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的研究包括諸多方面的研究，在相關的社會生活史、社會風俗史研究領域，都將服飾列入其中。作為中國古代服飾制度研究基礎之夏商服飾制度，是先秦社會生活史、社會風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於充實和豐富先秦時期的社會生活史、民俗史、文化史的研究內容，有助於深入理解先秦時期禮儀制度及其演變過程。

舊石器晚期原始服飾的形成到新石器時代服飾在原料質地、佩飾種類、冠履等方面的變化發展，這些可以表明人類服飾在原始社會已經形成並有了初步發展。而的產生，乃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統治者建立其權威而確立的制度。

一、夏商時期的服飾等級

大約從公元前二十一世紀開始的夏代是中國由氏族社會向奴隸制國家轉變的過渡時期，大約從公元前十六世紀開始的商代是中國奴隸社會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啟是中國奴隸制國家的開創者，自從啟奪取政權，中國開始進入階級社會。到階級社會，服飾開始扮演區分社會不同等級的角色。

在夏商等級制社會，服飾已不可避免被賦以「禮」的內容，為後世相繼形成的一系列貴族服飾制度奠定了基調。首先來看有關夏代服飾的文獻記載。《山海經·海外西經》透露了夏代王室貴族的奢華服飾。《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解釋說：「蓋古者官階不同，車服亦異，賜以車服，所以表示尊貴寵榮。」《荀子·王制》篇說夏代「衣服有制」，但具體規制如何，由於文字與考古資料的匱乏尚無法考證。

再來看商代。《帝誥》言商湯居亳，說湯將冠冕串飾賜予下國之主。《帝王世紀》記載商末王「紂不能服短褐處於茅屋之下，必將衣繡游於九重之台」。這些文獻蘊含著商代服飾等級性的諸種體現，也顯示出商代服飾等級性較之夏代有了進一步發展。

為更深入地說明夏商時期的服飾所體現出的等級性，下面介紹幾則考古發掘資料。1981年發掘的一座出有漆鼓的4號高級權貴墓，墓主頸部佩戴2件精工磨製的綠松石管串飾，胸前有一件鑲嵌綠松石片的精緻銅獸面牌飾，背面還粘附著麻布紋。而另一座漆棺3號小型墓，只在墓主頭部有一件用於束髮的骨笄。

其餘大量的平民墓，則難有飾品出現。1987年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的56座墓葬，絕大多數無飾品，而少數出飾品的墓葬，可見到以下幾類現象，一類飾品為鑲嵌綠松石片的獸面銅牌飾，一類飾品是綠松石串成的項鍊，一類是綠松石與陶珠相間的項鍊，一類是陶珠項鍊，一類是貝殼串飾。

由以上墓葬出土飾品的不同種類和質料來看，夏代由於貴族生前身份地位的不同，隨葬飾品是有所區分的，且出土資料表明平民生前是幾乎很少佩戴飾品的。

另介紹三類具有代表性的墓葬，以體現商代服飾的等級性。首先，以殷墟婦好墓的發掘為例，墓主婦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婦好墓是代表王后一級的墓葬。據著名的考古學家鄭振香先生介紹，當時婦好墓出土的裝飾品為數最多，有420多件，大部分為佩帶玉飾，少部分為鑲嵌玉飾，另有少數為觀賞品。

儘管時代不同，考古文化不同，但用琮、壁進行祭祀當是一脈相承的。玉器之外還有綠松石、孔雀石、綠晶雕琢的藝術品和瑪瑙珠等。據此可見，婦好作為商王武丁的王后，擁有王家的奢華禮遇，隨葬品極其豐厚。其中玉器、裝飾品的數量種類之多，也展現了墓主的高貴身份和商王朝的手工業發展水平。

其次，代表一般貴族的墓葬服飾隨葬品，從下面介紹的墓葬可以有所體現。一個是殷墟西區M222，槨頂和二層台上鋪滿了彩繪畫幔。1959年大司空村發掘的101號墓，出有較粗的麻布花土，白黃色相間，上用黑色線條繪以獸面花紋。

1986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的25號墓，出有玉環、玉璜等裝飾品，且在所出銅戈上發現附有紅黑色相間彩繪織物印痕。這些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般貴族生前的服飾狀況。

最後介紹兩座反映一般平民服飾的墓葬。分別是殷墟苗圃北地，頭頂有黑色織物痕；人架腰部亦有織物痕，又有蛤蜊殼兩個。殷墟一般居址常見的是骨笄、蚌、牙飾品。

以上考古材料直接或間接地顯示出，商代從王室、到一般貴族、到一般平民隨葬服飾的若干差別。揭示了商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超過夏代，助長了王室貴族的奢靡之風，表現在服飾上則是較夏代種類更繁複，區別身份、地位、等級更為明顯而具體。至於夏商時期到底如何在服飾上區分尊卑等級，史籍並無詳細記載和規定。

而從考古發掘資料來看，大多是依靠出土的裝飾品之數量、質料、種類來區分墓主的身份等級，而衣裳實物的出土甚少，具體形制也無從考證，更談不上從衣裳來區分等級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夏商時期的服飾存在等級差別，但各等級的服飾差異何在，尚沒有形成詳盡的規定和具體形制。

