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在新的領導班子的推動下，蘇聯和東歐各國相繼開啟了帶有探索性質的改革舉措。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匈牙利比其他東歐國家更早開啟了「本土化改革」。遺憾的是，改革僅僅實施了22個月就「中道崩殂」了。

在重歸「蘇聯模式」後，匈牙利的經濟每況愈下，人民的不滿情緒愈演愈烈。

更令匈牙利人感到憤怒的是，時任最高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1892—1971）不僅對抗議之聲充耳不聞，甚至打算以暴力手段鎮壓黨內外「要求改革」的聲音。

1956年的10月，首都布達佩斯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旨在「尋求改革」與「反對蘇聯」的示威遊行，並很快「升級」為了慘烈的武裝暴動——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匈牙利十月事件」。

那麼問題來了，什麼是「匈牙利十月事件」？為什麼參與示威的匈牙利人會喊出「反對蘇聯」的口號？蘇聯為什麼要主動出兵鎮壓「匈牙利事件」？我查閱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1）「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前世今生

1956年6月28日，波茲南事件爆發。10月19日至21日，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的二屆八中全會不僅為波茲南事件平反，大批被捕的示威群眾也被無罪釋放。

消息傳至匈牙利後，各地的大學生、工人和知識分子可謂歡欣鼓舞。

10月22日，他們在布達佩斯召開集會，決定在23日舉行「聲援波蘭人民」的靜默遊行。與此同時，這些人還提出了旨在反對「蘇聯模式」、實行民主政治、推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尋求民族獨立的「十六點要求」。

1）震驚世界的「武裝暴亂」

10月23日，遊行者們高喊著「自由」、「擁護納吉·伊姆雷」、「蘇軍滾出去」等口號，在穿越了布達佩斯的主要街道之後，在貝姆廣場和國會大廈門前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資料顯示，人數最多時達二三十萬之眾。

晚上9點左右，廣播電台門前突然響起槍聲。原來，參與集會的群眾與對峙的守衛部隊發生了武裝衝突。至此，和平示威升級為了武裝暴動。

值得注意的是，「暴動」得到了當地警察和人民軍官兵的同情和支持——示威群眾手中的大部分武器彈藥，都是從他們手中外泄出去的。

面對波濤洶湧的民憤，匈牙利黨中央不得不決定邀請被免職的前總理納吉·伊姆雷（1896—1958）二度出山，組織新政府。臨危受命的納吉本人，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一任命。

那麼問題來了，這場「群眾暴動」究竟是不是「經過事先精心策劃」的「反政府行動」？對此，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來長期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卡達爾·亞諾什（1912—1989）就曾表示，「（當時）大部分參加（示威）者，都懷有崇高的目的」。

遺憾的是，這個倉促的任命，對緩和緊張局勢早已無濟於事。於是，時任勞動人民黨第一書記的格羅·埃爾諾（1898—1980）決定邀請蘇聯軍隊「幫助恢復國家秩序」。

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布達佩斯街頭的蘇軍坦克，讓整個匈牙利成為了憤怒的海洋。

一大批由工人、青年學生和主動脫下軍裝的士兵組成的武裝小隊，紛紛在街頭築起了簡易工事，並使用輕武器和自製的「莫洛托夫雞尾酒」汽油燃燒瓶，與蘇軍坦克展開了激烈巷戰。數據顯示，在短短的幾天內，蘇軍就損失了200多輛坦克。

另外，為了抗議蘇聯的武裝干涉與支援首都的反抗者，匈牙利全境爆發了規模龐大的「總罷工」。

2）改革真的能繼續進行下去嗎？

10月25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米高揚（1895—1978）和蘇斯洛夫（1902—1982）二人作為蘇聯特使，來到了籠罩在槍林彈雨中的布達佩斯。

需要指出的是，蘇聯方面一致認為，布達佩斯爆發的是「反革命暴動」，當務之急是「如何迅速將事態穩定下來」。

在勞動人民黨政治局會議上，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先後聽取了黨中央第一書記格羅·埃爾諾和新總理納吉·伊姆雷的意見。

格羅認為，政府應該使用武力鎮壓的手段，「迅速平息事端」；對此，納吉表達了反對意見，他主張通過政治讓步的方式，平息群眾的不滿。

在經過反覆磋商後，兩位特使接受了納吉的立場。與此同時，二人還建議格羅·埃爾諾辭去第一書記職務，由卡達爾取而代之。很快，匈牙利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先後接受了蘇聯方面的提議。

