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冷知識：影響了二戰之後四十多年的重大歷史現象「冷戰」一詞，是隨著李普曼於1947年出版《冷戰》一書而被廣泛使用，成為美國報界和政界所共同採用的詞彙。
李普曼是誰？美國人評價他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新聞記者」，西奧多·羅斯福稱他為那個時代「最有才華的年輕人」。
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20世紀美國著名的新聞評論家、政治學家、報刊專欄作家、傳播學史上最具影響的學者之一。他曾擔任過12位美國總統的顧問，獲得兩次普利茲新聞獎、總統自由勳章和紐約市授予的最高榮譽青銅獎，在美國政界和學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從1910年進入《波士頓平民》周刊擔任見習記者，到1967年宣布退休，政治問題一直是李普曼關注的焦點。作為「一個冷靜的觀察者」，他寫下無數經典的政治新聞和評論，也看到新聞實踐背後所隱藏著的種種規律和玄機，一生發表政論、專欄文章1000多萬字，出版著作三十餘部，在諸多國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而他的真正偉大之處在於，他努力突破其所處環境的影響，始終保持清醒獨立，不輕易依附於任何人甚至政府，敢於就任何事情發表批判意見，竭力還原真相，致力於社會進步。
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李普曼甚至起到了改寫歷史的作用。早年他為紐約《世界報》寫的社論使美國對墨西哥的入侵免於發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過問越南戰爭，為越南戰爭帶來的破壞和夢魘而義憤填膺。
《李普曼傳》中寫道：「整整三代人都靠沃爾特·李普曼指點政治事務的迷津……他並不指揮千軍萬馬，然而他確實具有左右輿論的巨大力量。」
在李普曼的眾多著作中，1922年出版的《輿論》（Public Opinion）最具影響力。它標誌著輿論學的誕生，推動了現代傳播學的建立與發展。有學者稱，「大眾傳播的研究大多不過是李普曼《輿論》的註腳」。
自成書以來，該書已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至今仍然保持著這個領域中的權威地位，被譽為新聞傳播學界的奠基之作，並成為不同學科的重要參考書。就傳播研究而言，它奠定了大眾媒介研究的基礎，為宣傳分析、輿論調查、把關人、議程設置、接受效果等研究開了先河。
一百年已經過去，無數讀者在閱讀此書時，「絲毫不感時間塵埃的侵蝕」，依然驚呼李普曼論述之精闢，無數句子令人拍案叫絕，其中的真知灼見，讀來有如「當頭棒喝」。也有讀者稱，該書不僅試圖讓人明理，更試圖教人謙遜。
你可能要問了，現在的社交媒體都這麼發達了，和一百年前已經大不相同，一本上個世紀講輿論的書，在今天還有必要看嗎？
當然是有必要的。原因至少有兩點：第一，現代的輿論環境如此複雜，我們非常有必要去了解輿論，在喧囂的時代里努力保持一份清醒，而李普曼的《輿論》正可以為我們提供幫助，他在書中提出的「擬態環境」和「刻板印象」等概念，在今天依然有著強大的解釋力和影響力。
第二，李普曼的《輿論》之所以能成為跨越時代的經典，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思考並沒有隻停留在輿論本身。相反，這本書真正的主題其實是對傳統民主理論的批判，而他對輿論產生機制的精彩分析，只是進入主題的一個切口。也就是說，他對輿論、對媒體的思考，是在更廣闊的政治和社會層面展開的。這樣一種思考的格局，也是值得我們仔細去感受和品讀的。
當然，李普曼的《輿論》也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想要更好地理解書中的內容，我們有必要了解這本書寫作的時代，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在一戰中，大規模的宣傳戰第一次出現在世界上，以英法俄美為首的協約國在宣傳上逐漸展現出絕對優勢，人們被宣傳所具有的龐大力量震撼了，有關宣傳的討論在戰後大肆開展起來。
要注意的是，當時的戰時宣傳幾乎全都是謊言，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宣傳這個概念在西方逐漸變得臭名昭著，意味著扭曲、操縱和欺騙。
一戰期間的戰爭宣傳海報
李普曼在一戰期間是以美國陸軍上尉的身份在法國服務的。當時，法國的戰時宣傳受到軍方的強力控制，勝利的捷報可以編造，傷亡數據也可以編造，民眾能夠看到的戰爭就是德國人不斷被殺，而法國軍隊節節勝利。
