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王梅
平淡無奇的敘述里，往往藏著伏脈千里的波瀾。1928年1月3日，魯迅在日記里記下了這麼一筆：「陶璇卿自杭州來,贈梅花一束。」陶璇卿即青年畫家陶元慶。
就在一個多月前，魯迅給友人的信中還提到了梅花：「杭州蘆花，聞極可觀，心嚮往之，然而又懶於行，或者且待看梅花歟。」杭州的梅花自古便有別樣的神采，孤山梅花因梅妻鶴子的林逋而存於世，超山梅花的舊影里有雪地尋梅的吳昌碩。對梅花情有獨鐘的魯迅，早年曾有一枚「只有梅花是知己」石印。這年，還有一個來月，就要立春了。此刻，西湖邊的一束梅花帶著沒有消散的體溫，從杭州來到上海景雲里23號。「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人間繁花一路似錦啊，這是兩個藝術探索者生命的溫暖擁抱。
魯迅喜愛的梅花箋，圖片選自《北平箋譜》，魯迅、鄭振鐸合編。
一
孫福熙說魯迅「文學上的功績，遮掩了藝術上的記錄」，實非過譽之言。在北京魯迅故居，保存著一張他當年改建新居的手繪設計圖，我們熟悉的北大校徽、憨萌的貓頭鷹，都出自魯迅的畫筆。他非凡的天賦和才華，不只在字裡乾坤揮筆縱橫江海，他還有極高的審美趣味，好抄習古碑、收藏拓片箋譜、設計書刊封面、倡導木刻版畫。難怪他有底氣如此自陳：「過去所出的書，書面上或者找名人題字，或者採用鉛字排印，這些都是老套，我想把它改一改，所以自己來設計了。」在發軔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書籍裝幀藝術的探索實踐中，魯迅是引路的先覺者。
1917年魯迅為北大設計的校徽
上天眷顧了兩個藝術上的同道人。1924年12月3日，陶元慶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魯迅日記中。這天，小魯迅12歲的陶元慶在好友許欽文陪同下，登門拜訪了魯迅。兩人合作肇始於魯迅的譯著《苦悶的象徵》，陶元慶為該書創作了一幅封面畫，魯迅盛讚「使這書被了淒艷的新裝」，它被業內視為「首創了新文藝書籍的封面畫」。《彷徨》問世時，很多人看不懂封面所繪的寓意，嘲笑陶元慶連太陽都畫不圓。品位、眼界獨到的魯迅，卻對此大加讚賞：「《彷徨》的書面實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動。」
陶元慶很幸運，遇到了珍惜自己的人。身處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大變局時代，魯迅在《木刻紀程》裡表達過一個鮮明觀點：「採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陶元慶的繪畫正涵容了這種東西方激盪的氣韻意象。魯迅極欣賞陶元慶的才華，不僅親臨陶元慶畫展，還為展覽作序，向大眾介紹其藝術成就，評價陶元慶的畫「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有中國向來的魂靈」。
陶元慶為魯迅設計的《彷徨》封面
魯迅也很幸運，找到了藝術上相契共鳴的人，他在陶元慶面前，宛若一位「迷弟」。書信往來中，一個率真坦誠的魯迅躍然紙上。「很有些人希望你給他畫一個書面，托我轉達，我因為不好意思貪得無厭的要求，所以都壓下了。」他無法掩飾內心的期許：「我很希望兄有空，再畫幾幅，雖然太有些得隴望蜀。」
陶元慶為魯迅創作了《墳》《彷徨》《朝花夕拾》《唐宋傳奇集》《中國小說史略》《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工人綏惠略夫》等著譯的書面畫。它們的出現，在當時開了一個語驚四座的新境，在今天依然令人驚艷。我好奇地想，為什麼魯迅和陶元慶成了藝術上的知己？答案或許就在魯迅《熱風》裡的這段話：「進步的美術家，——這是我對於中國美術界的要求。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他的製作，表面上是一張畫或一個彫像，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令我們看了，不但歡喜賞玩，尤能發生感動，造成精神上的影響。」
《墳 1907-1925》1927年北京未名社出版。陶元慶作圖，魯迅設計扉頁。
二
這兩年，我開始重讀魯迅，隔三差五把年譜、日記和著作拿出來讀一讀。那個時代的人所留下的，我們還能常讀常新，魯迅是第一個。這些寂靜文字沉默在書頁里，依然有著穿過人心的力量。在B站，魯迅被UP主們以「rap魯迅」、「魯迅體」等各種方式復活著，沒有人生來就是真的猛士，這個愛下館子的美食家、懂穿搭的時尚達人、寫情書的戀愛直男，也彷徨過、絕望過、掙扎過、煎熬過。
1926年，魯迅已是45歲的中年人了。上年發生了「女師大風潮」，魯迅因支持學生而丟了教育部的官職。這一年，又發生了「三一八」慘案，死了很多人，連同魯迅的學生。在友人幫助下，魯迅先後移住莽原社、山本醫院、德國醫院和法國醫院避難。社會上還流布著有關魯迅與許廣平的流言和攻擊。1926年8月，魯迅離開了工作、生活了十四年的北京。這是他極為動盪不安的一年，他輾轉於北京、廈門兩地，後來又去了廣州。他生命最後九年的鋒芒，都在這裡埋下了伏筆。