28日，米高揚和蘇斯洛夫二人離開布達佩斯。與此同時，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修正了「對10月23日以來發生的事情」的看法。

決議認為，「雖然的確有反革命分子混入其中，但『暴動』的本質上是一場席捲全國的具有廣泛人民性的民主運動」。

不久，米高揚和蘇斯洛夫二人再次空降布達佩斯，還帶來了一份「令人感到意外的禮物」——一份簽署日期為10月30日的《蘇聯政府關於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問題的宣言》。

坦誠說，《宣言》的內容讓匈牙利人心頭一震：「由於產生了反常狀態的錯誤，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平等的原則受到損害」，「（蘇聯）今後應該堅決地貫徹各國人民平等的列寧主義原則」，「必須充分注意走上建設新生活道路的每個國家的歷史情況和特點」。

簡言之，蘇聯領導人們，似乎全面承擔了曾經犯下的大國沙文主義錯誤的責任。

另外，《宣言》還向匈牙利人承諾，「一旦匈牙利政府認為時機成熟，立即將蘇聯軍隊撤出布達佩斯」，「就蘇軍駐留匈牙利領土的相關問題，雙方可以在必要的時間展開談判」。

當然，蘇聯方面也提出，在推動改革的同時，匈牙利政府必須「保衛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社會主義成果」，即「制止舊制度復辟和保住土地改革、工業化及其他的進步成果」。

但不可否認的是，納吉似乎取得了蘇聯領導層的高度信任。

當然，在「恢復改革」之前，擺在納吉面前的首要難題，就是「儘快恢復國家秩序」和「全面收繳群眾手中的武器」。

不過，要想讓群眾主動上繳武器，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此，首都各處的武裝小分隊成員們做出了這樣的回應——「只要蘇聯不撤軍，自己就絕不會放下武器」。

10月30日，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再一次就「恢復多黨制」和「蘇聯撤軍」等問題，與匈牙利領導人們展開了氣氛較為融洽的討論。

簡單地說，二人對納吉提出的主張表達了高度贊同，堅持的唯一條件是「不得使舊制度復辟」和「匈牙利不得成為反蘇基地」。

會議結束後，蘇軍開始陸續撤出布達佩斯市區。與此同時，人們從電台廣播中獲悉了「政府決定廢除一黨制，恢復多黨聯合執政政體」的消息。

另外，新的第一書記卡達爾也發表了公開講話，他表示積極擁護納吉政府，支持恢復多黨制，還呼籲「全體黨員與黨的領導過去犯下的錯誤決裂」。

10月30日下午，納吉宣布了由多個黨派組成的新政府名單，卡達爾也是內閣成員之一。緊接著，匈牙利很多被取締的政黨又開始恢復了政治活動。

3）事態的急轉直下

實際上，身為執政黨的勞動人民黨，此時已經處在崩潰邊緣。除了中央領導機構依然存在外，各地的大部分辦公機關被砸毀，90％的黨員主動退黨，一些黨員甚至燒掉或撕毀了自己的黨證。

11月1日，卡達爾對原勞動人民党進行了大規模的改組，並將之更名為「社會主義工人黨」

遺憾的是，就在一切都在「向好發展」之時，匈牙利局勢突然發生了極為詭異的變化。

資料顯示，從10月31日開始，大批蘇軍如潮水般地湧入匈牙利；已經撤出布達佩斯市區的蘇軍部隊，也紛紛在郊區駐紮了下來，構築起了防禦工事。

11月1日上午，納吉緊急召見了蘇聯大使安德羅波夫，要求他解釋蘇軍調動的原因，並要求蘇聯「不能繼續派遣新的部隊，進入匈牙利境內」。

面對納吉的詰問，安德羅波夫一再以「打哈哈」的方式敷衍了事——實際上，此君不僅將匈牙利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動」，還多次建議蘇聯應該儘快出兵鎮壓。

納吉此時意識到，蘇聯的立場發生了巨大變化。11月1日下午，蘇軍迅速包圍了布達佩斯各地的民用機場，並占領了多瑙河以西的廣大地區。

面對蘇軍咄咄逼人的態勢，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機構作出決議——「為了防止蘇聯再次進行軍事干涉，建議匈牙利立即退出華沙條約並宣布保持中立」。該決議經短暫討論後，迅速得到了通過。

