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對我的學術「鞭策」

中國社會科學網 發佈 2024-03-07T03:51:53.917919+00:00

大學畢業已然四十餘年,不管是在高校當教師,還是在雜誌社做編輯,抑或在文學院搞寫作,我始終堅守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這塊「土地」上,自知建樹菲薄,但有一點還是可以自慰的,就是在風雲變幻、世俗如潮的時間長河中,守住了學術的良知、評論的底線,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大學畢業已然四十餘年,不管是在高校當教師,還是在雜誌社做編輯,抑或在文學院搞寫作,我始終堅守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這塊「土地」上,自知建樹菲薄,但有一點還是可以自慰的,就是在風雲變幻、世俗如潮的時間長河中,守住了學術的良知、評論的底線,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而這種堅守,與《文學評論》對我有形、無形的影響,連續不斷的「鞭策」,有直接的關係。

  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大學中文系讀書。那時的學生年齡大、經歷廣,與老師之間既是師生關係,又像父子、兄弟。學生到老師家裡請教、聊天、借書是家常便飯,可謂其樂融融。我們開設有「文學概論」課、寫作課。講授寫作課的是李西成老師,他曾在1949年前創辦的《益世報》《文匯報》做過編輯、記者,有豐富的寫作經驗,性格隨和而健談。我是寫作課課代表,與李老師的交往比較多。

  有一次,我在李老師的書櫃裡,看到「占據」多半層、排列整齊的一溜刊物。他打開書櫃讓我自己翻閱,我抽出幾本,正是《文學評論》。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份期刊,封面簡潔、純正,內容豐富、厚重。李老師在一旁說,這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部文學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期刊,1957年創刊時叫《文學研究》,1959年改名《文學評論》,1966年停刊。這是全國文學研究的權威期刊,涵蓋文學理論、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等各個領域。發表文章的大多是著名學者,在上面發表文章很難。我一邊翻閱刊物,一邊聽李老師介紹。他看我入迷的樣子,說:「你要喜歡,拿幾本去看吧,看完再來換取。」

  於是,我每次借二三本,看完即還,再續借。就這樣,我用幾個月時間,瀏覽了李老師書櫃裡珍藏的大約十年的《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當時,我們雖然開設「文學概論」課,但內容簡單、有局限,對於理解《文學評論》這樣專業、高深的刊物,確實有點力不從心。但我憑著一種熱情、鑽研的精神,還是「螞蟻啃骨頭」般選讀了其中的百十篇文章。

  「現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兩個欄目的文章,是我格外感興趣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文章,譬如卜林扉(林非)《魯迅小說的人物創作——學習魯迅短篇小說札記》、潘旭瀾《談李準的小說》、何其芳等《筆談〈林海雪原〉、〈苦菜花〉、〈紅日〉》、張立雲《英雄的時代,時代的英雄——〈歐陽海之歌〉的創作成就》等;文學理論文章,譬如蔡儀《再論現實主義問題》、以群《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唐弢《關於題材》、韋吶《略述關於典型人物的幾個問題》、郭預衡《〈文心雕龍〉評論作家的幾個特點》等,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評論,伴隨著時代、文學發展一路前行,雖走過一些彎路,但在思想內容上努力發掘、提出重大的文學問題,在學術追求上堅持求真、務實、嚴謹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和敬重的。我自知幼稚、淺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在《文學評論》上發表文章成為我遙遠而美麗的夢想。

  1978年,《文學評論》復刊,我從山西大學的小書亭喜悅地買到了第1期,定價0.37元,從此期期不落,還有很多同學也是每期必買。80年代之後,水漲船高,定價節節攀升,但我一直把它當作訂閱雜誌的首選。

  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社會風雲激盪、文學艱難轉型的時期。1986年秋天,我參加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文學評論高級進修班」的學習。文學所的領導、學者以及《文學評論》的編輯,大多是進修班的授課老師,此外還聘請了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等方面的專家講課。全國活躍的文學態勢,專家學者開放的思想觀念,激盪著青年學員的心靈。此時,我已認定了自己的文學評論志向,在《山西大學學報》《名作欣賞》《批評家》《小說導報》《當代文壇》等報刊發表過二十多篇評論文章,內容集中在當代作家作品評論和文學理論批評研究上。

  1987年1月8日,我專程拜訪了《文學評論》當代文學編輯室的彭韻倩老師。早在1982年,我和山西大學中文系的高捷老師等合著了《趙樹理傳》,彭老師閱讀了黃修己的《趙樹理評傳》,寫了《讀〈趙樹理評傳〉》,發表在《文學評論》上,其中論及我們的傳記,並給予好評。彭老師是南方人,和藹、幹練,因了有此前的文字之交,見面就感覺親切、放鬆。她詢問了我讀書、寫作的情況,以及進修學員的動態。我向她談了自己對文學的一些想法、認知,特別談到我想寫一篇評王安憶「三戀」(即《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的文章。她鼓勵我把評「三戀」的文章寫出來,說這是一篇難度較大的評論。

  告別彭老師後,我沉浸在興奮中。彭老師的真誠、和藹,顯示出學術的境界和風采。回到山西,我認真寫出了評王安憶「三戀」的文章《生命的河流》,寄給彭老師。但不久收到回信,說「三戀」在文壇上有爭議,批評聲音較多,我的文章還不夠成熟。我深深感受到《文學評論》的持重、嚴謹,自己在學術上的稚嫩、淺薄,還達不到它的高度。隨後,我把文章轉寄給天津的《文學自由談》發表。

