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所以聘任沈從文，一方面雖然是看在徐志摩的面子上，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有理想的教育家，胡適正試圖突破大學中文系呆滯的教學模式，他希望借沈從文的創作能力為中國公學中文系注入新鮮血液。
1925年9月，沈從文前往松樹胡同七號拜訪徐志摩。此前，沈從文因喜歡徐志摩的散文，通過信。這次見面相談，二人結為好友。同年10月1日，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在當天發表的《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一文中，徐志摩將沈從文與胡適、聞一多、郁達夫等人一起列為約稿作者。
1929年，沈從文雖然已經稱得上一個名作家了，出版了許多作品，但光靠稿費很難維持生活，再加上出版商拖欠，使沈從文一家人常常處於困境。沈從文曾與別人一起辦《紅黑》與《人間》月刊，但不久即因經營不善、資金不足，不得不停刊。沈從文處境艱難，「沒有伙食，一家人並一個久病在床的母親也餓了一餐」。
在當時的環境下，想當「自由撰稿人」或者「職業作家」是不可能的。這一點沈從文非常清楚，他自己就有這樣的文字：「當時還少有人聽說做『職業作家』，即魯迅也得靠做事才能維持生活。記得郁達夫在北大和師大教書，有一月得三十六元薪水，還算是幸運。」他也可以像郁達夫那樣在大學裡教書嗎？這是沈從文從來沒有想過的。在他看來，自己一個小學畢業的學生，怎麼有資格在大學裡教書呢。相反，他多次強烈地希望自己到大學裡當一名學生，好好地進修。
徐志摩卻一直有意為沈從文在大學裡謀個教職，以解決沈的生活問題。在徐志摩眼中，沈從文有能力當好一名大學老師。這次，徐志摩見到自己的朋友又陷入生活的困境當中，馬上向上海吳淞中國公學的校長胡適寫信，力薦沈從文到大學當老師。接著，沈從 文本人也寫信給胡適，表明自己的意願：適之先生：昨為從文謀教書事，思之數日，果於學校方面不至於弄笑話，從文可試一學期。從文其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為空虛無物，恐學生失望，先生亦難為情耳。從文意，在功課方面恐將來或只能給學生以趣味，不能給學生以多少知識，故範圍較窄錢也不妨少點，且任何時學校感到從文無用時，不要從文也不甚要緊。可教的大致為改卷子與新興文學各方面之考察，及個人對各作家之感想，關於各教學方法，若能得先生為示一二，實為幸事。事情在學校方面無問題以後，從文想即過吳凇租屋，因此間住於家母病人極不宜，且貴，眼前兩月即感束手也。
專上敬頌教安。
沈從文走上當時的社會，大學生雖然還少，但從沈從文剛來北京時他親戚所說的話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當時大學生們的處境。他的親戚這樣說：「?，讀書。你有什麼理想，怎麼讀書？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萬大學生，畢業後無事可做，愁眉苦臉不知何以為計。」到大學教書，是許多大學畢業生所可望而不可及的。
想到大學當教師，顯然有許多資格門檻卡著沈從文。光是小學畢業這一條，就夠沈從文受了。
不過，按照當時教育部頒發的《大學教師資格條例》規定：「凡於學術有特別研究而無學位者，經大學之評議會議決，可充大學助教或講師。」這使沈從文有一線希望。這年8月，中國公學校長兼文學院院長的胡適破格延聘沈從文為國文系講師。胡適之所以聘任沈從文，一方面雖然是看在徐志摩的面子上，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有理想的教育家，胡適正試圖突破大學中文系呆滯的教學模式，他希望借沈從文的創作能力為中國公學中文系注入新鮮血液。這種思路可以從胡適後來在1934年2月14日的一篇日記中得到反映：偶檢北歸路上所記紙片，有中公學生丘良任談的中公學生近年常作文藝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紋），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輝英、何嘉、鍾靈（番草）、孫佳汛、劉宇等。此風氣皆是陸侃如、馮沅君、沈從文、白薇諸人所開。
北大國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見侃如夫婦皆不看重學生試作文藝，始覺此風氣之偏。從文在中公最受學生愛戴，久而不衰。
大學之中國文學系當兼顧到三方面：歷史的；欣賞與批評的；創作的。沈從文被中國公學聘為講師，主要課程是主講大學一年級的「新文學研究」和「小說習作」。後來，沈從文在課堂上說：「適之先生的最大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
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裡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的確，雖有教育部的特別規定，雖有胡適在教育界的地位，但無論如何，讓沈從文當大學老師，是一種特別大膽的嘗試，而事後的實踐證明，沈從文沒有辜負胡適的嘗試，在大學教學中作出了許多突破，培養了許多人才。
對於沈從文個人而言，進大學教書顯然不只是解決了生計問題，影響更深遠的是他進入了知識分子的圈子，拓寬了各種新題材的嘗試，對國家對社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49年，沈從文就任北京大學教授時回顧往事，稱：
「二十五年前我來這個大城中想讀點書，結果用文字寫成的好書，我讀得並不多，所閱覽的依舊是那本用人事寫成的大書。現在又派到我來教書了。
說真話，若書本只限於用文字寫成的一種，我的職業實近於對尊嚴學術的嘲諷。因國家人才即再缺少，也不宜於讓一個不學之人，用文字以外寫成的書來胡說八道。然而到這裡來我倒並不為褻瀆學術而難受。
因為第一次送我到學校去的，就是北大主持者胡適之先生。
民十八年左右，他在中國公學作校長時，就給了我這種難得的機會。這個大膽的嘗試，也可說是適之先生嘗試的第二集，因為不特影響到我此後的工作，更重要的還是影響我對工作的態度，以及這個態度推廣到國內相熟或陌生師友同道方面去時，慢慢所引起的作用。
這個作用便是『自由主義』在文學運動中的健康發展，及其成就。」