11月1日晚，匈牙利方面再次召見了安德羅波夫。納吉不僅向他通報了決議的主要內容，並宣布「蘇聯方面如果不停止向匈牙利派兵，政府將提請聯合國討論匈牙利問題」。

當時兼任政府國務部長的卡達爾激動地表示：「如果你們的坦克進入布達佩斯，我將走上街頭，赤手空拳地和你們搏鬥！」

就在雙方交涉的同時，蘇聯的第二次武裝干涉已經全面啟動。11月3日晚，匈牙利軍事代表團被蘇聯扣押；11月4日凌晨，蘇軍的5個師向匈牙利全境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

面對蘇聯的「鋼鐵洪流」，納吉下令匈牙利軍隊放棄抵抗，自己則帶領家屬和一部分黨政要員，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

至此，轟動世界的「匈牙利事件」，被蘇聯以這種極為簡單粗暴的方式鎮壓了下來。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蘇軍入境的同時，一度與蘇聯大使當面對峙的卡達爾，在「消失」了幾天之後，再一次出現了台前。

他不僅宣布組織「工農革命政府」取代納吉政府，還宣稱「蘇聯就是以接受這個政府的請求為名，向匈牙利出兵的」。

11月22日，在得到匈牙利方面將納吉等人送回各自家中並「保障其安全」的承諾後，南斯拉夫同意納吉等人離開使館。

可是，納吉等人乘坐的汽車剛駛離使館，就遭到了蘇軍的劫持。23日。納吉被蘇聯送至羅馬尼亞後軟禁了起來。

1958年1月28日，「納吉案件」的審理在布達佩斯正式拉開帷幕，納吉被指控犯有「發動並領導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國罪」。

6月16日，媒體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司法部關於判處納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謀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6月22日，他與同案的其他3人被處死。

在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卡達爾本人以及「新政府」遭到了全國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廣泛抵制，甚至有人將卡達爾視為「新的拉科西」。

不過，伴隨著政局的日趨穩定、社會秩序的陸續恢復以及「新經濟體制」的實行，人民的不滿情緒逐漸冷卻了下來。

4）匈牙利人蒙受的損失

這一場席捲全國的「社會革命」，給匈牙利帶來30億福林的直接損和超過200億福林的間接損失，相當於其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3/4。

另外，根據匈牙利在1991年公布了一份絕密報告顯示：

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共計2700人，其中體力勞動者1330人，大專院校學生44名，中學生196人；約13000人受傷， 20餘萬匈牙利人淪為難民；蘇聯方面也付出了722人死亡、1251人受傷的慘重代價。

2）為什麼會爆發「匈牙利事件」？

1945年4月，蘇聯解放了匈牙利全境，並給予了力度很大的重建支持。

比如在自身物資十分匱乏的情況下，蘇聯在1945年向匈牙利支援了1.5萬噸糧食、3000噸肉、2000噸糖、2000噸土豆及其他食品。

長期在蘇聯流亡的拉科西·馬加什，成為了匈牙利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

在此後幾年的「人民民主時期」，共產黨組織通過在議會中的政治活動與深入群眾帶來的巨大優勢，贏得了各階層群眾和其他民主黨派的支持，影響力不斷擴大，支持率不斷上升。

不過，伴隨著世界局勢的震盪變化（拓展閱讀：一文概述：「東歐劇變」的前世今生）。1947年，史達林要求東歐各國「儘快將國內其他政黨排擠出聯合政府」。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截至1948年，匈牙利境內除共產黨以外的其他政黨被盡數取締。與此同時，匈牙利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左翼合併，重組為「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並獨掌政權。

然而，在此後的短短几年間，拉科西的領導班子，不僅無視本國的現實情況，盲目推行「蘇聯模式」，還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犯下了嚴重錯誤。

進入50年代後，匈牙利的經濟水平出現了斷崖式的下降。

1）毫無邏輯的「國有化」和「集體化」改革

在工業領域，從1948年起，所有100人以上的工廠均被「無條件國有化」。

數據顯示，國營企業職工在工業部門所占的比重，很快就超過了83％。截至1949年12月，連10人以上的「小企業」也被「全面國有化」了。

在農業領域，政府推行了極為冒進的「集體化進程」。由於缺乏物質和思想上的準備，政府一度依靠行政命令甚至是暴力手段，強迫農民放棄自己的土地，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

坦誠說，這種舉措大幅度動搖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數據顯示，截至1953年，全國10％的耕地已經荒蕪（拓展閱讀：一文概述：什麼是「烏克蘭大饑荒」？）