李普曼親眼見到這種戰時宣傳是如何進行的，甚至他自己就是前線宣傳傳單的主要作者之一。這段親身經歷無疑對《輿論》的寫作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就是說人們根本接觸不到前線的真相，所謂的輿論只是被一小部分人操控的產物，所以李普曼就把輿論背後這種人為的操控過程給尖銳地揭示出來了。
通過揭示輿論的真相，李普曼進而就為傳統民主理論做出診斷、開出藥方。接下來我們對本書的內容解讀，首先是介紹李普曼採用的分析框架，正是這個分析框架直接啟發了後來的議程設置研究，這是傳播學中最具有生命力的理論之一。然後我們正式進入分析過程：第一是病情描述，也就是輿論究竟是怎麼產生的。第二是診斷開方，在李普曼看來民主理論的問題到底在哪裡？要如何去解決？
01 輿論是怎麼產生的？
對本書的背景和內容有了初步了解之後，我們接下來詳細了解一下李普曼是如何展開分析的。
他有一個三層的分析框架，分別是客觀現實、媒介現實，以及我們頭腦中的圖景。客觀現實就是事物真實的樣子，媒介現實則是事實在媒體報導中的樣子，而我們頭腦中的圖景就是我們對它的認識。
比如說經常出現的明星「人設崩塌」，某某明星在媒體上可能是非常天真、單純、善良的形象，那麼我們心目中一般也是這樣認為的，但實際上這個明星他可能是一個沒有什麼道德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的人。所以對於接觸不到他的粉絲來說，他們對他的認識只能是基於媒體的報導，而明星身邊的人對他的認識可能就和粉絲不一樣了。
所以說，隨著現代社會越來越複雜，尤其是我們需要了解的事越來越多，我們不能直接接觸到的事情也越來越多，我們很難對這個複雜、廣闊的世界，擁有完整的直接的認識，那麼就只能通過大眾媒體去間接認識它。
李普曼借用了柏拉圖著名的「洞穴寓言」來說明。「洞穴寓言」的大意是這樣的，一群囚犯生活在一個地下洞穴中，他們的手腳被綁住，不能轉身，只能盯著眼前的洞穴牆壁。在他們身後有一些火把，而他們和火把之間是一些被操控的木偶。除了被火光投射到眼前牆壁上的木偶影子之外，這些囚徒什麼也看不見，於是，他們認為這些虛幻的影子就是世界真實的樣子。
我們看到的只是影子
在這裡，媒體就好像是這些火把，把我們無法親眼看見的事物的影子投射到我們眼前。因此我們可能會把媒體報導的內容就當作真實的世界。但李普曼告訴我們，新聞和真相併不能畫等號，因為一些結構性的原因，新聞很多時候呈現的是被扭曲過的真相。這就是媒體塑造的「擬態環境」。
02 如何分析輿論現象？
了解了他的分析框架，我們就可以具體來看李普曼如何分析輿論現象的。
李普曼首先分析了輿論形成的過程。那麼到底什麼是輿論？李普曼在書中直接說，「所謂輿論就是匯集了愚蠢、軟弱、偏見、錯誤的感覺，準確的感受，固執的觀點和報紙文章的大雜燴」。
通過這句話，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對輿論的感受是非常負面的，他用了很多很有攻擊性、很冒犯的詞語。他為什麼對輿論這麼失望呢？因為他看到在輿論的產生中根本就沒有真相。
首先，現實中存在著種種因素限制了人們對事實的認知。這樣的因素書中總共提出了六點：
第一，是存在人為的審查和保密機制。比如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軍方對真實消息的嚴密控制。
第二，社會交往中的障礙。人和人之間的社交圈不一樣，對普通人來說，很難有機會與內部人士和專家接觸來得到真實的信息。
第三，人們每天用於關心公共事務時間的匱乏。就是說你每天的時間精力是有限的，你有自己的日常生活，你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你還有很多娛樂活動可以去做，那麼對於那些和自己日常生活並沒有什麼緊密的聯繫的公共事務，你能騰出來的時間很少很少。在李普曼寫作的時代，每個人每天平均看報紙的時間也就十五分鐘。個人時間精力的有限也是我們了解真相的一個限制。
第四，用過於簡單的信息來敘述事件導致的事實扭曲。這就是說一件事情其實非常複雜，但你兩三下說完了，其實你就是挑著重點說的，而同一件事你挑著不同的重點說出來，這件事看上去就會完全不一樣。
第五，用有限詞語來描繪複雜世界的難度。作為認識世界的工具，我們的語言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準確反映複雜世界。這裡還涉及到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問題。
第六，人們因不願打破穩定的社會生活現狀而不敢直面事實。比如說前面提到的洞穴寓言裡，當這些囚犯獲得自由之後，有的囚犯是拒絕回頭的，他還是堅持認為眼前看到的影子就是世界的真相。
從這些阻礙的因素中，可以看出李普曼對人性其實是比較失望的，雖然說的確有一些人為的操控將大眾與真相隔離開，但一些人本身也對公共事務缺乏關心，只看著眼前的一畝三分地，還有人甚至明知道是謊言，還要自欺欺人，揣著明白裝糊塗。