二、夏商時期衣服的質料

談到夏商時期衣服的質料，不得不涉及到當時的紡織業生產。夏商時期，紡織業較原始社會有了進一步發展。據夏代曆書《夏小正》載：當時已開始專門從事養蠶，養蠶業的規模也在不斷發展。

養蠶業的發展自然推動了夏代絲織業的演進，有文獻《鹽鐵論·力耕》載夏代王室貴族已大量採用絲織品製做作衣裳，同時也反映出奴隸主貴族的奢華生活。而對於商代的蠶桑業發展，最明顯的體現便是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桑」、「蠶」、「絲」、「帛」等字出現。

除此，墓葬出土的玉飾中有雕琢的形態逼真的玉蠶，如安陽大司空墓中曾出土過一個長3.15厘米，共有7節的白色扁圓長條形的玉蠶。青銅器的花紋中有身捲曲作蠕動狀的蠶紋。

在甲骨文卜辭中也有「蠶事」的記載，祭祀典禮非常隆重，可見植桑、養蠶是商代統治者極為重視的農事活動。這些都足見商代蠶桑業的發達程度。商代王室貴族服飾的質料相當華貴奢侈，都是相當於錦繡一類的絲織品。

但在平民賤者一方，自當別論。《詩·豳風·七月》反映早周農夫猶常常是「無衣無褐」。大概粗麻粗葛織物是當時平民階層的主要衣料所屬。《禮記·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可見下層平民有以秋後變黃的植物草莖編以為服，跟貴族階級一方錦繡絺紵的精工編制服飾，形成截然鮮明的對照。

首先來看以夏代紀年內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兩座貴族墓葬為例，1975年在偃師二里頭遺址一座貴族墓內，出土一件綠松石鑲嵌的圓銅器，正面蒙有至少六層粗細不同的四種布，除最細的一種布未確定性質外，其餘都是麻布。

1981年發掘的一座出有漆鼓的4號高級權貴墓，墓主胸前有一件鑲嵌綠松石片的精緻銅獸面牌飾，背面還粘附著麻布紋。另外，晉南襄汾陶寺遺址，據碳素年代測定數據，上限約當公元前25世紀，下限在公元前20世紀左右，前後延續約500多年，中晚期已進入夏代紀年範圍。其中發現的大、中型墓，隨葬品十分豐厚，墓主骨架有衣裝和飾品遺存。

一座編號為1650號的中型墓，男性墓主仰身直體，平置於厚約1厘米的網狀麻類編織物上，周身裹以平紋織物，上體白色，下體灰色，足部橙黃色，織物外遍撤硃砂，骨架上又覆蓋麻類編織物，反覆摺疊成10～12層，直到棺口蓋板，棺蓋上又覆麻類編織物一層。由考古發掘所見，夏代貴族服飾的衣料，主要有麻布和平紋絲織品。

商代的麻、絲織物在一些考古發掘中並不鮮見。比如：藁城台西村商代遺址中發現了一卷麻布，將其展開時斷裂為13片，麻布屬於平紋組織，其中出土的一件銅觚上有絲織物殘痕。

經專家考證，其出土麻布已與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麻布十分接近，可見商代的麻紡織技術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另外，北京平谷劉家河一座隨葬有鐵刃銅鉞的商代中期墓中，出有平紋麻布，經緯密度分別為每厘米8～20根、6～18根，紗線大都為S拈向，與台西出土麻布相似。

安陽武官村大墓出土的三件銅戈上有織花斜紋絹殘片。長江以南江西新干大洋洲一座晚商大型墓，許多隨葬器物上也留有麻布、絲絹織物痕，布紋疏密不一。

陝西涇陽高家堡晚商貴族墓，出有麻布和絲綢織品。婦好墓出土的絲織品可分六種：一是各種平紋絹類，經線密度每平方厘米20～72根，緯線密度每平方厘米18～30根不一。二是平紋絲類織物，還用硃砂塗染過。三是單經雙緯組織之縑。

四是雙經雙緯之絹綢。五是斜紋組織的由經線顯菱形花紋之文綺。六是紗羅組織的大孔羅，每米大約有1500—2000個拈回，屬於目前所知最早的糾經機織羅。

以上材料足證商代貴族服飾的衣料同夏代一樣仍以麻織物和絲織物為主，但在製作工藝和麻紡織技術上遠逾商代。此外，需要補充的一點是，據殷墟王邑侯家莊第1004號殷王陵南墓道中曾發現的皮甲殘痕，張秉權先生對1936年殷墟第13次發掘的YHI27坑所出龜甲的研究，我們可以認為，商代服飾的衣料除麻、絲織物外，還有皮革和木棉織物。

三、總結

如此看來，上述夏商服飾的各個部分已經顯現出服飾的區分等級的功能，因此可以說，所謂「服以旌禮」、「旌之以衣服」，在夏商時期的服飾中已經有所體現。夏商統治者在確立區分社會等級的服制方面已經初具規模，其為後世服飾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基礎。正如周錫保先生所言「殷商時已有階級等別，但具體服飾上的差異如何，還沒有完全確切的完備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