查」，如果有關人員涉及包庇犯罪，以及違反黨紀、政務紀律，也應嚴肅查處，這也是回歸正義的應有之義。
亡羊補牢猶未晚矣。儘管我國重視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從修繕未成年人保護法，到出台兩高司法解釋，各部門聯合發文規範，編織了一張保護未成年人不受性侵的法網，但從鄧某「劣跡」被掩飾，到再度犯事，仍暴露了當前防範未成年人性侵制度的「bug」。
今年全國「兩會」時，時任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回顧說，五年來從嚴追訴性侵、虐待、暴力傷害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萬人，表示要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零容忍」。
保護未成年人，法治永不止步。針對此類案件，有必要在查清犯罪事實、嚴懲犯罪分子的同時，健全包括「從業禁止」在內的各項法規制度，加大監督落實的力度，讓法網更加細密周延，「天衣無縫」，為未成年人打造更安全、更放心的法治屏障。
撰稿 / 柳宇霆（法律學者）
編輯 / 何睿
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