另外，農產品義務交售制的強制實行，讓「一路返貧」的農民「雪上加霜」。

數據顯示，1952年，有2／3的農戶沒有足夠的食糧和種籽糧。與戰前相比，農業生產降低了10％，農產品的市場供應量減少了20％。

2）「頭重腳輕」的工業化建設

為了將國家建設成為「鋼鐵的國家」，匈牙利大幅度提升了「工業化指標」。1950年開始執行的一五計劃指標，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了一倍：

原定工業增長86.4％，改為增長200％；重工業生產從原定的增長104％，提高到了增長280％；採礦業由原定增長55.2％，提高到了增長142％；冶金業從原定增長15％提高到增長162％。

為了達成既定目標，原定的一五計劃規定的總投資，從280億福林一路飆升至600億福林。到了1951年2月，投資額度被追加到850億福林。

可即便如此，匈牙利依然認為，這個投資額度「不僅現實，而且偏于謹慎」。

需要指出的是，在工業投資中，90％的資金都用於發展重工業。

其中，發展採礦業和冶金業的資金占到了工業總投資的2／3。顯然，這種「只看數量不看質量」的發展，不僅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更讓國家的農業與輕工業的發展，陷入到了停滯狀態。

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輕工業與農業發展全面落後、國家整體發展速度放緩、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下降、日用品供應不足、城鄉差距過大等負面情況全面顯露了出來。對此，匈牙利官方不得不以限制居民消費的方式，平衡日用品的供求關係。

隨著時間的推移，本國人民的生活質量不僅沒有得到改善，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匈牙利的「一五計劃」要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50％。但1953年的數據顯示，工人和職員的人均實際工資收入，下降了至少20％；農民在1952年的實際收入，甚至不足1949年的2／3。

另外，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也變得日趨惡劣。很多工人、職員家庭，不得不蝸居於狹小的居室甚至是簡易的棚戶房內度日。

可即便如此，各大工廠和企業依然任意提高勞動者的生產定額，鼓吹「定額永無止境」，勞動者的利益受到了極大損害，不滿情緒更愈演愈烈了起來。

3）領導階層的獨斷專行

待匈牙利局勢日趨穩定後，擔任勞動人民黨總書記一職的拉科西，權勢可謂如日中天。

他不僅兼任國家總理一職，還一直「享受」著「當然的領袖」、「史達林最優秀的學生」、「匈牙利人民英明的父親」等「美譽」。

簡言之，他主宰著黨內外一切事務的決定權和政府工作，黨的政治局、書記處形同虛設（拓展閱讀：官僚主義、個人崇拜和任人唯親，是如何摧毀社會主義東歐的？）。

為了削弱其他民主政黨的社會影響力，拉科西為這些黨派的領導人大肆羅織罪名並展開「清洗」。資料顯示，前小農黨、社會民主黨等政黨的領導人，都遭遇到了他們的殘酷迫害。

在剷除了其他黨派之後，拉科西開始在黨內尋找「敵人」。其中，以地下共產黨總書記拉伊克·拉斯洛（1909—1949）為首的多位黨員，成為了他們「清洗」的對象。

匈牙利解放以後，拉伊克先後擔任了內務部長、外交部長等職，在民眾中頗有威望，更是拉科西眼中的「絆腳石」。蘇南決裂後（拓展閱讀：巴爾幹之殤：南斯拉夫的崛起和崩盤），他以「間諜」、「狄托代理人」和「托派」的罪名，將拉伊克處死。

不久，以卡達爾為首的一些「國內派」領導人以及大批「不馴服」的將領和中級軍官，均遭遇到了他的壓制和打擊。

4）令人不寒而慄的社會性恐慌

但不可否認的是，與黨內的「大清洗」相比，告密之風引發的群眾性恐慌，更讓所有人感到風聲鶴唳。

具體而言，很多「不同政見人士」被毫無道理地送進「拘留營」進行強制勞改，首都的「不可靠分子」也被遷徙至外地。

在農業集體化的進程中，富農成為了政府的重點打擊對象。

數據顯示，7萬戶人家被列入「富農名單」，其中包括了不少依靠勤勞致富的農民。對於富農以及不肯入社的農民，官方一直給予著身體和心靈上的雙重打擊。

另外，基於意識形態宣傳上的需要，當局不僅對文化傳播和文藝創作加以限制，甚至進行著各種不切實際的「虛假宣傳」。

在小學生讀物中，蒸汽機、燈泡、電話都成為了俄國人的發明——這種「等眼珠子說瞎話」式的宣傳話術，讓有著濃厚民族意識的匈牙利人難以容忍。

3）蘇聯都做出了哪些誤判？

從地理上看，匈牙利與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奧地利接壤，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站在蘇聯的角度看，他們需要一個「穩定的匈牙利」。