《朝花夕拾》便是魯迅在流離轉徙中完成的。前五篇作於北京的寓所、醫院和木匠房中，後五篇則是在廈門大學圖書館的樓上。在九月的廈門，面對大海，魯迅提筆續寫的第一篇便是《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九年後《故事新編》行將出版。序言裡，魯迅筆鋒縈迴，重提1926年在廈門的情景：「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裡，對著大海，翻著古書，四近無生人氣，心裡空空洞洞。」「於是回憶在心裡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華夕拾》」。我讀此，不由被海邊石屋裡揮筆成行於紙箋的身影驚愧，原來以前根本就沒有讀懂過它。
就如這百草園，我去過好多次，它真的就像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裡說的那樣，百草園實在只是一個普通的菜園。周作人還說，園子裡還有一片廢地、一個馬桶池以及一座瓦屑堆和四五口糞缸。要知道，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這裡是一個多麼神奇而充滿童趣的樂園。自1919年魯迅回紹興變賣祖屋，接走了母親及家眷，他再也沒有回去過。這次，他「重返」故園，一改以往的風格，以罕有的溫煦之筆，重提往事，乃至時隔九年後，又舊事重提。該是怎樣情形，叫人如此意難平？
令我感念的，還有陶元慶為《朝花夕拾》作的封面畫，文字所蘊含的，被畫筆賦予了形與神。亭園裡一叢一叢草木密綴，一白衣女子走在亭園分岔的小徑，懷抱一條殘枝，枝頭上的花兒已經謝了。畫面滿目明黃，濃烈如曙日照耀大地。蕭瑟的殘枝和燦爛的色調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畫言心聲，這樣的畫裡有份相知與懂得。百草芬芳出自孤獨的獨醒者的靈魂，即便於絕望的黑夜裡。正如希望的曙日來自黑夜裡的長歌，冬末的萌芽正在悄然生長。這不啻心靈的映照，在《華蓋集續編》，魯迅說：「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
陶元慶為魯迅設計的《朝花夕拾》封面
在魯迅的書信、日記，以及錢君匋、李霽野等人的回憶文章中，留存了諸多和《朝花夕拾》有關的細節，其中有一封書信談及《朝花夕拾》的印刷，在信尾魯迅特別交待：「該書第一頁上，望加上『陶元慶作書面』字樣。」
1926年，陶元慶正在浙江台州執教。這年他照著魯迅寄給他的照片，為其作了一幅炭筆素描像，它成了魯迅最喜愛的一幅肖像畫。畫中的魯迅，神似勝於形似，那特有的精神氣質，陶君也是真懂先生的人啊。魯迅收到陶元慶寄來的畫作後，去信說：「給我畫的像，這幾天才寄到，去取來了。我覺得畫得很好。我很感謝。」還在信中向陶元慶詢問掛畫事宜：「畫面上有膠，嵌在玻璃框上，不知道泛潮時要粘住否？應該如何懸掛才好，便中請示知。」
1926年陶元慶為魯迅畫的炭筆素描像，如今就掛在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21號的魯迅故居南房會客室的牆上。
三
假如陶元慶沒有英年早逝，他和魯迅一起，不知還會出多少神品佳作來。1929年1月4日，魯迅日記里再一次出現贈花記錄：「留陶璇卿所寄贈之花一束，書面一幀。」雪季寄花，大概這回還是梅花歟。
生命無常，這卻成了陶元慶最後一次向先生表達敬意，不久陶元慶病逝於杭州。杭州，是魯迅從日本留學歸國後的第一個工作地，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的他，經常帶學生到孤山、葛嶺、北高峰、玉皇山一帶採集植物標本，足跡踏遍了杭州的山山水水，他還曾有過編一本《西湖植物志》計劃。是夜，「起然菸捲覺新涼」，閱到陶元慶生前所贈《陶元慶的出品》畫集，許是年青的相貌又在眼前浮現，魯迅在畫集上不禁傷情地題曰：「此璇卿當時手訂見贈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載，而作者亦久已永眠於湖濱。草露易晞，留此為念。烏呼！」
陶元慶
「永眠於湖濱」的陶元慶無法知曉的是，他為《墳》創作的封面畫，成了永恆的紀念。自他離世後魯迅又出版了10本雜文集，封面裝幀全都由魯迅自己設計了。他還無法知曉的是，魯迅為他這位小輩親自拿出了300大洋，托人在西湖邊的玉泉買下冢地，建了元慶園墓。上世紀二十年代，300元不是一筆小數目，魯迅買下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21號，出資為800元。這處小四合院，即現在的北京魯迅故居。
那幅炭筆素描像，如今就掛在北京魯迅故居南房會客室的牆上。近百年過去了，總有值得的東西留下來。那年，春天將要來臨，它是一束盛開梅花，在溫暖的目光里綿延。時光之所以值得銘記，就因有那麼幾個這樣的瞬間，沒有什麼精緻儀式，也沒有什麼特別安排，最真的情義，恣意奔涌的才華，赤誠肝膽的相照，是如此叫人難忘。那時，有很多與大先生同行的青年，命運將他們安排在亂世里活著，他們找尋六便士，也找尋月亮。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生亦有幸，生在了有魯迅的時代，他們與先生聲氣相投、憂樂與共，將先生安放在文字裡的那份浩茫心事、他關注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的悲憫，以另一種強烈的藝術表現力，向世人呈現出來。
這些中國向來的魂靈，就在遠處的山巔，他們的理想、抱負、生活的熱情，直到今天依然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