所以說，現實生活里存在著許許多多阻礙我們了解真相的因素。但是還不止，還有我們自己認知方式上的缺陷。
分析完這些限制因素後，接下來李普曼借用了心理學知識，將分析的層次從表層深入到人們意識深處，並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刻板印象」。
什麼是「刻板印象」呢？在見到某個事物的時候，我們腦海中其實已經有了一些觀點和看法，也就是成見，或者說偏見，這些已有的看法會影響我們對事物的理解。
比如魯迅曾經說過，對，他真的說過，讀《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魯迅說的是文學鑑賞的主體性，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樣的，個體會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去認識和感受信息。
所以說，現實生活中存在這麼多限制，而我們自己對外部世界又有著許多刻板印象，因此我們頭腦中形成的圖景，不僅和客觀現實存在差異，而且彼此之間還不一樣。那麼問題來了，在這種情況下要怎麼形成一致的、普遍的輿論呢？
要知道，在李普曼寫作的時代，輿論並不是自發形成的。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李普曼的答案是，所謂的輿論，其實只是利用象徵符號「製造」出來的同意罷了。
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實際上一種普遍的希望停戰的模糊的心願已經出現了，但分裂和衝突還依舊存在。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1918年1月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原則」，這一系列國際關係原則後來成為巴黎和會的指導性綱領。李普曼是威爾遜總統的重要顧問，他以很多方式主導了「十四點和平原則」的起草，但最後「十四點和平原則」和美國加入國聯的動議被參議院直接給否決了。
1920年11月15日國際聯盟開會場景
李普曼認為「十四點和平原則」是一種利用現代傳播機制，在全世界範圍內重建「共同意識」的努力。表面上看，「十四點和平原則」的確受到了一致的熱烈歡迎。但李普曼指出，這種一致的熱烈歡迎，並不代表各國就真正達成了共識，實際上各國只是在其中找到了自己感興趣的部分，並對其進行闡釋。
比如說，在當時的中國，威爾遜主義也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這當然離不開威爾遜政府的大肆宣傳，不過「十四點和平原則」中提到的民族自決對中國的確也有極大的吸引力。但歷史證明，中國的理解其實是片面的，最後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時更是產生了極大的被欺騙感。
巴黎和會前夕，當時在上海租界出版、有「英國官報」之稱的《北華捷報》還刊登了一封來信，諷刺「中國人眼中的民族自決」。寫信人說，一位很有智慧的中國人——這是反諷的說法——一位有智慧的中國人告訴他，上海的中國人都很激動，認為十四條正是和平的基礎。但被問到十四條的具體內容時，中國人說，是所有被分割出去的國家領土都必須歸還。也就是說中國是協約國之一，是戰勝國，香港、青島和台灣是要還給我們的。寫信人就告訴他，威爾遜指的是只是歐洲，中國人就說，基本原則是一樣的。這裡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國人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一廂情願地按照自己的希望來解釋，對美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那麼中國人對「十四條和平原則」的解讀真的有問題嗎？字面上來看當然是沒問題的，威爾遜想要的就是這個效果。這其中發揮作用的，就是象徵符號。
像是「民族自決」「人類權利」這樣的象徵符號，就好像一隻拋棄了一切具體事物、只往天上飛的熱氣球。在熱氣球上，你的視野是如此廣闊，但根本看不清任何具體的事物。作為聽眾，雖然各自具體的願望並不相同，但一種普遍的情感被喚起了，然後被導向一致的行動，這就形成了輿論。
民選領袖的出現也是同一個道理。每個人對具體公共事務的看法可能與他人都有差別，但一旦通過象徵符號公開表達，只會凝聚成一種行為，即投票給某一黨派來反對另一黨派，民意也就得以形成。就算是兩個爛蘋果里選一個不那麼爛的，那大家最後也是選出來了。
民選領袖通常也十分善於通過象徵符號來組織自己的追隨者。比如說「讓美國再次偉大」。象徵符號能夠喚起情感、維護團結，同時它也就可能成為一種操縱與壓迫的工具。因為只有極少數的身居高位的人能夠闡釋象徵符號，為群體設立一個具體的目標。群眾也就在象徵符號的號召下，團結在領袖身邊，在黑暗的世界中亦步亦趨。