現實情況是，截至1953年，全國性的「官民對抗」已經走上了匈牙利的歷史舞台。

「對抗」的一方，是匈牙利廣大人民群眾，另一方是以拉科西為首的盲目推行「蘇聯模式」的匈牙利領導集團。

同年6月，匈牙利的幾個主要領導人被召到莫斯科。在雙方會談期間，掌控著實際權力的貝利亞（1899—1953）不僅狠狠地批評了他們，並要求拉科西讓出總理職務，改由納吉·伊姆雷取而代之。

被罵的狗血噴頭的拉科西，回國後不僅硬著頭皮做出了深刻檢討，還「主動交出」了總理職務。但可以肯定的是，習慣了大權獨攬的他，絕對是不服氣的。

1）曇花一現的「經濟改革」

納吉擔任總理後，很快制定了新的政府綱領。裡面包括了放慢工業化速度、促進輕工業發展、放慢農業集體化步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取締非法的懲處制度等內容。用發展的眼光看，這些舉措是符合匈牙利國情的。因此，匈牙利學界將這一時期稱為「（國家）新階段」。

遺憾的是，「新階段」剛剛起步，便遭遇到了蘇聯的干擾。原因很簡單，掌握實權且倡導改革的貝利亞被處決，同樣對改革持有熱情的馬林科夫的中央委員和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資格被撤銷。

不久，有著「親史達林」傾向的莫洛托夫，特意致電警告拉科西和納吉二人，「匈牙利黨中央的決議對1953年以前的工作批評過火」。

見「時機成熟」，一直想重返權力巔峰的拉科西，馬上開啟了針對「新階段」的總攻擊。比如他在布達佩斯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公開煽動黨員抵制「新階段」政策，造成了群眾的思想混亂。

儘管局勢對自己愈發不利，但納吉政府依然不為所動。資料顯示，到了1954年秋天，「新階段」政策已取得顯著成效——國家經濟狀況和人民生活均有明顯的改善，民主、自由的氣氛增強，人們心情好轉。

可即便如此，匈牙利還是滋生出了一股「反對改革」的逆流。其結果就是，「改革」進程變得愈發艱難。

2）為什麼蘇聯反對改革？

1954年年底，納吉和拉科西等人再次被召到莫斯科。這一次，納吉成為了蘇聯「重點質詢」的對象。

蘇聯認為，納吉政府沒有取得「1953年夏天他們所期待的那種成果」。對此，納吉本人據理力爭並拒絕作檢討，結果又遭到了蘇聯領導人的嚴厲批評。

那麼問題來了，匈牙利的改革已經「初見成效」，為什麼蘇聯依然抱有不滿？其實原因並不複雜，即「納吉沒有領會蘇聯的意圖」。

具體而言，蘇聯只希望匈牙利通過「糾錯式改革」，維繫本國的社會穩定。但納吉一直致力於進行實質性的社會主義改革，「甚至」包括「改變政治機制」和「加強民主制度」——這是不符合蘇聯利益的。

從莫斯科回國之後，納吉依然試圖拯救早已搖搖欲墜「新階段」政策，但根本無濟於事。

1955年3月，匈牙利黨中央作出決議，在全面否定「新階段」政策的同時，撤銷了納吉的總理職務並將其開除出黨。他的支持者們，大多被排擠出原來的工作崗位。至此，維繫了22個月的「新階段」以草草收場告終。

3）違背民意的人事任命

「新階段」結束以後，傳統的「蘇聯模式」再一次死灰復燃了。可以預見的是，人民懷念「新階段」、懷念納吉以及「蘇匈對抗」的情緒，變得愈演愈烈。與此同時，在勞動人民黨內部，也逐漸分化成了尋求改革和支持納吉的反對派。

蘇共二十大之後，「重啟改革」和「清算拉科西」的呼聲，再度在匈牙利境內蔓延開來。

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們，頻繁組織學術討論會，研討民主、新聞自由以及工農業發展等核心問題。

對於當時的國家局勢，拉科西本人也心有餘悸地表示，「我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上」。