  1990年秋天,我用心寫出《「屏蔽」後的重建——池莉中篇小說解析》,惴惴地寄給彭韻倩老師,沒過多久收到她的回信,說稿子已審閱,明年可發出,並指出了文章的優點和不足。文章在《文學評論》1991年第2期發表,放在「作家作品評論小輯」首篇。這是我在權威評論刊物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實現了大學時期的文學「夢想」。這篇文章用學術的標準衡量,自然還有距離,但它蘊含了一種新意和銳氣,可謂我青年時期的代表作。也許彭老師正是從扶植青年的意義上推出了它。丁帆曾在一篇文章中說:「《文學評論》還有一個值得許多學術刊物敬重和學習的優良傳統,就是他們為了培養青年批評家隊伍,肯花大力氣。」(《為我引路的良師益友——我與〈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2020年第2期)我在彭老師身上感受到了她對後學的關愛、引導和扶助。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二十多年間裡,我經歷了《文學評論》的三位編輯:彭韻倩老師、楊世偉老師、董之林老師。在他們的幫助、提攜下,我在《文學評論》發表了六篇文章,倘若加上在《文學評論叢刊》(《文學評論》編輯部與南京大學中文系合辦)發表的三篇文章,有九篇之多。我給《文學評論》投稿很鄭重,並不多,但大多數都被採用了。作者與刊物的關係,實際上就是作者與編輯的關係。我同這三位編輯老師並無什麼來往,有的甚至未曾謀面,只是一種文字關係,是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但他們卻給予我那麼多鞭策、提攜。他們代表的是學術刊物的一種境界與職責。

  1996年夏天,山西作協召開全省文學理論與批評會議,邀請了楊世偉老師。楊老師既當編輯也從事當代文學研究,是一個真誠、樸實、嚴謹的人,他在會上講了當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我們就這樣相識了。當年秋天,我寫了一篇評鄉村小說作家劉玉堂的文章《民間的魅力與生命》寄給楊老師。不到兩個月,楊老師就回復長信,說:「劉玉堂是我們早已注意到的作家,在寫農村的作家中是比較有特色、有成就的……您的來稿正合時宜。您文章的視角——民間文化,是好的;論述也準確,準備刊用。」接著,又詳細談了幾處「需要改進和提高」的地方,如對魯迅「啟蒙批判」思想的闡釋需要更簡練、準確一些,對民間文化的論述要跟作家作品的分析貼合得更緊密一點,並囑咐要在當年10月底前修改好寄回。這些意見既中肯又專業。文章在1997年第1期發表。這是一次順利而愉快的投稿經歷,楊老師對我的文章傾注了心血。1997年底,我完成了關於90年代鄉村小說創作的課題,全文16000字,又寄給楊世偉老師,他很快回覆說:稿子將儘快發表。他又作了一些刪改,這就是《文學評論》1998年第3期發表的《90年代鄉村小說綜論》。文章被《新華文摘》等多種書刊轉載,在學術界有一定反響,也開啟了我「中國當代鄉村小說研究」的方向。

  董之林是我經歷的第三位編輯老師。她有文學博士學位,在《文學評論》當編輯,也做當代小說研究,是我的同齡人。我曾讀過她的多篇文章,在思想觀念上頗有共鳴。2005年10月,有感於90年代之後短篇小說的種種變化,我寫了長文《消沉中的堅守與新變——1989年以來的短篇小說》,有18000字,寄給董老師。她給作者寫信,但更願意與作者直接通話。她在電話中談了對文章的感受、意見,說文章基本成熟、不用大改,作些刪節、打磨即可。她還談到對山西文學以及幾位批評家的印象,快人快語、委婉而準確。她的聲音清澈、知性,我們像朋友一樣聊得開心。過了不久,她把代表作《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寄贈,我通讀全書,收穫匪淺,成為我研究當代文學的重要參考書。

  從這篇90年代短篇小說綜論開始,我的短篇小說研究逐漸擴展,向前一年一年跟蹤、撰寫年度述評,向後一段一段延伸,直至2015年終於完成一部六十餘萬字的《中國當代短篇小說演變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薦,進入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並由該社出版,獲得多項獎項。我深知,沒有董老師的引導、鼓勵,這個課題是不可能形成並完成的。之後,經由董老師之手,還發表了《高曉聲小說論》《馬烽、趙樹理比較論》兩篇文章。

  大約在2009年,我給董老師寄上一篇《林斤瀾創作綜論》,第二年她給我打電話說:「你的稿子早已編好,等著有機會安排。但現在積稿太多了,你的稿子遲遲不能發出,實在不好意思。你看這樣行不行?我們與南京大學中文系合辦《文學評論叢刊》,我推薦到那兒可以嗎?」她說得誠懇,我連忙答:「可以可以。」她又說:「我明年要退休了,咱們保持聯繫……」我突然一愣,董老師與我同齡,她明年退休,我也要退休了。至今還未見董老師一面。腦子裡像飄過一隻風箏。

  我曾在山西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不久輾轉調到山西作協當編輯、搞寫作。我力圖走一條感性與理性交融的學術路子。在作協,作家的寫作沒有硬性的任務與考核,全靠自覺自勵,這跟高校那種嚴格的科研考核規則下,老師們想方設法發論文迥然不同。我始終覺得自己游離在學術「邊緣」,但在這種自由、寬鬆的環境和氛圍中,我之所以能有一點學術建樹,矢志篤行,是《文學評論》和編輯老師們給了我目標、定力和力量。

  2020年,我寫成一篇《論李健吾的小說創作》,想投給《文學評論》,現在變成網上投稿了,需要在電腦上進行一系列操作,就像面對一部龐大而冷漠的機器,用了兩三天時間終於操作成功,但等了三個多月時間,等來一句審稿意見:「大作已審閱,不擬採用。」心裡突然覺得很失落。好在當下文學評論期刊甚多,我的寫作沒有功利之慮,學術的天地依然廣闊。

  (作者單位:山西省作家協會)

作者:段崇軒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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