即便如此，李普曼也認為，就算是看清了操縱和壓迫的本質，象徵符號依然是重要的，因為它能確保鬆散的人們可以形成一個集體，否則社會就會分崩離析。我們需要共識，這是李普曼的底線，但這種共識的形成過程中卻不免有謊言和欺騙，這就多少有點理想主義破滅的意思了。
03 如何解決輿論背後的問題？
既然已經做完了病情描述，接下來就可以開始給西方傳統民主理論下診斷了。
李普曼非常犀利，他直接指出傳統民主理論的缺陷，就是他們完全無視輿論問題，完全無視我們頭腦中的圖景和真實世界的差異，默認人天然能夠了解廣大、複雜的世界，具有掌握真相的天性。
但實際上，李普曼在分析輿論的生成過程中已經指明，社會結構性的因素，加上我們自身的缺陷，我們頭腦中的圖景和真實世界並不相同，我們並不能掌握真相，傳統民主理論中建立在真相基礎上的理性的民意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輿論只是通過象徵符號「製造」出來的同意。
在李普曼看來，這就是為什麼西方民主理論和實踐之間總是存在衝突和矛盾。
但是，還有新聞業呀。自由的新聞業在傳統民主理論中是被寄予厚望的。既然憑著我們自己無法獲得真相，那麼還有自由的新聞業肩負著為大眾提供真相的重任。新聞業就是民主的基石，就是針對民主制度自身缺陷的靈丹妙藥。
然而，李普曼通過對新聞業在經濟層面上的分析告訴我們，新聞業並不能承擔這樣的重任。實際上，李普曼已經觸及了報紙二次售賣理論的實質，也就是說，報紙是要生存的，雖然它賣得那麼便宜，那是因為它不靠賣信息掙錢，而是靠廣告費盈利。因此這個過程中就出現了兩次售賣，第一次售賣，把信息賣給讀者，第二次售賣，把讀者的時間賣給廣告商。
這就會導致報紙最終的生存之道，就是要保住發行量、維護廣告商青睞的讀者群，或者說，拉攏消費力最強大的讀者——有錢人，而且願意花錢。
然而我們已經知道，報紙的讀者對公共事務很可能是漫不經心的，而且抱有許多刻板印象。李普曼直接就說了，「他們根本不具備對絕大多數新聞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品讀的能力」。結果就是一張報紙根本不可能單憑著報導新聞就活下去，從事一線報導的記者也往往只是為了熬資歷，一旦有機會就會迫不及待地轉行。
實際上，當時從事一線新聞報導工作的記者和編輯實際上是全行業工資最低的，收入高的是文筆好能寫社論的作家或者管理人員。
既然新聞業不能承擔為大眾提供真相的重任，那應該怎麼辦呢？李普曼開出的藥方是：建立專業的情報機構，為民選領袖等決策者提供決策所需的真相。
如果說前文對輿論的分析是相當現實而有洞見的，這裡提出的專業情報機構的設想，似乎就不太現實了。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贊同李普曼對傳統民主理論的批評性分析，但對於這個意見，他就不怎麼認可了，這個專業情報機構與其為政府服務，還不如去為新聞業服務。
當然，也有學者提出這個荒唐建議是李普曼故意的。還有觀點認為，這反映出李普曼一直強調的絕對真實、絕對真相其實根本就不存在。
04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李普曼在《輿論》中告訴我們的，外部真實的世界和我們頭腦中的圖景是不一樣的。面對這個複雜的世界，我們只能通過媒體塑造的「擬態環境」去間接地了解它，而我們固有的「刻板印象」也會影響我們認識世界的角度和立場。
《輿論》的公眾是可悲的，不僅受到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限制，自己的天性還很懶，似乎永遠也無法接觸到真相。但是，作為公眾一份子的我們，在了解輿論的機制後，未必就要接受烏合之眾的審判，而放棄對真相的追求。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我們永遠可以離真相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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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
作者：[美] 沃爾特·李普曼 著 常江 / 肖寒 譯
「大眾傳播的研究大多不過是李普曼《輿論》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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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參考：《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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