為了平息匈牙利人的怒火，蘇聯決定撤銷拉科西的總書記職務，由格羅·埃爾諾（1898—1980）取而代之，並將「黨的總書記」更名為「黨的第一書記」。

不過，這一任命顯然不僅沒有讓匈牙利人滿意，甚至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因為「格羅與拉科西的關係實在是太密切了」。實際上，狄托本人也認為這一任命並不明智，因為「格羅同拉科西毫無區別」。

就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要時刻，為了配合蘇聯同南斯拉夫重修舊好的意圖，格羅「居然」率領多位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對南斯拉夫進行了長達10天的訪問。這一選擇，使他進一步失去了掌控國內局勢的最後機會。

4）為什麼選擇武裝鎮壓？

結合資料看，在「匈牙利事件」爆發後，「在不危及過去取得的社會主義成果和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的前提下，允許匈牙利進行改革和實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一直是蘇聯領導階層的廣泛共識。

不過，他們並未完全放棄「武裝干涉」的B計劃。實際上，從烏克蘭中部地區調來的蘇軍，早在10月30日就開始向匈牙利邊境移動了。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10月30日這一天，「梅開二度」的納吉宣布，匈牙利「將恢復多黨制，並組成多黨執政的聯合政府」。

坦誠說，這種「離經叛道」的選擇是蘇聯無法容忍的。要知道，恢復「多黨制」的做法有著強大的「傳染性」。

一旦匈牙利「變法成功」，那麼鄰國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乃至波蘭、保加利亞等東歐各國，都有可能同時「向匈牙利看齊」。

因此，在納吉宣布「恢復多黨制」後，東德統一社會黨主席烏布利希、捷共中央第一書記諾沃提尼等人迅速與蘇聯方面取得了聯繫。他們憂心忡忡地要求蘇聯儘快平息「匈牙利事件」，以免改革的大潮殃及自己的國家。

儘管時任黨的第一書記的赫魯雪夫（1894—1971），一直對東歐國家的改革持溫和態度。但不可否認的是，他不能對黨內「保守派」提出的強硬意見熟視無睹。

更何況，如果蘇聯真的從匈牙利全面撤軍，「剛剛站穩腳跟」的他，大概率會失去軍隊層面的支持和信任。

在經過一系列的考量之後，赫魯雪夫最終在10月31日做出了「出兵匈牙利」的決定。至於米高揚和蘇斯洛夫的承諾以及剛剛出爐的《蘇聯政府關於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問題的宣言》，都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5）「匈牙利事件」後的匈牙利

對於匈牙利事件，曾擔任總理一職，也是拉克西集團重要成員之一的赫格居什·安德拉什（1922—1999），在晚年做出了深刻的檢討。

他認為，「匈牙利社會歷來是面向西方的。這並不單純因為我們向西方學習了技術，也不出於我們的感情因素，而是傳統上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準則和生活習慣的總體是屬於西方的。然而，我們（拉科西集團）卻想把整個民族的這些東西都扭向東方，因此它註定是徒勞的，早晚要失敗。」

他還指出，拉科西的領導班子，沒有能夠領導匈牙利人民「走上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

「匈牙利人民反對這個逼迫他們的力量（蘇聯模式），反對者不是一個階層，不是舊社會的領導人，而是人民，是整個逐漸覺悟過來的民族」，「面對整個民族的不滿，領導人試圖以更激烈和更不合情理的辦法進行壓制，但招來的卻是更強烈的反抗」。

坦誠說，他是唯一一位對過去的失誤，進行透徹反思的前匈共拉科西集團的核心領導人。

後來，他成為了專門從事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知名學者。直到20世紀90年代，依然活躍在國際學術界。

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便在卡達爾擔任最高領導人後，率先在匈牙利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經濟體制改革，並一度讓國家成為了「消費者的天堂」。

可即便如此，匈牙利人民依然對「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充滿了敵意。其結果就是，匈牙利在1990年通過「和平演進」，徹底改變了社會制度。

4）尾聲

眾所周知，議會民主制度一直在東歐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

早在16—17世紀，波蘭和匈牙利就形成了封建性質的兩院制議會；進入19世紀後半葉，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相繼接納了君主立憲制。

一戰結束後，這些國家均模仿西方議會民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國，並在二戰結束後依然完整地保留著議會民主制。

由此可見，基於文化和歷史的層面，包括匈牙利在內的東歐各國，對社會民主黨的意識形態與「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一直保持著較高的認同感，反倒是與「蘇聯模式」存在著與生俱來的水土不服。

對於我國而言，要始終以史為鑑，在充分總結上述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讓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